文｜Kim Ghattas

譯｜苑默文

 

　　一九八二年在美國印第安納州立大學六年的賈邁勒．哈紹吉結束留學生涯回到吉達時，他發現自己的國家變了。這位身材高大的年輕人長著一張和善快活的圓臉，老家在麥地那。他從高中開始虔誠信教，閱讀在埃及印刷的關於伊斯蘭的雜誌。當伊朗人把何梅尼的錄音帶偷運到他們的國家時，賈邁勒則是花兩、三沙烏地里亞爾就能在吉達的商店裡買到埃及傳教士語氣激昂的錄音帶。

 

　　他是一位理想主義者，身處在一個沒有公民社會和公民政治的國家，他覺得自己就像是個少數派。對於年輕人來說，按時去清真寺禮拜是很少見的，在吉達這樣的城市尤其如此。星期五的聚禮是那種爸爸要強拉著自己小孩去的場合。但是當他結婚有了小孩並回國後，賈邁勒發現這裡的清真寺不僅變多，而且都更擁擠了。在公共場所嚴格推行的男女隔離已經開始進入私人家宅內，在家人之間出現。在他離家去美國時，在餐桌上，沒有人會對坐在表姊、表妹或者姑姑旁邊有一點猶豫，女性不戴頭巾。到他回國時，大型的家族聚會是男女隔開的。

 

　　在每個家中，以前至少會有一個人在傳播關於 sahwa──伊斯蘭復興──的理念。一九八一年時，哈立德國王還讚揚 sahwa 是對落在穆斯林國家頭上的文化、經濟、軍事入侵的回應。「受讚美的復興」，王室成員這樣說道，是前方的道路，而且穆斯林國家的問題只能靠伊斯蘭的解決方案來解決。他開始和穆斯林兄弟會的成員混在一起。他不再聽音樂了。但是他捨不得毀掉他的那些舊唱片，所以他把它們都送人了。

 

　　如果說沙烏地阿拉伯文化上的改變是一種進展停滯的話，那麼對伊朗而言就像遭到鞭刑，是數十年的社會、政治和文化進展被暴力和戲劇性地破壞。在整個一九七九年，法令一個接著一個發布。何梅尼禁止了廣播和電視裡的音樂，稱其「無異於鴉片」。伊朗最受人喜愛的流行歌手古谷詩（Googoosh）引退家中。那些賣唱片的被告知要徹底轉行。酒類遭禁。革命衛隊從洲際飯店的地下酒窖中拖出許多古董香檳、高級歐洲紅酒和二十五萬罐進口啤酒，將價值超過一百萬美元的違禁飲料倒進飯店員工入口旁的下水道裡。男女混用的游泳池也被禁止了。一九八○年夏天，伊朗人目擊了現代人記憶中的第一次石刑處決：兩名被控賣淫的女性和兩名被控同性戀和通姦的男子遭處決。其他的罪犯受了鞭刑或是槍決。伊朗沒有像沙烏地阿拉伯那樣的絞刑，但是就像沙烏地那樣，現在伊朗有了自己的道德警察：Gasht-e Ershad，或稱指導巡邏隊。他們騷擾那些不遵守規範遮蓋頭髮的女性，因為在何梅尼的新伊朗，不戴頭巾的女性是有罪的。

 

　　一九七九年三月六日，何梅尼宣布在政府機關工作的女性必須佩戴頭巾；「赤裸的女人」不能在伊斯蘭政府部門工作。兩天後的國際婦女節，成千上萬的女性自發走上德黑蘭的街頭舉行示威，高喊著：「在自由的黎明，自由缺席了。」有一些女性沒戴頭巾，有些戴了，有些則穿著查朵爾（chador），這種全身罩袍是只有最虔誠和最保守的女性才會穿的服飾。街頭上還有男人，有一些男人在女性受到攻擊時在她們周圍形成一道防護線。來自世界各地的女性主義者蜂擁而至，其中包括美國的活動家，《性政治》（Sexual Politics）的作者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很快就有多達十萬名女性走上街頭。在示威的六天以來，她們抗議對她們自由的侵犯。在革命之後，女性很罕見（如果曾發生過的話）能如此迅速又自發地組織起來。但是伊朗的女性已經在國王統治下獲得許多權利，包括投票權、競選公職的權利（一九六三年）以及想怎麼穿戴就怎麼穿戴的權利。為了實現現代化，國王的父親（第一巴勒維統治者）曾在一九三五年短暫地試圖完全禁止頭巾，但是這迫使保守的家庭成員為了保持端莊而讓女子留在家中。此舉很快就被撤銷了。伊朗的女性想要的是選擇：不管是戴還是不戴。

 

