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完電影之後譴責或同情片中角色，這無疑是一種天真的觀影經驗，誤把虛構的人物當作活生生的人類；更何況，一部優秀的作品通常不存在單調的好人／壞人之分，往往會保留更多的反思空間－－這種看法大多時候是合理的，卻剛好不適用於《家戰》這部傑作。儘管本片的鏡頭盡責地維持中立的態度，並不時提醒觀眾不要過度帶入情感，但我們還是難以抗拒地屈服於片中的高壓氛圍。攝影機的暴力牢牢抓住了觀眾，沒有留下思考的餘裕。在這個意義上，《家戰》幾乎可以說是一部「爽片」，帶來的是感官層面的刺激與打擊。

對於勃朗特三姊妹，大部分人較為熟悉和喜歡的應是大家姐夏綠蒂‧勃朗特的《簡愛》，最少認識甚至沒有讀過的應是三妹安妮‧勃朗特的《艾格妮絲‧格雷》和《荒野莊園的房客》，而我青春期至愛之一的小說，是二妹艾美莉‧勃朗特的《咆哮山莊》，多麼暴力的熱情。《咆哮山莊》是維多利亞時代正宗的哥德式小說，這實在是源自她的黑暗童年和青春期而來。

有些人從小就知道他們沒有興趣或不適合為人父母：尿布、搖鈴和奶嘴對他們毫無吸引力。也有些人花更多時間思考，最後得出不生孩子是最正確的選擇。雖然喜歡周遭的孩子，但當他們考量現今的政治環境、忙碌的生活方式或背負的鉅額學貸或債務，深思熟慮後得出結論：生小孩不在人生計劃內。

電影一開始就讓我們清楚看見挺著大肚子的瑪蘿在兩個孩子身邊忙得不可開交的生活和照顧新生兒時碰到的無限輪迴，而這部電影的「恐怖」之處就是它所描寫的幾乎無一處不寫實：半夜踩到白天散落一地的玩具、永無止盡的擠奶換尿布、連瑪蘿討人厭的弟弟和弟媳，都一定可以在真實生活中找到一、兩對。

高夫曼教授，我們認為，你出版的這本廣受讚譽又入手容易的著作是危險的。它洩漏了你調查對象從飽受圍剿的生命困境中奮力倖存下來的策略，即便你刻意使用了化名。《全員在逃》有直接危害到這個費城社區的可能，但你卻只把它當成「紀事」。實際上，你的書破譯了他們在艱困中發展出來的生存策略，轉譯這些黑話的結果，是讓他們更容易被警察跟國家的其他幹員掌握。而此前你在書中所說的，那些造成他們困境的物質結構，白人的優越與殖民化的資本主義，卻被一筆帶過。你把你的「發現」說成「新的」，卻幾乎忽略了關於黑人的學術討論，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早就處理過諸如「亡命者」、先關人再說的思維、以及準軍事化監控等主題了。

你的音樂品味，透露了許多關於「你」這個人的訊息。對心理學家來說，只要一張「最愛的十大曲目清單」在手，就能看出一個人是否外向、來自什麼樣的背景，甚至年紀有多大等。要猜出閣下的年紀其實很簡單，因為你所列舉的那些樂曲，多半都是在十七、八歲或二十出頭時發行的。而偏向你心理層面上的那些「音樂小檔案」，則是數十年來學者們針對音樂品味，以及人們對音樂的情緒反應所做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些結果，可說是相當令人驚訝。

《所謂聖戰士》以一名涉嫌恐怖行動的阿拉伯裔法國青年為主角，企圖考察此人如何走向聖戰一途。但事實上，這位主角幾乎沒有在鏡頭前現身，而整部影片僅僅追蹤了他所涉足的各個地點。從巴黎的郊區到敘利亞的邊境，大量的空鏡捕捉了青年可能看見的景象，藉以揣摩他眼中望出去的世界。

儘管現在的皇家婚姻變成一種全國性的文化活動，但曾有一段時間，它也被自然地理解成國家利益與國際野心的展現。試想十六、十七世紀歐洲皇家婚姻的用途，當時國家屬於君主，而婚姻被視為擴張領土、鞏固政權和拉攏其他國家結盟的手段。從很久以前婚姻就一直是控制家族財富的好方法——而這些財富曾經也包括國家本身。

在巴西，公民被認為擁有「變美的權利」，因此公立醫院的整形手術費用非常便宜或免費。但在這個看似重視公民健康、外貌影響生活的國度，貧窮病患同意成為實驗對象來換取美麗。而這些決定往往是不得已之下做出的選擇，後果也不堪設想。

