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子之心》僅播出兩集就遭到停播，這是台灣從沒發生過的事情。中國真正不愉快的點，恐怕不是美化不美化日本軍隊，而是真人真事改編的《智子之心》無意之間點出了「中華史觀」的邏輯大漏洞──二戰發生的全程，台灣都在日本統治之下，台灣絕大部分的居民，祖先都沒有經歷過「對日抗戰」，反而還因為是日本領土而被美國轟炸。

在文學史中，戰後初期的德國文學被稱為廢墟文學，而此「廢墟」沒有影射含義，指的就是因戰爭而被轟炸成瓦礫的城市廢墟景象。廢墟文學所呈現的，便是藉此廢墟景象將戰爭帶來的壓抑、煎熬與創傷付諸於紙上。然而，這樣的風格不僅反映在紙本形式的文學作品上，連電影也是，例如戰後德國的首部電影作品《兇手就在我們之中》。

大多數人是自然而然擁有換位思考能力。從嬰兒時期開始，我們就會無意識地去解讀他人想法，但同樣的事情卻很少發生在精神疾病患者身上。芭斯金－薩默斯和同事藉由研究康乃狄克州的囚犯發現，如果精神疾病患者刻意為之確實有能力揣測他人想法，只是他們不會像別人一樣無意識自發去做。她說：「這是我們首次發現證據，表明精神疾病患者缺乏大多數人都有的自發能力。」

因此，臺灣原住民之女性化，不應理解為僅是一般「將他者女性化」情境的一部分，而是上述中國文學傳統內，區域性刻板印象之特定運作機制的一部分。當旅人描述臺灣原住民崇尚母權時，很可能受到他們原本就熟悉的、南方女性居主導地位的各種形象所影響。事實上，旅遊作家屢屢拿臺灣的「番」與「南蠻」或中國南部的「吳、越之民」相較。這種比附並不令人意外，因為中國文獻給予南方民族的各種族名—諸如「苗」、「獠」和「蠻」—雖然原本指的也許是各特定族群，但後來逐漸被概泛地用來統稱「南方蠻人」。

《殘酷的溫柔》改編自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拍攝地點在拉脫維亞的監獄，曾是史達林時代的一個罪犯聚集地。是的，這些罪犯可能犯罪，可能沒有。這座監獄被稱為「白天鵝」，因為它的外觀被漆上純白色，這樣美麗的地方卻承載著許多悲傷的故事。片中不只一次出現這句話：「你來找誰？丈夫？兒子？父親？」她不會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人氣對女性作家來說一直是雙面刃，獲得讀者關注與認可的同時，它往往變成一種將其作品從文學史冊剔除的藉口。當太多人讀過她們的作品時，也經常招來傲慢的批評和反彈，正如十九世紀的「女詩人」趨勢顯現的那樣。

《家戰》擷取了一個家庭在數周內的生活經過，從頭到尾都沒有任何過去的記憶片段，也沒有家人的內心視角，因此，我們對於這個家曾經發生過什麼一無所知，我們只能在旁邊聽兩方岐異的說詞，靜靜看著家人間生硬的互動，如同電影一開始決定是否將小兒子的共同監護權判給爸爸的無名灰髮人士所能知道的。

早在四十年前，作家楊青矗就開始記錄工人的生命經驗，率先於1975年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工廠人》。書中內容一如其名，全是描寫當工廠員工的生活面貌，今日讀來依然歷歷在目。有意思的是，《工廠人》不待有心的讀者提問，反倒先行向讀者拋出了一連串問題。我們看到，楊青矗當初竟在《工廠人》的書末附上一張問卷，為的是調查各的工廠的資料。

網路上充斥著各式各樣的陰謀論，告訴你那些看似偶然的事件，其實都不是偶然，而是有權有勢的人所策劃的陰謀，通常是為了讓神秘的「幕後主使者」受益。有些人傾向將自己不喜歡的事情，歸因為一些有影響力的「他人」所做的刻意行為。儘管陰謀論存在已久，但網路時代更加速了這些理論的傳播。哪些人相信陰謀論呢？這些人又有什麼共同點？

1993年9月18日，英格蘭西薩塞克斯郡的考德雷城堡遺址舉辦了一場公益演唱會，演出者包括Pink Floyd、Queen、Genesis的成員和艾瑞克‧克萊普頓。這場音樂會非常特殊，這些以往在大型體育館演出的樂團和歌手，居然在1793年被燒毀的古堡遺址為台下非常少的觀眾表演；樂迷還被強迫穿燕尾服和晚禮服出席，而且沒被收十倍以上的票價；最奇怪的是，幾乎沒有人聽說過這場表演，只有約一千名幸運歌迷親眼見證了這場眾星雲集、永生難忘的演出。

