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Raymond Tallis

 

　　大腦，作為物質的一部分，必須是不受人約束的。這不僅在定義上正確，而且在其他特定意義上也正確。人（或自我）還有無法從神經科學角度解釋的額外特質：多重性的統一。在任何時刻我們意識到大量的經歷：感覺、感知、記憶、思想、情緒，我們對它們是共同的意識（同時意識到每一個），因此它們是被整合的統一整體。此外，共同意識包括我們目前無法看到或觸及的事物的意識，例如缺少的過去意識、缺少的其他部分意識、可能的未來意識。

 

　　從神經科學角度很難看出如何實現這樣的整合，因為神經生理學將這些體驗分配給大腦的不同區域，意識的各方面被認為是有秩序地分開：知覺的路徑與情緒的路徑分開、情緒的路徑和記憶的路徑分開、動機的路徑是分開的，判斷的路徑也是分開的。在視覺、聽覺、嗅覺等知覺中，各種感官都有不同的路徑與目的地：在視覺感知方面，大腦的不同區域被認為負責接收所見物體的顏色、形狀、距離、種類、目的與情感意義。然而，當我們看見自己放在桌上的紅色帽子被壓扁時，我們感到生氣；當我們聽見討人厭的笑聲時，我們可以認出笑聲是誰發出而感到煩躁；我們看見預訂的計程車抵達時，我們可以預測自己不會錯過下一班火車。當所有一切的意識同時發生時，許多原本被分開的東西必定會設法整合，但大腦中並沒有這樣的整合模型。這被稱之為「綁定」問題。

 

　　關於「整合」神經生理學的標準解釋是，匯聚的神經通路似乎提供一個把所有事物聚集的方式。然而，它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如果意識時刻的所有組成部分聚集在同一個地點，如果活動都聚集在一起，它們就失去了各自的特性，而不同的要素也消失在無意義的混亂之中。神經科學面臨的挑戰是意識時刻的統一性與多重性：那些聚集的也必須分開，因為意識是保有多重性的統一整體。

 

　　神經哲學家試圖解決這道難題，他們認為雖然經驗的組成部分位在大腦各自的位置，但發生在不同位置的活動是彼此連結的，結合機制可能是有規律的大型神經活動，或者是超越單個神經元邊界的突發性物理力量。這種想像意識統一性的方式假設，大腦在毫無理由的情況下將大部分區域的相關活動轉換，或者更精準地說，大腦把自己從客觀事實轉換成主觀的整體。這樣它才能傳遞世界上一部分事物的統一性，同時還保留事物的獨立性。

 

　　主觀性的另一個明顯特徵是時間深度，人類主體意識到過去（自己以及群體和文化共同的過去）與未來（自己與共同的未來）。關於記憶有許多神經哲學解釋，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以哲學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略帶輕蔑的話來說，他們將記憶視為「大腦的儲藏」，作為一種影響大腦、透過反應性改變來表達的「儲存物」。許多神經生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認為，這個理論已經在類人猿與果蠅等完全不同的生物身上的記憶研究得到證實，例如哥倫比亞大學神經學家埃里克‧坎德爾（Eric Kandel）在2000年獲得諾貝爾獎的海蛞蝓研究。

 

　　但事實是，坎德爾並沒有研究任何真正被稱為記憶的東西，透過電擊訓練反應得到的反應性改變本質上只是條件反射。就像我們都知道，海蛞蝓沒有對事實的語義記憶（對事實的記憶只是概念性的）、對事件沒有外顯的情景記憶（事件記憶位於過去）、沒有自傳式記憶（知道事件記憶發生在自己的過去），它甚至對過去或時間沒有明確的概念，更別說集體的過去或共同的歷史。我們不會認真想像一個年老的海蛞蝓，耗盡它僅有的兩萬個神經元積極嘗試回憶過去，也無法想像它會懷念自已的青春，堅信以後還有更精彩的生活。

 

 