《絕望工廠》是一部勇敢的書，作者出井康博出色的採訪與整理揭示了日本外國「移工」、「偽留學生」的生活困境，黑心雇主如何將各種「招不到人做」的血汗工作丟給外國移工，黑心學校如何欺騙外國學生前來註冊攻讀一個根本不會有用處的學位，並且點出日本政府不負責任的政策乃是背後推手。

《智子之心》僅播出兩集就遭到停播，這是台灣從沒發生過的事情。中國真正不愉快的點，恐怕不是美化不美化日本軍隊，而是真人真事改編的《智子之心》無意之間點出了「中華史觀」的邏輯大漏洞──二戰發生的全程，台灣都在日本統治之下，台灣絕大部分的居民，祖先都沒有經歷過「對日抗戰」，反而還因為是日本領土而被美國轟炸。

在文學史中，戰後初期的德國文學被稱為廢墟文學，而此「廢墟」沒有影射含義，指的就是因戰爭而被轟炸成瓦礫的城市廢墟景象。廢墟文學所呈現的，便是藉此廢墟景象將戰爭帶來的壓抑、煎熬與創傷付諸於紙上。然而，這樣的風格不僅反映在紙本形式的文學作品上，連電影也是，例如戰後德國的首部電影作品《兇手就在我們之中》。

大多數人是自然而然擁有換位思考能力。從嬰兒時期開始，我們就會無意識地去解讀他人想法，但同樣的事情卻很少發生在精神疾病患者身上。芭斯金－薩默斯和同事藉由研究康乃狄克州的囚犯發現，如果精神疾病患者刻意為之確實有能力揣測他人想法，只是他們不會像別人一樣無意識自發去做。她說：「這是我們首次發現證據，表明精神疾病患者缺乏大多數人都有的自發能力。」

因此，臺灣原住民之女性化，不應理解為僅是一般「將他者女性化」情境的一部分，而是上述中國文學傳統內，區域性刻板印象之特定運作機制的一部分。當旅人描述臺灣原住民崇尚母權時，很可能受到他們原本就熟悉的、南方女性居主導地位的各種形象所影響。事實上，旅遊作家屢屢拿臺灣的「番」與「南蠻」或中國南部的「吳、越之民」相較。這種比附並不令人意外，因為中國文獻給予南方民族的各種族名—諸如「苗」、「獠」和「蠻」—雖然原本指的也許是各特定族群，但後來逐漸被概泛地用來統稱「南方蠻人」。

《殘酷的溫柔》改編自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拍攝地點在拉脫維亞的監獄，曾是史達林時代的一個罪犯聚集地。是的，這些罪犯可能犯罪，可能沒有。這座監獄被稱為「白天鵝」，因為它的外觀被漆上純白色，這樣美麗的地方卻承載著許多悲傷的故事。片中不只一次出現這句話：「你來找誰？丈夫？兒子？父親？」她不會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人氣對女性作家來說一直是雙面刃，獲得讀者關注與認可的同時，它往往變成一種將其作品從文學史冊剔除的藉口。當太多人讀過她們的作品時，也經常招來傲慢的批評和反彈，正如十九世紀的「女詩人」趨勢顯現的那樣。

《家戰》擷取了一個家庭在數周內的生活經過，從頭到尾都沒有任何過去的記憶片段，也沒有家人的內心視角，因此，我們對於這個家曾經發生過什麼一無所知，我們只能在旁邊聽兩方岐異的說詞，靜靜看著家人間生硬的互動，如同電影一開始決定是否將小兒子的共同監護權判給爸爸的無名灰髮人士所能知道的。

早在四十年前，作家楊青矗就開始記錄工人的生命經驗，率先於1975年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工廠人》。書中內容一如其名，全是描寫當工廠員工的生活面貌，今日讀來依然歷歷在目。有意思的是，《工廠人》不待有心的讀者提問，反倒先行向讀者拋出了一連串問題。我們看到，楊青矗當初竟在《工廠人》的書末附上一張問卷，為的是調查各的工廠的資料。

網路上充斥著各式各樣的陰謀論，告訴你那些看似偶然的事件，其實都不是偶然，而是有權有勢的人所策劃的陰謀，通常是為了讓神秘的「幕後主使者」受益。有些人傾向將自己不喜歡的事情，歸因為一些有影響力的「他人」所做的刻意行為。儘管陰謀論存在已久，但網路時代更加速了這些理論的傳播。哪些人相信陰謀論呢？這些人又有什麼共同點？

