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跟我一樣不特別受到Kaleo的英文歌打動，或許可以聽聽看讓他們在母國冰島真正走紅起來的歌〈Vor í Vaglaskógi〉。這首歌全程以冰島語演唱，你能聽見主唱JJ Julius Son與英文演唱時完全不同的運用聲音方式，聽起來更為流暢自在。

你多常回想起前陣子吃過的大餐呢？你也許不太能想起喜歡食物的細節，但絕對會記得這頓飯讓你感覺如何，或者想起消費時的氛圍。事實上，這是個極為普遍的現象：食物本身只是影響你對用餐體驗看法的眾多因素之一，而大部分廚師的煩惱則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

根據P氏的說法，當男人口袋裡有十萬日圓時，只會花五萬日圓；但女性是口袋裡有十萬日圓，就會花二十萬日圓。當她們沉浸在夢想中，就會想辦法去籌錢，不管多少錢都願意付出。然而，一旦夢想破滅，女人絕對不會善罷甘休，有時候不只會去向國民生活中心投訴，甚至還會上警局報案，做他們這行的業者，都特別提防女性。

《天上再見》由一個高空俯瞰的鏡頭開場，降落在一戰尾聲的戰場上，暗示一全知的敘事觀點，但說故事的責任隨後由被審問的主角亞伯接手，透過他的追想，事件汩汩湧出，將他從地底救出的愛德華，失去了下半部的臉，兩名傷殘的軍人棲身於城市一角，而引發最後的慘烈戰事的巴德烈中尉，如今靠著濫埋濫挖殉國者的墓地致富。

經典電影《發條橘子》的艾力克斯和《沉默的羔羊》的漢尼拔皆熱愛古典音樂，但心理學家認為精神疾患並沒有比其他人更愛古典音樂，他們似乎更喜歡其他種類的音樂。

1865年，外科醫生詹姆士‧貝利博士去世造成英國社會不小的轟動，但原因並非其傑出貢獻或高超醫術，而是直到貝利博士去世後，清洗遺體的女僕才發現「他」其實是「一位貨真價實的女性」，而且腹部還有生過孩子的妊娠紋。

「異床同夢」儘管並非多麼新穎的概念，但導演伊爾迪科埃內迪卻將之運用得如魚得水，夢境相似與現實的隔閡矛盾成了這部片的亮點所在，在他們嘗試睡同張床便能一覺醒來就能分享彼此的夢境，怎知天不從人願，就是無法完成。

蕭邦死後，他的心臟被取出放進一罐白蘭地酒裡，並存放在華沙聖十字教堂的柱子裡。今日，科學家們利用難得機會檢視了蕭邦的「醃製心臟」，終於發現導致蕭邦早逝的直接原因。

照佛洛伊德的看法，海茲曼的附身精神官能症使他能繼續以家臣和兒子的次等身分自居並自覺受到保護，即使他必須為此付上高昂的心理代價並承受痙攣、幻覺、和創造力受阻的種種痛苦——這些痛苦在九年後終於匯為危機，把他引至以聖職為形式的另一種保護之中。

為什麼有人年紀雖老但看起來很健康，而有些人卻比實際年齡顯得老許多呢？千百年來人類一直好奇這個問題。直到最近，科學家越來越清楚認識到，人類衰老速度差異是因為多種複雜因素相互作用：包括基因、社會關係、環境、生活方式與想法。

語言的背後終究是族群的問題。由於角色所使用的語言總是標誌出她的身分，不同角色的爾虞我詐不免具有政治意義。觀眾不禁有股衝動，想要把角色之間的鬥爭擴大成一則國族寓言，涉及台、港、中、日的政局變化。當然，這類意識形態的解讀往往太過粗暴，忽略了電影藝術的微妙之處。不過，在那些主流語言之外，我們反而發現了本片敘事的難言之隱。本片至少有兩種語言是缺席的，或者故意以缺席的方式出現。這兩種語言分別來自緬甸與台東。

《斜門歪道！近代哲學的驚世起源》是本娛樂生活、啟發智慧的圖畫書，講述十七世紀的思想家如何挑戰權威，有些不惜冒上驅逐、監禁和死刑的危險，為現代哲學奠定基礎，帶領人類走進新的世界。

1994年，小紅莓溫馴甜美的形象驟變，帶著油漬搖滾的消沉陰鬱情緒，單曲〈Zombie〉憤怒地唱出反戰訴求，抨擊北愛爾蘭衝突導致的暴力事件。

改編自史蒂芬金同名驚悚小說，《傑羅德遊戲》一詞本身具有雙重意義。首先，丈夫傑羅德掌握了遊戲的規則，其次，傑羅德也決定了誰是獵人，誰是獵物。變成幻覺的傑羅德還在對她說教，這簡直是已婚婦女最具體的惡夢場景──丈夫已經死了，屍體正在被狗撕咬，但他的鬼魂還在對你喋喋不休，但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男人總是想對女人發表高見。

正如女孩需要不受限制地獲得教育和就業機會一樣，男孩也需要被賦予探索興趣與欲望的自由，即使是那些長期不被認為符合「典型男性」的事物。

雖然你會思考：「我到底做錯了什麼？」卻不會去想：「為何不能獨來獨往？」為什麼一個人吃午餐就很悲哀？為什麼一個人回家很丟臉？為什麼不能一個人喝酒？為什麼一定要交很多朋友？