　　當然，神經哲學家對「海蛞蝓或任何動物不具備我們所擁有的記憶」的反對意見置之不理，他們認為兩者只是神經系統複雜程度差別的問題，與海蛞蝓身上觀察到的條件反射相比，外顯記憶涉及更複雜的回路與更多的中間連結。這個謬論是如何被接受的呢？跟許多科學家一樣，坎德爾似乎把所有的記憶都同化為習慣記憶，而習慣記憶又轉換為行為改變，或生物體的反應性改變。反應性改變與生物體裡易興奮組織的屬性變化有關，這可以用生物物理學、生物化學或神經化學來理解，這種化學變化也能在培養皿中看到。但塔利斯指出，這些變化與人們經歷與珍視的記憶無關，而與忽視記憶的本質有關。

 

　　這是因為習慣記憶是內隱的，而人類記憶是外顯的：前一種「記憶」僅是行為改變，而後者是人們所意識到的一種記憶。反對者必須解決這個事實：動物界存在這兩種記憶類型，而且這兩種記憶類型在人類身上同時存在。我們不僅擁有獨特的外顯記憶，而且還有跟坎德爾研究的海蛞蝓同樣的內隱記憶。此外，我們對同一件事可以同時擁有這兩種類型的記憶：例如冬天用手碰門把被靜電電到後，我們會本能地退縮不再觸碰，然後停下來記住這次事件。下一次，我們會用腳把門關上，這個動作在重複幾次後就會變成本能的內隱記憶，直到再次停止回憶導致習慣的事件的外顯記憶。神經生理學的解釋未能解決或說明這些區別。

 

　　為了釐清「記憶的神經生理學」背後的謬誤根源，我們需要提醒自己，神經系統是一個實物，而且實物與其當前狀態相同，例如破掉的杯子就是破掉的杯子，它本身並非先前狀態（杯子曾經完整）的記錄，除非有外部觀察者曾經看過杯子完好無損的狀態並回想起來，這樣他才能比較杯子過去與現在的狀態。破掉的杯子具有一種反應性改變，但這種反應性改變既不是先前狀態的記憶，也不是導致反應性改變的事件記憶，換句話說，它就是已經被打破了。

 

　　同樣地，雖然海蛞蝓的改變狀態可以說是發生在它身上的事情的「記錄」，但它只是外部意識的記錄，外部意識觀察它的過去與現在的狀態，並意識到這兩種狀態。確實，必須有一個有意識的觀察者，才能把破掉杯子的當前狀態看作被打破的「記錄」或「記憶」，也必須有一個意識將杯子的某一特定物質視為與周圍環境不同的單獨客體，具有自己獨特的因果歷史，而所有歷史中有一個特殊事件是杯子被打破的「記錄」。

 

　　這說明了經驗事件的影響如何只對觀察者產生，但大腦作為一個實物，它不可能當自己的觀察者來比較過去和現在的狀態。更準確地說，大腦某部分的當前狀態不能通過時間上的意向性來觸及或提及那些外顯事件，而這些事件改變了大腦的先前狀態。這就是記憶的作用，記憶比對當前事件的知覺具有更神秘的逆因果性：記憶可以追溯到先前的經驗，而根據正統神經科學的觀點，這些經驗通過知覺延伸到導致經驗的事件。更重要的是，就像在視覺中我看到的客體是與我自身分離的，在記憶中我所見的客體與現在不同，也不同於這裡的整體——即有缺少的。外顯記憶從過去定位意向對象，借用哲學家羅傑‧斯克魯頓（Roger Scruton）的話：記憶具有雙重意向性。

 

 

　　最近發表在《科學》期刊的一篇論文說明了神經科學主義在處理這個問題的失敗，研究作者發現，當一個人觀看電視場景，與他們被要求記住這些場景時，是相同的神經元活動。他們得出的結論是，記憶只是被記憶的事件引起的神經活動的再現。但由於無法區別，因此留下了無法解釋的問題：一個人是如何把一段記憶視為記憶來體驗，而不是視為一種存在的事物來體驗（或者當成一種存在的幻覺）。

