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崇任

大致上來說，電影內容與原著小說沒有太大的差異，只是東德版《小王子》中的主角在不同行星遇到的人少了兩個，也就是酒鬼與地理學家。在東德一切都由政治主導的情況下，政府為人民決定什麼是好的、什麼是不好的，而酗酒這種不良行為對民眾只有害無益，因此在電影中遭到了刪去。此外，地理學家在面對小王子的提問時說道：「地理學家就是懂得所有海洋、河流、城市、山脈跟沙漠位置的學者。」然而，在沒有旅行與遷徙自由的東德，不受地理環境限制的情形並不存在，因此這種與現實情況不符的角色也遭到了刪去。

儘管沃爾夫1958年批判色彩強烈的作品《不見天日》遭到禁播，但他仍舊認同自己是一名社會主義份子，並於1965年至1982年間擔任「東德藝術學會」主席，更深入參與了政府的文化政策討論。他1965年於被稱為「文化大濫伐」的「第十一次中央黨代表大會」上為遭批判的電影創作辯護，卻在東德音樂人沃爾夫．比爾曼1976年因長期批評政府被撤銷國籍時，逆風支持政府的決定。他解釋道：「比爾曼選擇了一條反對革命的道路。」對於理想與價值的實現，沃爾夫建立了一套與許多人不同的想像，而他直到過世前都是如此堅信著。

然而，要說到利用網路優勢的性別運動，便不可忽略早在2013年就出現的德國 #Aufschrei運動。兩者之間有許多共通點，不僅平台都是推特，也同樣都是被性侵犯醜聞所引發：2013年1月24日，擔任記者的辛姆萊希於《亮點》周刊發表了名為〈男人的垃圾話〉的文章，指控自由民主黨政治人物布呂德勒對其性騷擾。辛姆萊希描述一年前在訪問布呂德勒的過程中，對方不僅用輕挑的言語騷擾她，還親了她的手，甚至盯著她的胸部說：「你穿起 Dirndl（巴伐利亞的女性低胸傳統服飾）一定很好看。」儘管這篇文章與相關報導引起了軒然大波，但布呂德勒堅持不道歉。他甚至還在一年多後出書表示，自己所受到的批評不公正。

當波昂大學教授馬庫斯‧加百列在2008年7月完成其教授資格論文後，同時也為德國哲學史寫下了新的紀錄。他以28歲成為了德國史上最年輕的哲學教授，甚至比被稱為哲學神童的謝林還早。

在極權體制下，人們知道有些話能說、有些話不能說，而對於不能說的，就只能保持沉默，但是被迫的。《無聲革命》將本該被迫的沉默轉為主動的抗議，但什麼都沒說就沒事了嗎？顯然不是。在政府眼中，重要的不是說了什麼、做了什麼，而是動機為何。

《我們的父輩》德文片名直譯成中文為「我們的母親、我們的父親」，直接且平淡，沒有過多的贅述。故事才進行到一半，所有人都因為戰爭的殘酷而改變了。原本的書卷少年在上了戰場後，變得能正面朝敵軍的臉上開槍，甚至吊死敵人；原本的賢淑少女在前往前線當護士後，變得在急救傷患時，雙手沾滿鮮血也不吭一聲。當被問到為什麼轉變如此大時，少年說：「很簡單，你不殺人，人就殺你……確定的是，沒有人能再和從前一樣。」

烏立希．皮倫茲杜夫創作形式多元，橫跨電影、舞台劇、廣播劇、小說與散文，他對於社會觀察的細膩程度獲得了「文評教父」萊希．拉尼奇的肯定，甚至連德國前總統霍斯特．科勒都忍不住讚嘆：「他細膩的觀察以及對語言的敏感使他能夠體會人們的感受，尤其是青少年的感受，並將其真切地呈現出來。」

在文學史中，戰後初期的德國文學被稱為廢墟文學，而此「廢墟」沒有影射含義，指的就是因戰爭而被轟炸成瓦礫的城市廢墟景象。廢墟文學所呈現的，便是藉此廢墟景象將戰爭帶來的壓抑、煎熬與創傷付諸於紙上。然而，這樣的風格不僅反映在紙本形式的文學作品上，連電影也是，例如戰後德國的首部電影作品《兇手就在我們之中》。

《胡桃鉗》常被與「聖誕節」與「俄羅斯」聯想在一起，而胡桃鉗那大門牙與大鬍子的形象更是深植人心。然而，這個很「俄羅斯」的故事事實上是源自於風格怪誕的德國作家霍夫曼於1816年的創作《胡桃鉗與老鼠王》。

1976年11月，一名東德的詞曲創作人受邀前往西德舉行演唱會，其於演唱會上發表了對於東德政權的批判，因而在三天後遭到當局撤銷國籍。此舉引發了東德文壇的強烈不滿，逾百名藝術創作者為其在一封公開信上署名，要求政府撤回此決議。他是「比爾曼事件」的主角——沃爾夫．比爾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