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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母語，這又是令我迷惑的名詞。195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作出了如下定義：「母語是指一個人自幼習得的語言，通常是其思考與交流的自然工具。」在許多文化中，民眾從小在家或鄉里間習慣說的母語被認定是「方言」，在學校及正式場合則會以「標準話」來溝通。標準話與非標準話之間因此有著潛而不顯的地位高低。《那不勒斯故事》中出生在工薪家庭的女主角艾琳娜強調自己從小習慣說義大利語，讀者可看出那是她身為好學生的堅持，同時也能發現她對方言隱隱的鄙視。老城區的居民大多只有小學文憑，大字不識幾個通常只會說方言，但在小說中敘述所有人討論正經事、使自己有權威時都要說義大利語，只是教育程度不高的居民們總是艱難地說著不道地的語言。

《巴黎夢想家》原著小說的創作年代是在 1830 年代末期，法國開放出版自由之初——似乎與 1990 年代的台灣類似。但那是一個過渡期，之後立法又偏向保皇黨而再度封閉。就在當時，會寫文章的文人紛紛掌握此「商機」，小報如雨後春筍般成立，每篇文章、評論和觀點皆有其價碼，他們甚至操作起現在網路行銷依然在做的黑帽和白帽手法，記者們可以在不同的報社以不同的名字寫出不同觀點的藝術評論，讓此藝術作品受到討論。文學評論也成為「記者們」勒索出版社的價碼。

《巴黎評論》是1953年創辦的美國文學雜誌，其中的〈作家訪談〉最他們最持久也最著名的專欄，從西蒙波娃、莎崗、海明威、米蘭・昆德拉、亨利・米勒，到近期的史蒂芬・金、石黑一雄、村上春樹──多數文學愛好者喊得出名字的當代作家都曾經接受過《巴黎評論》的採訪。

二十年間，美國紐約作家海蓮・漢芙透過書信向五千公里外英國倫敦的「Marks & Co書店」購書，並與書商法蘭克・鐸爾成為靈魂伴侶──海蓮說過法蘭克是最了解她的人──儘管兩人從未見面。直到1971年，海蓮將兩人的書信集結成書，從落魄的無名作家一舉成名，掙足到倫敦的旅費才首次踏上「不列顛的土地」。《重返查令十字路84號》是海蓮在倫敦四十天所寫下的日記，更可以說是她的尋根之旅──畢竟她身為一名「母語和莎士比亞一樣的作家和愛書人」。每篇日記更甚前作的幽默，彷彿置身於紐約某個酒吧中，聽著一段段的脫口秀！

法國民法212條寫道：「夫妻之間有相互尊重、忠誠、愛護及幫助的義務。」《戀愛倒帶中》法文原標題為「212號房間」，暗示著婚姻維繫的不易。英文譯作「On a Magical Night」，則揭示故事是關於某個魔幻的一晚。經過20幾年，身體不再具有吸引力，靈魂也可能不如以往美好，結婚時立下的誓言就能打破嗎？還是結婚時要承諾對方除了自然老態之外，不能讓自己的外型跟靈魂改變太多？

無造作的紳士總是以一種無可奈何的態度面對生活中所有事，認為自己無法改變這樣的狀況，而說「這有什麼用？」這是法式幽默也影射創作者賽吉‧甘斯柏本人，曲調雖然輕快卻帶著哀愁，由他的情人所唱更顯示出無奈，似乎預言這段感情的終結。歌詞中一直重複著：「這是一個什麼都沒有用的人，一個悲傷幽默的製造者。」

在還沒有亞馬遜、淘寶的時代，如何透過書信越洋訂購書？上個世紀40年代愛書成癡的紐約年輕女作家海倫在報上看到倫敦的古書銷售店「Marks & Company書店」的廣告，海倫在美國找不到自己想看的書，也不喜歡美國書籍的裝幀及印刷方式，對她而言過於廉價，她決定提筆寫信詢問該書店是否有她想要的書。於是，將串起了雙方二十多年的跨海淘書交易。

每個城市都有屬於自己風格的咖啡館，若將你雙眼矇住帶到你居住城市的某間咖啡館，你能辨認得出是哪裡嗎？從兩個出生在不同國家、兩個世代的猶太裔歐洲小說家的視角見證了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歐洲世界，並能在他們的作品中看出咖啡館之於他們生活的重要地位。

還記得2005年到2009年間出了許多法國電影，中文翻譯皆以「巴黎」為標題，《巴黎我愛你》、《巴黎小情歌》、《巴黎夜未眠》，這些電影反映出全球影迷對於巴黎的嚮往，其受矚目的程度就像她是法國唯一的城市──美好的另一面必有黑暗。

阿爾貝‧卡繆，一個在阿爾及利爾貧民區長大的男孩，按照貧窮家庭的規劃，他原來應該在10歲的時候就出社會做勞動賺錢，但這位貧民出身、不被期待的小男孩卻在43歲時以法國文學家的身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法國當時第九位與最年輕的獲獎者。而在得獎前10年，他才剛剛搬到法國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