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這個允許擁槍、暴力犯罪率極高的國家，護士是個比警察或獄警還更危險的工作：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個闖進醫院的傢伙會對你做什麼。

「我只希望我的孩子不要變成另一個統計數字，並期盼能得到任何協助以阻止悲劇發生。」這位母親從兒子小時候就開始阻止他暴力犯罪，但最終令人惋惜的悲劇還是發生了。

法國學者艾德嘉莫杭1957年寫出的《大明星》一書中便曾指出：「明星在電影銀幕上的生活超乎真實，他們的真實生活卻有如神話一般。」我也曾寫過幾句關於此書的短評：「演員飾演過的角色就是他的生命。好的演員會將扮演這些角色的經驗內化成自己的一部分，並且以自己的生命去回應它。但只有通過觀眾『旁觀見證』後的演員才能成為明星；研究明星，其實就是幫助觀眾研究自己。」

《愛的見習生》的故事並不複雜，交代了主角凱瑟琳如何受到感召而成為修女，最終卻因為世俗愛慾而放棄信仰。雖然這是一部宗教題材的電影，卻絕少以高處的上帝視角俯拍演員，大多採取貼近人間的水平視角鏡頭。無疑，本片所要捕捉的並非神聖的宗教情懷，而是世俗的七情六慾。

1939年2月20日，親納粹的德裔美國人同盟在紐約麥迪遜花園廣場上召開的「擁護美國大會」，名為紀念開國元勛喬治華盛頓207歲冥誕，實質上是一場支持法西斯主義的集會：超過兩萬名群眾塞滿了麥迪遜花園廣場為納粹沸騰，

知識一點也沒有安撫作用。一旦有了知識，就看不到知識的盡頭了。每個答案都導向另外一些問題。知識要求持續的再教育，無知卻是安於現狀，是靜止不動。當我們想知道些什麼，那樣的知識總是很快到期。當我們決定不要知道，我們的無知可以直到永遠。

「你永遠不可能忘記人體墜落到坑裡的聲音。吱吱作響的橫樑不足以蓋過窒息和骨頭碎裂的聲音。他們最後唯一留給犯人尊嚴僅有頭罩，至少不會讓人看見他因缺氧從嘴裡吐出舌頭的難堪模樣。」

在法國偏鄉地區球鞋商場打工的茱莉，於試用期滿便立即被經濟不景氣的藉口請離之時，該店店長扔了一雙紅色布鞋以示賠償，「紅鞋」於此似象徵著夢想，在這裡的紅色布鞋像是訴說著：「帶著妳的夢想滾回去吧。」茱莉便踩著這雙全新的紅鞋踏上求職的嶄新道路。

一項針對南島語系的大規模研究表明，語言沒有共享單一歷史，而是各層面沿不同的軌跡和速度發展，驅使文法與詞彙變化的因素也大不相同：文法變化更迅速，尤其是與其他不相關的語言接觸後，而詞彙則更能抵抗外在衝擊。

在隱含極端不確定性的世界裡，貨幣、所得、儲蓄和利率之間的經濟關係根本不可預測。世上沒有任何獨特的「最適化」行為可確立中央銀行及其他經濟學家預測模型裡的等式。那倒不是因為人類或市場不理性，而是因為我們不了解理性企業與家庭會如何應對極端不確定性，所以我們也無法預測到經濟的激烈波動。

《美國臨床營養學期刊》發表的一項研究，作者結論明確表示：感到厭世的時候更可能毫無節制地暴飲暴食。另一項由羅馬尼亞科學家發表的研究發現，壓抑情緒的人更可能感受寄託在食物上。

這是一個相愛的人無法在一起的故事。荒涼的小鎮在瘟疫來臨之際，狼人女孩愛著男孩，而男孩卻愛上了伯爵女兒的故事。他們不是亞當與夏娃，我愛的人愛的不是我。別人的純潔，讓我們內心中滿浪漫。這是一個關於寂寞的故事。

孤絕、華麗、掙扎、愛戀、不安、纖細、矜持、奮力與哀愁，一切都被賦予力量的語言，以便抵抗重力、搖晃光影與再度彎折空間，世界因何曉玫的舞蹈而切割出嶄新的面向。這些多元、特異且閃耀著鮮明女性形象的切面，組裝了台灣生命中最鮮活與撼人的舞蹈空間，絕對當代，宛如幻術般不斷由舞動的身體翻折奔湧而出，這是全然由動態的光、影、身體、聲效與影像所共同布置而成的台灣當代性。

耶魯大學政治及人類學學者詹姆斯‧史考特提出了質疑主流觀點的相反見解：人類並沒有因為從狩獵採集和遊牧邁入農耕，從此擺脫嚴峻的生存難題。進入農耕並不是人類選擇了一種比較合理或簡單的方式生存，更應該說選擇了另一種同樣困難的方式生存，文化也從此改變。

我絕對沒想到，最後是在映後座談跟導演說：「看完我整個人沮喪到沒辦法跟朋友推薦這部片…」為什麼一部滿是女人的電影，卻看不到任何女性價值？只有女性對女性深深的仇恨？我還記得發問當時，全身顫抖的衝擊。