　　性好漁色的革命者胡特布扎德被安排負責伊斯蘭革命國立廣播電臺，並監督國營媒體。這位西化的花花公子為這場革命奮鬥了很久，他無法忍受有人對這場勝利提出任何反對的想法。但是不管怎麼樣，他認為頭巾永遠不會成為強制性的。關鍵是要表現出團結並削弱抗議的基礎：在媒體上，她們被描述成了為保皇派工作的人。有些女人對於這樣的扭曲感到怒不可遏，她們在一天傍晚攻擊正在車中要下班回家的胡特布扎德。與此同時，更多運動開始懷疑她們是否真的被國王支持者利用成為破壞革命的工具。她們只是想要這場運動能夠兌現它對自由和公正的承諾。但她們反而發現自己被戴上了黑色罩布。隨著她們的意圖遭到誤解和質疑，面對街頭愈來愈多的暴力，抗議行動逐漸平息。女性退回家中。

 

　　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傅柯仍然撰文讚揚這場革命，而其他人，例如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因震驚而退縮，並為伊朗女性送上支持的訊息。儘管傅柯將伊斯蘭視為可以改變地區和全球平衡的「火藥桶」，他仍然發現在這場革命中有他在西方所懷念的精神性。對他來說，面紗只是一個細節，一種不方便的事物。反帝國主義的誘惑對那些不必在壓迫性統治下做出任何生活所需的艱難選擇的人來說，可能是盲目的。傅柯永遠不會收回他對何梅尼的支持，也不會承認他為個人和智識自由造成的破壞。

 

　　一九八○年夏天，全國所有的大學都被關閉。伊朗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推行著，將由以此為名的機構完成任務，它才剛被賦予按照伊斯蘭和新的國家意識形態對課程進行全面改革的責任。長達三年時間，伊朗沒有開課，全體學生和教授都遭到清洗。大學校園一直是反國王的行動溫床，但意識形態隨後出現了各種顏色和各種可能的組合：世俗左派、現代主義伊斯蘭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左派伊斯蘭主義者。現在只有一種立場、一種敘事得到允許。七百名具資格的學者丟掉工作，國家切斷在海外領取國家獎學金的十萬名學生的金援。科學研究沒有受到改動，但是人文學科則被徹底改革，編寫出《伊斯蘭心理學》和《伊斯蘭社會學》的教科書，必須要在書中和人民思想中徹底清理掉外國影響。

 

　　肅清到處可見，這是一場將持續十年的恐怖統治。最早的一批受難者就是保皇黨人、前朝官員、軍隊和情報部門的官員；隨後是共產分子、左翼人士……所有的事情都成了罪名，根深蒂固的偏執和黑暗到來，席捲全國。與何梅尼夢想中的新伊斯蘭共和國相比，之前 SAVAK 的殘暴已經相形見絀。國王為了監禁三百名囚犯而在德黑蘭建造的艾文監獄（Evin Prison）到了一九八三年時已經擠進一萬五千人。「在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五年間，超過七千九百名伊朗政治犯被處決，這至少是（國王統治下的）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九年間處決人數的七十九倍。」一九八八年時，在國家墮落的大爆發期間，至少有三千名政治犯在五個月內遭處決。一些報告聲稱這個數字要高得多，高達三萬人。大規模的處決需要每半小時就用鏟車來運送囚犯，用吊車來執行。

 

　　在裏海附近的一個貧窮村莊中，沒有反對面紗的抗議，也沒有外來的影響需要清除。這裡甚至連一所高中都沒有。村裡的女性本就戴頭巾，但她們的是五顏六色的絲巾，在下巴處打一個結，就像是葛麗絲．凱莉（Grace Kelly）的時尚打扮一樣，露出幾縷秀髮。她們穿寬鬆的褲子，外面套一件長衫，在貧苦中勞作，相信革命會帶來更好、更繁榮的日子。在瑪希赫．阿琳娜嘉德家，男人加入新成立的志願準軍事部隊巴斯基（Basij），以確保村子裡的安全和道德：他們毀掉唱片和酒瓶。家裡最年輕的孩子瑪希赫從小就用面紗緊緊地包住頭髮，一絲頭髮都不露出來。她甚至戴著面紗睡覺。她在學校裡一次又一次聽到，如果她摘下面紗就會下地獄。總有一天，她將會選擇地獄，但是在現在，在她的村子裡，她是以較小的方式反抗，問為什麼她哥哥能在河裡游泳而她不可以，為什麼他能騎腳踏車而她不可以。這一切都是為了一個更崇高的目的，一個她的父母相信的目的：革命。

 

