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佑寧

對於 1931 年至 45 年進行的戰爭，鶴見之所以提議名為「十五年戰爭」，則是因個別事變的狀態在當下看來皆是短暫，也凸顯了這場戰爭背後實際上並無真正的策劃者。儘管如今我們已接受人類邪惡的平庸性，但似乎仍無法解釋，身為人而有種期待悲劇發生的衝動。鴿子大王何嘗不明白政變多可能失敗？但他明白自己的目標很明確：拯救越來越不幸的同族類，然這執著若非導向政權輪替，即為戰爭添柴。根據加藤陽子《徵兵制和近代日本》，二戰時期的日本即是一個「不幸的均霑」──與其活在和平但存在階級不平等的時代，不如活在因戰爭而所有人皆不幸的日本。

正因子宮由女人專生，卻又任意由男人所用，瑪麗自小便明白，美貌是一種罪，而她是這罪行之下的產物：行軍中的國王看中田野中獨自嬉戲的少女，因施展權力而生的歡愉讓他誤會，自己的肆意存在比少女的人生更重要，正如幾乎所有男人一樣。於是在小說開篇中，讀者很快明白，這是一個奪去男性角色姓名，卻仍無法抵消其之於女性影響力的故事，她要成為修道院中「唯一的男人」，以保護她的姐妹與孩子。

對於一段「不堪回首」──當事人漸逝、文照紀錄不完──的歷史，一部電影能做到什麼？幾可謂信守退出政壇承諾的政治人物，其實從來沒有遠離政治；鑽研女性電影的導演，其實也再次給自己一個絕對的難題。在如此背景下誕生的電影，並不能如新生兒般正大光明地哭啼引人注目，彷彿一假裝成熟的孩子，微笑著才能體面邀請「大人」多看它一眼。這一眼，不禁讓人想問，於是你如何讓自己遠離政治？你如何總是想但不問？

「選擇你想成為的人」，這樣的一句話對他們十幾歲的他們來說，或許就像是一句笑話：由「大人」的眼光來看，這些孩子幼稚地只懂得互相計較，卻也比更多大人成熟地知道，世界很美好，但也很殘酷。電影裡，對逐漸淪陷於這般現實的「孩子們」而言，正是因為看過陽光、大海、正直的人，才能忍受或不能忍受黑暗、泥沼與絕望。然而對於這個存在著一體兩面的世界，他們是沒有權力拒絕的。幼小的心靈還跟不上迅速成長的肉身，更別說是動盪的社會。

往黑暗走去、或甚至是在其中漫舞，一切都是莎瑪的樂意之至。來自波希米亞的她先是如此存在，才去思考如何改變的；於是她唱，只要看過了，那還有什麼好留戀？既然未來的、未知的幸福已與自己無關，被利用又怎樣？隨著觀眾全知的眼，我們因明白看見事實而動容：這並非僅是母親的無私，而是善良的靈魂原來根本不值得世上能見的一切。

以色列的國歌以給人壓抑印象的小調寫成，歌名卻是《希望》：歌詞中唱明了「我們的希望還未破滅」，甚至與波蘭國歌中的那句「波蘭從未輸過」始終相似。而其作品始終被視為充滿實驗性、甚至帶有激進成分的導演那達夫拉匹，這次則明確地將以色列對比法國。他再次自己寫劇本、甚至將自己帶入為主角：一個裸身來到巴黎的男人，也是電影的第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