現代讀者只需要一台電子書閱讀器，便能隨時閱讀厚重且難以攜帶的書籍。但在兩、三個世紀以前的書迷，又該如何解決這種困擾呢？愛書成癡的拿破崙不僅蒐集了大量藏書，甚至聘用私人圖書員專職管理和取書，並下令打造行軍時也能攜帶的迷你圖書館。

我們都知道，職場對女性並不公平。但有時候性別落差不完全來自於外在環境，也跟女性怎麼看待自己有關。求職社群網站LinkedIn今年發佈了一項針對一億四千萬美國註冊會員的分析，發現男性與女性的檔案有一項關鍵的差別──怎麼詮釋自己的工作經驗。

不論地圖是客觀繪測周圍，或是激發想像力，這彼此並不矛盾衝突。繪製地圖，即是表達企圖：地形學家忠於勾勒輪廓的企圖；暴君展現政治企圖，以一己私慾瓜分佔領的疆域，或是畫家的藝術企圖，為世界提供新輪廓。無論如何，不論是繪測疆域、個人企圖，或是美學鑑賞，都讓地圖更顯生動，提供更驚奇的冒險。

在這個膜拜青春的時代，簡簡單單的說好一個關於老去的故事，才顯得難能可貴。白天，孤寂與空虛的感覺因為日光照耀而輕淺，但在夜晚，無人陪伴、不發一語的床鋪上，靈魂的裸裎則讓人難以入眠。人人都會老去而最終孤獨，但要做點什麼抵禦這種漸漸剝奪自我的孤獨，故事莫不微小而溫柔，電影呈現出的小鎮人情也是如此。

在美國這個允許擁槍、暴力犯罪率極高的國家，護士是個比警察或獄警還更危險的工作：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個闖進醫院的傢伙會對你做什麼。

「我只希望我的孩子不要變成另一個統計數字，並期盼能得到任何協助以阻止悲劇發生。」這位母親從兒子小時候就開始阻止他暴力犯罪，但最終令人惋惜的悲劇還是發生了。

法國學者艾德嘉莫杭1957年寫出的《大明星》一書中便曾指出：「明星在電影銀幕上的生活超乎真實，他們的真實生活卻有如神話一般。」我也曾寫過幾句關於此書的短評：「演員飾演過的角色就是他的生命。好的演員會將扮演這些角色的經驗內化成自己的一部分，並且以自己的生命去回應它。但只有通過觀眾『旁觀見證』後的演員才能成為明星；研究明星，其實就是幫助觀眾研究自己。」

《愛的見習生》的故事並不複雜，交代了主角凱瑟琳如何受到感召而成為修女，最終卻因為世俗愛慾而放棄信仰。雖然這是一部宗教題材的電影，卻絕少以高處的上帝視角俯拍演員，大多採取貼近人間的水平視角鏡頭。無疑，本片所要捕捉的並非神聖的宗教情懷，而是世俗的七情六慾。

1939年2月20日，親納粹的德裔美國人同盟在紐約麥迪遜花園廣場上召開的「擁護美國大會」，名為紀念開國元勛喬治華盛頓207歲冥誕，實質上是一場支持法西斯主義的集會：超過兩萬名群眾塞滿了麥迪遜花園廣場為納粹沸騰，

知識一點也沒有安撫作用。一旦有了知識，就看不到知識的盡頭了。每個答案都導向另外一些問題。知識要求持續的再教育，無知卻是安於現狀，是靜止不動。當我們想知道些什麼，那樣的知識總是很快到期。當我們決定不要知道，我們的無知可以直到永遠。

「你永遠不可能忘記人體墜落到坑裡的聲音。吱吱作響的橫樑不足以蓋過窒息和骨頭碎裂的聲音。他們最後唯一留給犯人尊嚴僅有頭罩，至少不會讓人看見他因缺氧從嘴裡吐出舌頭的難堪模樣。」

在法國偏鄉地區球鞋商場打工的茱莉，於試用期滿便立即被經濟不景氣的藉口請離之時，該店店長扔了一雙紅色布鞋以示賠償，「紅鞋」於此似象徵著夢想，在這裡的紅色布鞋像是訴說著：「帶著妳的夢想滾回去吧。」茱莉便踩著這雙全新的紅鞋踏上求職的嶄新道路。

一項針對南島語系的大規模研究表明，語言沒有共享單一歷史，而是各層面沿不同的軌跡和速度發展，驅使文法與詞彙變化的因素也大不相同：文法變化更迅速，尤其是與其他不相關的語言接觸後，而詞彙則更能抵抗外在衝擊。

在隱含極端不確定性的世界裡，貨幣、所得、儲蓄和利率之間的經濟關係根本不可預測。世上沒有任何獨特的「最適化」行為可確立中央銀行及其他經濟學家預測模型裡的等式。那倒不是因為人類或市場不理性，而是因為我們不了解理性企業與家庭會如何應對極端不確定性，所以我們也無法預測到經濟的激烈波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