　　但革命正在吞噬自己的孩子。在譴責將「法學家監護」的概念寫入憲法的做法以後，塔勒加尼已經在神祕的情況下死去。沙里亞特馬達里會在一九八六年於軟禁中離世。胡特布扎德被指控陰謀推翻伊斯蘭共和國，並在一九八二年的九月遭到槍斃。巴尼薩德爾當了一年半的總統，但是始終無法有實權統治，也無法和教士的無情鐵腕相比。他很快就失去曾經被視為一個父親形象的青睞。何梅尼力推彈劾他，巴尼薩德爾於一九八一年六月轉入地下並逃出監獄，隨後偷偷離開伊朗。在人質危機中辭職的伊朗解放運動組織創始人巴札爾甘和在納傑夫時與何梅尼關係緊密的博士畢業生亞茲迪成為嚴厲的批評者，但是他們都活了下來，並一直生活在伊朗。那位創作言詞灼熱的詩句來反對國王的詩人禮薩．巴拉赫尼在何梅尼回國後也緊跟著回國。在革命的前幾個月中，他在街頭反對那些阻礙新伊朗誕生的人——不是用他的筆，而是用槍。他也會被關進監獄，遭受折磨，然後被迫流亡。曾經幫助建立革命衛隊的信徒穆欣，也會觸犯到神職人員的底線而身陷囹圄，受到殘酷的酷刑。終有一日，他將會回到美國，驚慌地反思自己所促成的事情。

 

　　但是第一個為對自由抱有希望的人發起行動而付出代價的是穆薩．薩德爾。他的失蹤，對於那些親近何梅尼的人來說並不是謎團，也許甚至對何梅尼本人來說也不是一個謎（儘管沒有關於此事的紀錄）。在一九七八年八月那個命運攸關的日子停留在的黎波里後，伊瑪目薩德爾本來應該要繼續趕路，前往西德跟國王的特使展開祕密會面。根據報導，有人計畫將他帶到德黑蘭，領導一個反對何梅尼的溫和宗教集團，甚至是在國王政府裡擔任總理，幫忙拯救君主制度。

 

　　當伊瑪目失蹤的消息傳出後，國王深感痛心。我們不知道計畫裡祕密會面的風聲是否走漏到何梅尼身邊的人耳中。不管是什麼情況，顯然伊瑪目薩德爾對這位阿亞圖拉的計畫是個威脅。薩德爾是唯一一位在精神高度和魅力方面能夠與這位流亡的阿亞圖拉相抗衡的教士。他在庫姆很受愛戴而且知名，跟那些懼怕何梅尼的關鍵教士保持著緊密聯繫，裡面包括塔勒加尼和沙里亞特馬達里。最重要的是，薩德爾有從政經驗：他曾在世俗世界中生活和工作，而不是只待在宗教神學院的封閉環境裡。

 

　　何梅尼的親密盟友、強硬派的阿亞圖拉貝赫什提，原本應該在的黎波里和薩德爾見面，但是他卻打電話給格達費，要求他扣住薩德爾——對國王的勝利就在眼前，何梅尼的追隨者不可能允許有任何人破壞他們前往德黑蘭的道路。據說，薩德爾和他的兩個同伴在利比亞被拘留了幾個月，到了何梅尼和貝赫什提在一九七九年夏天忙著起草伊朗的新伊斯蘭憲法時，他們不想要讓他再現身。這個訊息要等好多年才會從巴勒斯坦的消息來源和美國的情報文件中浮現出來；報告中不僅牽扯到貝赫什提，而且也牽扯到阿拉法特，據說他亦參與了失蹤事件，樂於幫助消滅這個膽敢把黎巴嫩什葉派排在巴勒斯坦人之前的人。

 

　　誰能知道如果伊瑪目薩德爾能回到德黑蘭，與其他的溫和教士集結起力量的話，伊朗革命會如何發展？國王會繼續在位嗎？如果薩德爾在國王離開後回到伊朗，他會在何梅尼的無情運動中倖存下來嗎？何梅尼在他創立出來的法學家監護理念中成為最高領袖，沒有任何先例可循。這個過程需要警惕、狡猾與不斷地周旋，以及他人的軟弱或天真的忠誠來完成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就是在流血、殘酷和黑暗中誕生的。

 

（本文為《黑潮：從關鍵的一九七九年，剖析中東文化、宗教、集體記憶的四十年難解對立》部分書摘）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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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資訊

書名：《黑潮：從關鍵的一九七九年，剖析中東文化、宗教、集體記憶的四十年難解對立》 Black Wave: Saudi Arabia, Iran, and the Forty-Year Rivalry That Unraveled Culture, Religion, and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Middle East

作者：Kim Ghattas

出版：時報出版

日期：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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