 

　　關於記憶的假設，神經科學的解釋無法處理知覺與記憶之間的區別，而且因為在物質世界中記憶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因此，意識的「現在」需要將事件定位在一個點或過去、現在和未來中的其中一個點上，為有意識的主體提供參照點，這也是為什麼愛因斯坦會說：「像我們這些信仰物理的人都知道：過去、現在、未來的差異僅止是一種堅固持久的幻覺。」

 

　　神經科學在唯物主義的掩護下，從其他地方借用了意識，將它們偷換到他們對大腦活動預先假設的描述裡。這種策略被塔利斯稱之為「換名思維」的說話方式推動：在這種模式下，精神特質被歸因於大腦或大腦的某些部分（通常是非常小的部分，甚至是單一神經元），這些部分被認為與「信號傳遞」有關，通常是非常複雜的行為，例如「獎勵」、「資訊傳遞」等等。這種謬論可以說是許多神經科學語言的原罪，而且它讓大腦與心智之間的隔閡輕易地被侵入。

 

　　這種謬論反過來又被日常生活無處不在的其他語言所掩護。我們習慣談論機器（尤其是電腦）做出「檢測」、「發送信號」、「記錄」、「記憶」、「警告」等指令，當我們把這些對話應用到大腦時，幾乎很難注意到錯誤。它以「信號」、「資訊」和「訊息」等說話方式更深入地掩蓋，彷彿所有神經系統要做的就是存取和傳輸這些信號、資訊和訊息。藉由對語言的誤用，物質變成了意識，或者物質世界的能量開始產生自我意識，似乎所有的物質至少一部分是有意識的。單向而言，意識是虛無的；另一方面，它存在於一切事物之中。認識到神經科學主義自然地將兩種完全對立的思維模式分開，但同時又依賴於這兩種思維模式時，這直指了神經科學主義內在的荒謬與矛盾的核心。

 

 

　　我們現在更清楚地知道大腦與意識之間的巨大差異（實際上就是人與大腦之間的差異），但這個鴻溝似乎被話術所跨越：如果大腦可以被人格化，那人就可以被「大腦化」。但我們已經知道鴻溝不可逾越的原因，因此從大腦角度來解釋意識的失敗，提出了兩個最直接的問題：

 

　　第一個也是最明顯的問題：如果大腦不是意識的基礎，為什麼它與意識的關聯這麼緊密？即使是反對把人類簡化為大腦的人，也必須解釋為什麼在世界上所有的實物中，只有大腦與我們作為人的生活如此相關。我們也無法忽視神經科學在理解與治療損害自願行為、意識和情緒等疾病方面取得的進展——這是很多臨床神經科學家的重心。如果意識、心智、意志跟大腦活動沒有深層的連結，那我們該如何看待神經科學在處理疾病方面取得的進展呢？

 

　　第二個問題是，在證明試圖藉由單獨研究大腦來理解人類的困難性後，我們是否應該放棄將大腦作為研究人類意識起點的概念。然而，這個問題又把我們帶回了第一個問題，如果我們說「不會從這裡起步」，那我們該如何處理神經科學的事實呢？在形上學、認識論和其他否定大腦核心地位的心智理論中，大腦的位置又在哪裡？我們該如何理解神經科學所說的東西呢？我們如何處理我們既是演化的生物體，又是人類的事實呢？

 

　　之所以提出這些問題，是因為這裡列舉的情況必然是消極負面的。但塔利斯指出，他的目的在於清除顯而易見的錯誤，讓科學家能夠開始進行真正的研究，找尋對於人類本性和心智在自然界所處位置的積極描述，甚至是找出大自然的本質。塔利斯說：「我們需要重新開始思考我們的混合狀態：作為受物理定律支配的物質，作為受生物定律支配的生物體，作為對自身有複雜感覺的個體，作為敘述與主導人生的自己，作為有能力思考這些思想的人類。」

 

本文上接：神經科學不能告訴我們的那個自己

 

原文出處：The New Atlant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