КИНО樂團以及俄國搖滾樂的興起

　　蘇聯在進入布里茲涅夫時代後，整體氣氛與赫魯雪夫時代有很大的不同，將前任的政策做了調整，整體來說改革的步調放慢了，經濟發展也趨於停滯，保守氣息濃厚，雖然仍維持和平共存的基調，但與美國爭取霸權的態勢已甚囂塵上。儘管布里茲涅夫時期也有進行經濟體制的改革，但人民的心理狀態和經濟理論積累已久，官僚體制僵化，各級幹部老化嚴重、機構臃腫，權力日益集中於布里茲涅夫一人手上，難以有實質的進展；而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正在進行技術革命，蘇聯卻仍將增加重工業產量作為超越西方的戰略目標，因此兩方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結果。

 

　　在布里茲涅夫時代晚期，開始出現自彈自唱的表演方式，這與過去舞台上燈光美氣氛佳、歌手挨著麥克風演唱的感覺很不一樣，自彈自唱讓人們開始把自己的想法放進音樂之中，也顯得較為隨興，這是蘇聯搖滾樂即將開始蓬勃發展的前奏，與КИНО同時期的搖滾樂團很多，但影響卻是它最大，而主唱維克多‧崔突然意外身亡也讓這個傳奇歌手的人生顯得更為悲壯。蘇聯的搖滾樂受披頭四等西歐樂團影響很深，透過盜版走私或是廣播等可能的方式傳入蘇聯，深深影響了當時代的年輕人。

 

　　1970年代末期蘇聯進軍阿富汗，本來預期三個月就能結束戰爭，殊不知卻陷入苦戰，甚至拖垮蘇聯經濟，成為解體的主因之一。КИНО有許多歌曲都有著濃濃的反戰思想，〈血型〉一曲就在描寫士兵的衣服上都繡著自己的血型，在多麼危險的地方才需要如此呢？在布拉格之春後，為了擺脫侵略捷克引發的外交困境，蘇聯提出了「歐洲緩和」，與西方國家的關係的確有實質進展，但進軍阿富汗，卻又是對蘇聯形象的一大打擊。

 

　　戈巴契夫上任後致力於解決蘇聯長期以來的弊端，加速經濟發展，書禁、報禁等也全面開放，書樂影等各種藝術表現百花齊放，КИНО更是搭上了這波改革狂潮，而改革帶來的反撲顯然比戈巴契夫當初預想的還要大，潛藏在民間的力量一次勃發，直接促成了蘇聯的崩解。對於中老年的俄國人來說，戈巴契夫是個罪人，一位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卻不受國民的喜愛，史達林與普丁等狂人似乎才是雪國人心之所嚮。

 

 

　　《夏》的冰冷票房

　　本片在俄羅斯的票房不佳，即便帶著坎城最佳原聲帶大獎光環，《夏》在俄羅斯卻僅獲得150萬美元的票房，32萬人觀看（加上獨立國協數據），有分析認為票房慘烈主要有三個原因，首先本片的廣告多投放在網路或廣播，較少電視廣告，電視則多是諷刺導演被捕的報導，讓觀眾對這部電影的印象不佳，而本片海報是搖滾風格，但多數觀眾喜歡浪漫風格，再者謠言指出崔和麥克在電影中是同性戀（俄羅斯社會對同性戀不友善），有人認為這是在影射導演的性向。最後，2018年夏天俄國主辦世界盃，多數人們對比賽更狂熱，有可能減少到電影院的次數。

 

　　蘇聯於文化冷戰中的劣勢

　　在《夏》中有一幕是旁人斥責他們「唱敵人的歌」，這也顯現了蘇聯在傳播文化方面完全地敗給西方世界。在冷戰的背景下，未能使世界文化蘇聯化是一種失敗，美國文化成了世界普遍的大眾文化。多數人應該都同意好萊塢電影比其他國家的電影更易入口，不只是因為其電影工業的發展使得人們有更好的技術與更多的資金投入讓一部電影更好看，更是因為美國文化幾乎滲透了半個地球。而蘇聯當局雖將電影定義為「大眾藝術」，卻又認為藝術的目標是要提升每個人的涵養，間接地劃分了菁英與大眾。

 

　　在布拉格之春後，意識型態的控制逐漸增強，在布里茲涅夫時代直接被禁演（官方用詞是擱置）的電影數量來到史上最高；進口電影方面，1960、1970年代蘇聯大量引進印度、中東以及拉美的電影，因為這些都不是與歐美同一陣線的國家，他們的價值觀也較為蘇聯當局所接受。蘇聯經常會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易電影，而非按比例或版稅支付；蘇聯對美國電影雖然會限制進口數量與拷貝數量，但無法影響到觀影人數，觀眾對於資本主義世界的電影依舊非常願意買單，蘇聯官方將大眾文化的電影視為戰利品，將其貶低為從戰敗國加搜刮來的貨品，其本質是對創作者所能帶來的啟發及其潛能的顧慮。

 

　　1960年代後蘇聯本土電影票房每況愈下，幾乎沒有電影能夠達到收支平衡的狀況，直到耶爾馬什（Филипп Тимофеевич Ермаш）擔任國家攝影管理委員會主席後情況才有改善，他支持類型片及娛樂導向的電影，最著名的成功就是《莫斯科不相信眼淚》，同一時期一些小電影院或俱樂部也開始放映西方口中的「實驗片」。

 