1993年9月18日，英格蘭西薩塞克斯郡的考德雷城堡遺址舉辦了一場公益演唱會，演出者包括Pink Floyd、Queen、Genesis的成員和艾瑞克‧克萊普頓。這場音樂會非常特殊，這些以往在大型體育館演出的樂團和歌手，居然在1793年被燒毀的古堡遺址為台下非常少的觀眾表演；樂迷還被強迫穿燕尾服和晚禮服出席，而且沒被收十倍以上的票價；最奇怪的是，幾乎沒有人聽說過這場表演，只有約一千名幸運歌迷親眼見證了這場眾星雲集、永生難忘的演出。

以長度分類來說，茨威格其他的知名作品都是中篇到短篇，只有《同情的罪》是真正教科書定義上的長篇小說。這本小說在1946年就曾被改編為英國電影，深深影響了英國觀眾，如今英國合拍劇團藝術總監賽門‧麥克伯尼與德國柏林列寧廣場劇院聯手推出劇場版，似乎也不令人意外。

當一隻小鳥是什麼感覺？當然，變身野獸是本書的一個重點，但真正的核心在副標題裡，即擺脫人類的身分，藉由與自然、動物的連結，探問自己生而為人的存在，以及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這是一部以教育為主軸的電影，但更像一部類反烏托邦的作品，只不過反烏托邦的故事較為注重制度層面之探討，而本片聚焦於教育與親情的部分。我們也許認為，這樣的教育與社會制度不可能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但是其實這個社會已經具備了成為如此制式社會的某些要素。

佛羅倫斯的烏菲茲美術館牆上掛著一幅卡拉瓦喬的油畫，畫裡描繪一名滿頭蛇髮、表情猙獰的女性生物。由於主題太過驚悚和恐怖，以至於十六世紀詩人加斯帕雷‧默托拉如此評論：「逃離吧！如果你的眼注視著驚愕神情，她會將你變成石像。」被取下首級的這一刻，她意識到自己身首已經分離，她是梅杜莎。

先前的實驗室研究表明果蠅會酗酒，而多次被雌果蠅拒絕交配或找不到交配對象的雄果蠅更容易「借酒澆愁」。最近一項新研究發現，雄果蠅其實很喜歡射精，因為這與酗酒一樣能產生愉悅感，但硬要比的話果蠅認為射精比酗酒更好。

於大正晚期登場的新感覺派以心理描寫技法著稱，讓當時的日本文壇為之驚艷。川端康成身為新感覺派大將，在戰後此時，心理描寫的技法更見爐火純青。《東京人》對戰後世相的描摹，著力最深者可說是戰爭傷痕的鑲鉗。小說中的男性群，除去非參戰世代的清與昭男，不是戰死便是復員兵，戰爭帶來的精神創傷宛若鬼魅，自始至終糾纏不去。

《史達林死了沒》為一部英國獨立電影，片中主要的時間背景是在史達林死後的日子，並聚焦於馬林科夫、貝利亞、赫魯雪夫的權力鬥爭。浮誇的表情和對話，都讓觀眾不禁笑出聲來，這些「好同志們」演繹著對於偉大的總書記即將逝去的哀傷，但心中卻又巴不得他的死亡。

⽇本推理劇向來對嫌犯和死者關係有綿密的描述，《神探夏洛克小姐》也沒有例外，愛恨之間引爆的破裂關係造成連串兇案，可恨之⼈也有可憐之處，可憐之⼈也有可恨之處。在⽇本推理劇裡來說算是會想看到底的劇，喜歡名牌的福爾摩斯小姐和愛⾺仕⼩姐都⼀樣令⼈印象深刻。

我們身邊或多或少都有對「現代藝術」無感的朋友，下次他們再抱怨這些展覽很無聊的時候，你可以表示幸好他們沒有參加西班牙內戰：不僅是因為戰爭恐怖，而且現代藝術在當時被用來當作酷刑折磨囚犯。

研究明治史的知名學者，也曾為學生兵的色川大吉就曾經說，「我們有能力打敗軍國主義與軍政府，卻無能打敗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對於天皇制度，他更有精闢的說法：「作為概念結構的天皇制度，是一個巨大的黑箱，不管是知識分子，還是普通民眾，進入這個四角黑暗的箱子後，就痛苦地死去，甚至還不明白為何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