1990年9月，成軍已經三年的Nirvana換過好幾次團名和至少五個鼓手，而直到這個秋天他們終於定下名字，並找到合適的新鼓手Dave Grohl，才拼出人們所熟知的Nirvana。

每當我們看見用口語行話、專業術語和縮寫的文章時，腦中往往浮現出兩個問題：首先，作者到底想說什麼？第二，作者能不能更清楚地傳達想法，而不必用這些容易混淆讀者的術語？

小朋友從《伊索寓言》裡的兔子、烏龜、狐狸或烏鴉身上學到了道德教訓，但如果將擬人化動物換成人類角色，這些故事或許能產生更大的影響力。

近代心理學的最大爭議事件之一，是某些專家幫助人「回溯記憶」結果卻回溯出一堆極有可能不曾存在的性侵記憶，並讓許多無辜的人因此身陷囹圄。現年39歲的「假記憶」當事人妮可‧克朗珀最近首次和媒體談起她的故事，多年來她在案例中僅以「隱名」帶過，她說：「我的記憶是個有爭議的問題。」

查維拉是一名墨西哥的傳奇歌手，率先以女同志的身分走上舞台，開創出前所未有的演唱風格。嫵媚的舞姿不會出現在查維拉的舞台上，因為她的表演全憑雄厚的嗓音；查維拉也拋開了色彩鮮艷的裙裝，卻披上一件男性用的斗篷，大膽表明自己是「對著女人唱情歌」。

大衛投擲的石頭顯然沒有殺死歌利亞，只是將他打昏，為自己爭取時間把他的頭割下。其中最誘人的一個細節是石頭砸進他的額頭（不是太陽穴）。請問歌利亞在被石頭砸中之前到頭被大衛割下，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由於沒有穩定工作，男女主角靠非法的交易在社會邊緣遊走，居無定所，碩大的移動屋由卡車拖運著無家者的夢想，乍聽起來，《北國》幾乎是一部達頓兄弟或肯洛區式的底層電影，但迪米爾迪方登內並無意揭露社會結構的缺失，跳過不熟悉的福利政策與政治批判，將主題單純放在恣意狂放的年輕媽媽身上。

1944年6月初，成千上萬的盟軍蓄勢待發準備展開大規模攻勢：登陸法國諾曼第海灘。當美軍排隊陸續搭上登陸艇時，每個士兵身上都帶著某樣與武器差不多實用，但同等珍貴的東西：一本超輕薄、明信片大小的軟皮平裝書。

英國作家狄更斯與丹麥作家安徒生的友誼原本看似能維持下去，但最近一封特別的信件在賴史奈特公司於薩福克舉行的拍賣會上出現，直白地揭露兩位文學巨星友情破裂的原因。

二戰之後，並不是所有殺過人的納粹都獲得了懲罰。許多低階罪犯甚至認為沒有必要躲，數百萬人在歐洲設法重建新生活，很快就能融入他們。有些人認為自己的處境比較危險，於是設法逃離歐洲大陸。有好長一段時間，許多這兩種人都成功躲避了罪責，除了經常獲得忠誠家人的協助，前納粹黨同志的人際網絡也會提供資助。

病毒迫切地需要劫掠宿主細胞和資源來不停複製，因為如果沒有宿主，病毒就什麼也不是。但它們寧可跳去別人身上，也不想陪宿主一起演化。

本片開發的多重影像媒介，與其說是鄉鎮生活的寫照，不如說是後現代社會的特徵。行車紀錄、監視錄影、新聞報導共同組成了一部懷舊風格的黑白片，十足描繪出一個影像氾濫的媒體世界。至於一層又一層的影像媒介，同樣顯露了後設電影的趣味。

這部來自菲律賓的動畫長片《漫畫宅男戀愛夢》是超過十年、嘔心瀝血之作，入圍菲律賓在地最重要的影展之一馬尼拉大都會影展六項大獎。影像風格極具原創性，結合真人演出和 2D 動畫場景與角色，既有少女情懷的浪漫，又充滿少年冒險漫畫的奇幻。

《屈服》預計上市的當天早上，兩名武裝分子侵入並屠殺《查理周報》辦公室，槍手在一週一次的編輯會議中逐一點名開槍，十二死十一傷。當期的封面就是韋勒貝克的諷刺肖像，標題：占星家的預言。虛構與現實在這一天再度無情的交會，界線再一次的被抹除。韋勒貝克中止一切新書活動，在警察保護下人間蒸發。一週後，《查理周報》在無數人的支持與聲援中如期出刊，封面是哭泣的阿拉伯人，標題：「一切都被寬恕」。

《羅丹：上帝之手》從1880年40歲的羅丹首度接受法國政府委託，創作取材自但丁《神曲》的《地獄之門》談起。此時，羅丹與卡蜜兒間是師徒兼協力打造《地獄之門》系列裸像的好搭檔，藉由對話間表現羅丹對於肉體張力及生命韌度有很深的追求，以及擔當助手的卡蜜兒自身的雕塑才華也對羅丹造成不小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