　　即便耶爾馬什為蘇聯電影界帶來新氣象，其娛樂導向卻被批評，反對者認為這是對蘇聯電影藝術概念和藝術家社會地位的攻擊，如此觀念上的差別註定了蘇聯電影的侷限性。在國外，蘇聯電影亦敗給了美國電影，即便在第三世界都是美國取得壓倒性的優勢，蘇聯在技術上大大地落後美國，彩色和寬頻畫面等革新落後了好幾年，膠片保存也不完善，或是錯過影展報名期限等等。蘇聯電影整體來說並非不好，而是相對於以霸權自居的蘇聯而言不夠好，它反對大眾文化，卻又希望成為大眾文化的出口國，如此矛盾的心理讓它不論在國內或國外都跌了跤。

 

 

　　必須被審查的表演方式

　　在蘇聯時期，各種職業都要加入公會否則就無法執業，在《殘影》中波蘭藝術家史特斯明史奇就因為沒有加入公會無法繼續作畫而陷入困境，公會本身就是政府控制人民的工具。在帝俄時期早已定調了「藝術需為政治服務」，1950年代晚起興起的日丹諾夫主義更是將藝術牢牢禁錮，寫實主義才是唯一的藝術表現，畢卡索的畫作被視為墮落心智的東西，不論文學、畫作、樂曲等等都應該歌頌共產主義，並表現無產階級的團結，在《夏》中，個個樂團要加入俱樂部，並用那些根本不存在於歌曲中的思想說服審核官員，這是戈巴契夫推行改革之前，蘇聯藝術界的基調。以本片的主題搖滾樂來說，蘇聯政府認為搖滾就是靡靡之音，殘害人民的玩意兒，但事實上是搖滾本身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這對政權來說是非常危險的。

 

　　俄國如何、為什麼禁片

　　俄羅斯文化部對於電影的主要管制方式有三，第一是依照年齡的分級制度，第二限制放映模式，例如只能發行DVD在市場上流通，最嚴厲的則是無法以任何形式放映，此外，各州、共和國等也有自己的文化部，因此即使文化部已核發許可證，各地區仍可自行決定該片能否上映。現今的俄國電影被外國片商買下版權在各國放映時，常會以「禁片」或者遇到多少反對聲浪作為宣傳重點，久而久之反倒讓人們以為禁片完全是俄國政府的「功勞」。

 

　　俄羅斯社會雖較蘇聯時期開放，但對於藝術的干涉仍多，國會成員當然是主要反對來源之一，目前俄國國家杜馬呈現「三小一大」的狀況，統一俄羅斯黨占了過半的席次，其次為俄羅斯共產黨、俄羅斯自由民主黨、及公正俄羅斯黨，除了俄共之外，其他三個政黨都是屬於右派，而俄共則是在經濟民生議題上與其他三個政黨持相反的意見，但它卻堅守國家民族主義的立場，嚴格來說它也被分類在政治光譜的右邊，俄國實際上就是個右翼國家。俄國文化部於2018年1月撤銷了喜劇《史達林死了沒》的許可證，在做這個決議之前就有許多藝文界的人士站出來反對這部電影，而在內部觀看後，他們認為這部電影不具歷史價值，而且散播極端主義而禁止。八月在台灣上映的《絕世名伶》也同樣遭遇了大量的反對聲浪，這次主要的反對勢力來自教會，他們無法接受已被封聖的尼古拉二世生前情事被拿出來炒作，教會人士認為這部電影傷害信徒感情，但真正的原因是這與教會提倡的家庭價值大為背離，而以伊斯蘭教為主要信仰的車臣共和國也因為本片與他們認同的家庭價值不同而反對該片上映，遠在烏東的頓巴斯地區也同時發難，原因是這裡的民風非常保守，對他們來說《絕世名伶》過於驚世駭俗了。

 

 

　　俄國的世代差異

　　對世界各國來說俄國總統普丁就是個強人領袖，許多人無法理解為什麼他的支持率如此高，甚至直接把他的高得票率歸為作票所致，然普丁在俄國人民心中的確有一定的份量，而最大的原因就是他讓國民重拾「身為帝國子民的光榮感」，在冷戰時期雖然受限於威權政府，但這個政府也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與美國對抗的政府，但蘇聯崩解之後，歐洲強權再次興起，帝國輝煌不再，甚至受制於人，經濟制裁更是沒少過，而普丁的強硬作風的確讓俄國人民感受到「俄羅斯再次偉大」。蘇聯雖然瓦解，今日檯面上主要的政治人物的大半生都處於蘇聯統治的日子，普丁的前KGB特務身分就為人所熟知。

 

　　蘇聯解體之後出生的孩子，就像台灣解嚴後才出生的人們一樣，威權已不再，一出生就是呼吸著自由的空氣。我們願意承擔民主與自由這樣多元社會會有的嘈雜，也很難理解為什麼我們的父母輩有些懷念那樣「秩序」的社會，甚而覺得可以拿些自由來換。而對俄羅斯的中年或老年人來說，過去蘇聯時期人們的「道德感」較高，抱怨現在年輕人沒有公德心對他們來說是家常便飯。而現今俄國爆發的示威抗議也常常可見年輕人的影子，對他們來說昔日帝國已不存在，不論是曾經的榮光抑或威權的幽靈都只能停留在過去。

 

 

電影資訊

《夏》（Leto）－Kirill Serebrennikov，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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