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受到的教誨是自己只能展現關愛的一面，所以傾向壓抑、忽略一項事實：即使面對人生摯愛，我們往往也維繫著矛盾關係，主因是我們習於醜化攻擊性，而非視其為一項必要動力，讓我們可以駕馭環境，同時跟彼此保持一定距離，才不至於過度依賴，依然是獨立的個體。此處攻擊性並非字面上的意思，不是說我們討厭自己所愛的人，而是我們內心都存在著一股衝動，用來劃分個人的界限，這不僅是生存所需，也可避免相愛的人過度彼此依賴。

雖然神經性梅毒和歇斯底里通常被視為相互獨立的疾病歷史，但羅珀和伯勒爾明確表示，它們之間存在許多方面的關聯。舉例來說，這兩種疾病剛開始都被誤認為其他疾病的「偽裝」，或是互相誤診（梅毒被誤認為歇斯底里，反之亦然）。但更重要的是，性——以及對性的焦慮——在兩種疾病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臨床心理學和精神醫學中，精神分析很大程度上已經失寵了。總的來說，臨床心理學將研究和實踐方法建立在自然科學的經驗模型之上，精神醫學越來越穩固地紮根於生物醫學。兩者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神經科學的發展。但是，精神分析思想在大學的人文學科（特別是文學系、電影和媒體課程）繼續蓬勃發展。西方文化繼續被精神分析思想所滲透。

大家彷彿都很害怕真面目被人看穿，好像非得把某些見不得人的真相藏好，才能被他人接納。真實的長相、無知、老化的跡象、失業、低薪、輕微酗酒、毫無幽默感、無法與人隨意閒聊等，大家都想把這些看似負面的特質藏起來。當然，因為「費心遮掩」的手法起了效用，我們才不曉得原來這股不安感如此普遍，一廂情願地以為是自己獨有的困擾。

兩個男人的外表都很出眾：培根有寬廣的下巴但很英俊；佛洛伊德的臉較窄且尖一點、鷹鉤鼻、細脣和蓬髮。而且許多人都同意他們兩人的眼睛都充滿令人難以置信的魅力。在這個階段，佛洛伊德已是許多年紀較大的同性戀詩人、作家和藝術家感興趣的對象。這些男人和其他同圈子的人，是戰時和戰後初期，英國新興、非傳統藝術家的主要支持者。佛洛伊德和他們，以及跟他同世代的許多同性或雙性戀者極為密切，維持著令人好奇且頗為和諧的關係。由此推斷，或許當時空氣中充滿了性吸引力的興奮。但是溝通的過程怎麼樣？是防衛、猶豫，暗地裡較勁著？

在整部電影中不斷反覆出現最後一場戲中出現的各種元素，像是水餃、煮沸的水、3號、骰子、學狗叫、碎玻璃杯……，這些看似不太重要的事物，取代了那個晚上發生的真正重要的事件，全面入侵到妮娜的幻想、夢境之中，這其實就是扭曲後的結果，將真正重要的事件代換成那些無關緊要的，因為那真正有份量的，太難以承受了。

對晴野而言，最深的創傷為何？是什麼樣的事件把她拽回過去，引起創傷症狀的？是什麼樣的言詞讓她彷彿傷口再度受到利刃的剜割、甚至病倒？是什麼樣的記憶讓她失去符合邏輯的言詞、被捲入混亂當中？

「議論」真的那麼美好？「溝通」真的存在？那麼，如果我說並非如此呢？當我跟這些脫歐派對話時，我並不會假設哈伯馬斯「更佳論理的力量」（power of the better argument）如此天經地義，而且很確定的是，那種假設理想環境下無邊無際的議論，就能免於認知跟道德扭曲下帶來的不適，還能最後達到彼此的共識，這簡直是天方夜譚。這種假設之所以困難，是因為相較於訴諸身分認同，論理顯得無效。

即使佛洛伊德是錯誤的，通常也會有某些可以激發思考和辯駁的直覺性論述。他所經手的病歷史都是優美的虛構小說，用愛蜜莉．狄更生的話來說，是在「傾斜地」敘述真理。他在《詹森的「格拉迪瓦」中的幻覺與夢》中，寫下了一個比原作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作品優美得多的「故事」。他於一九三○年贏得「歌德文學獎」。從他所有的作品來看，他是一位藝術家，而他卻誤認為自己是一名純科學家。

維文‧格林‧佛里德的新書《非我等所願：1970年代以來美國藝術中的性創傷》概述了美國女性主義藝術家處理強暴議題的方式。該書取自蘇珊‧布朗米勒於1975年出版的暢銷書《非我等所願：男人、女人與強暴》，儘管一些讀者批評不該把強暴與私刑相提並論，但布朗米勒呼籲將強暴重新定義為針對所有女性的政治性犯罪，並提到佛洛伊德學派的精神分析不正確地抹黑女性對強暴的看法（假定女性對強暴有所幻想），進而影響司法對相關性犯罪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