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社會」一詞,似乎隱隱召喚著自認已經「社會化」的我們,與想像中的社會站在同一邊,彷彿「社會」本質上就應該是好的,是擁有良心的,是不該對抗的,是秩序井然的。但社會並非如此,一個有秩序的社會不過是虛幻想像。
《凱文怎麼了》被《紐約觀察家報》評為「一部地下女性主義巨構」,但它提出的問題不止於此。這本書是對各種各樣「想當然耳」的諷刺,父母想當然耳會瘋狂愛上子女,兒童想當然耳一開始都是善良的,學校想當然耳能夠負起教育的功能,國家想當然耳是偉大的,生命想當然耳是有意義的。
不開心的強迫性舉動,在動物身上被歸類為「過度梳理」,但在人類身上又何嘗不是?將門把擦拭33次的強迫症患者、過度拔毛造成禿髮的拔毛症患者、用修容剃刀割傷自己的自殘者,若「梳理」是人與社會的連接點,我們打扮得漂亮整齊,期盼被不特定多數的他人接納;那麼「過度疏理」究竟是與社會斷開的斷點,還是在病態行為中依然盼望連接於社會的表現?
每首歌都有一個主人。歌曲的主人未必是原唱,也未必是寫出這首歌的人。在〈Dónde Voy〉的情況,歌曲的主人正是原唱兼原詞曲創作人蒂許‧宜諾荷莎。蒂許身為美國墨西哥移民第二代,是十三個子女中最小的一位。她以母語西班牙文和英文創作,曾獲美國獨立音樂年度最佳民謠專輯獎項,並於柯林頓總統任內在白宮演出。
而當初寫作楚辭的人,究竟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情,看待這南方的花木雜卉、流水山雷、乃至萬物?是否那樣偶然發現的錦簇小花,已經讓他的一天不再虛度?
自由是什麼?權力與王位是否能帶來自由?答案必然是否定的。《九日女王》中,珍葛雷與吉爾福德互相為彼此的啟蒙者,他們嬉笑著打破城堡中一只只在當時堪稱豪華的透明玻璃杯,想像著自己也能掙脫這華麗的束縛,但事實並非如此。
天將降大任於少年也,首先必須讓他的父母離奇身亡,接著讓他受到同儕與長輩的欺壓,然後還要讓他被迫與心愛的女孩分開,少年才能夠完成屬於他的那個任務。
為什麼,有些殖民者是可以喜歡的,有些不可以呢?是誰來幫我們決定這件事情?如果皇民化抹去文化根底是錯誤的,為什麼現在改教科書刪除「白色恐怖」四個字就可以呢?如果殖民是絕對必須抗拒的錯誤,那為什麼服貿即將帶來的中國經濟殖民就可以接受呢?
這世界上充滿廉價的感動、無謂的秩序、不好笑的笑點,但是大家似乎不怎麼感覺困擾。然而若是有人跟自己的幻覺講話、依賴酒精、莫名憂鬱到無法上班,卻少有人真心想了解他們發生了什麼,只希望他們快點恢復成跟大家都一樣,別給別人添麻煩了。
「我們把一隻野生動物治療到好,復健到能夠野放,是很費時的,所以在數量上可能不像一般佛教團體那樣可以一次放生幾百隻、幾千隻。不過我們每次野放時,儘管只有一隻,還是都會請贊助的團體來觀看。」詹芳澤獸醫師說,之前野放了一隻黑面琵鷺,佛教團體的代表與急救站的同仁一起親眼見證了牠重新可以飛翔跟抓魚的感動畫面。「大家很感動啊,然後佛教團體的人忽然若有所思地說:『啊,你們有沒有辦法訓練黑面琵鷺吃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