以長度分類來說，茨威格其他的知名作品都是中篇到短篇，只有《同情的罪》是真正教科書定義上的長篇小說。這本小說在1946年就曾被改編為英國電影，深深影響了英國觀眾，如今英國合拍劇團藝術總監賽門‧麥克伯尼與德國柏林列寧廣場劇院聯手推出劇場版，似乎也不令人意外。

當一隻小鳥是什麼感覺？當然，變身野獸是本書的一個重點，但真正的核心在副標題裡，即擺脫人類的身分，藉由與自然、動物的連結，探問自己生而為人的存在，以及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這是一部以教育為主軸的電影，但更像一部類反烏托邦的作品，只不過反烏托邦的故事較為注重制度層面之探討，而本片聚焦於教育與親情的部分。我們也許認為，這樣的教育與社會制度不可能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但是其實這個社會已經具備了成為如此制式社會的某些要素。

佛羅倫斯的烏菲茲美術館牆上掛著一幅卡拉瓦喬的油畫，畫裡描繪一名滿頭蛇髮、表情猙獰的女性生物。由於主題太過驚悚和恐怖，以至於十六世紀詩人加斯帕雷‧默托拉如此評論：「逃離吧！如果你的眼注視著驚愕神情，她會將你變成石像。」被取下首級的這一刻，她意識到自己身首已經分離，她是梅杜莎。

先前的實驗室研究表明果蠅會酗酒，而多次被雌果蠅拒絕交配或找不到交配對象的雄果蠅更容易「借酒澆愁」。最近一項新研究發現，雄果蠅其實很喜歡射精，因為這與酗酒一樣能產生愉悅感，但硬要比的話果蠅認為射精比酗酒更好。

於大正晚期登場的新感覺派以心理描寫技法著稱，讓當時的日本文壇為之驚艷。川端康成身為新感覺派大將，在戰後此時，心理描寫的技法更見爐火純青。《東京人》對戰後世相的描摹，著力最深者可說是戰爭傷痕的鑲鉗。小說中的男性群，除去非參戰世代的清與昭男，不是戰死便是復員兵，戰爭帶來的精神創傷宛若鬼魅，自始至終糾纏不去。

《史達林死了沒》為一部英國獨立電影，片中主要的時間背景是在史達林死後的日子，並聚焦於馬林科夫、貝利亞、赫魯雪夫的權力鬥爭。浮誇的表情和對話，都讓觀眾不禁笑出聲來，這些「好同志們」演繹著對於偉大的總書記即將逝去的哀傷，但心中卻又巴不得他的死亡。

⽇本推理劇向來對嫌犯和死者關係有綿密的描述，《神探夏洛克小姐》也沒有例外，愛恨之間引爆的破裂關係造成連串兇案，可恨之⼈也有可憐之處，可憐之⼈也有可恨之處。在⽇本推理劇裡來說算是會想看到底的劇，喜歡名牌的福爾摩斯小姐和愛⾺仕⼩姐都⼀樣令⼈印象深刻。

我們身邊或多或少都有對「現代藝術」無感的朋友，下次他們再抱怨這些展覽很無聊的時候，你可以表示幸好他們沒有參加西班牙內戰：不僅是因為戰爭恐怖，而且現代藝術在當時被用來當作酷刑折磨囚犯。

研究明治史的知名學者，也曾為學生兵的色川大吉就曾經說，「我們有能力打敗軍國主義與軍政府，卻無能打敗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對於天皇制度，他更有精闢的說法：「作為概念結構的天皇制度，是一個巨大的黑箱，不管是知識分子，還是普通民眾，進入這個四角黑暗的箱子後，就痛苦地死去，甚至還不明白為何如此。」

在蘇聯的大名背後，理所當然地也有許多偉大領導人在推動。不過，政治終究是險惡的，在領導人風光的背後，我們看不見的那些殘酷真實面，難得一見的藉由這部《史達林死了沒？》終於能稍稍窺視一二。

1921年愛荷華大學出版的諷刺雜誌《The Judge》插圖最近在Reddit爆紅，因為它很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首次使用「你以為自己是什麼樣子」和「你實際上看起來像什麼」的謎因紀錄。這種形式的謎因如今多不勝數，而且仍是網路社群熱愛使用的梗，舉凡網路漫畫、圖集、YouTube影片皆能看到。

《尋愛偵探阿洛伊斯》講述了一個相當奇怪的愛情故事。身為偵探的阿洛伊斯總是與世界保持著距離，唯一娛樂是窺視他人，閒著沒事就會播放工作時拍攝的錄像，藉由觀看別人的生活填補自己的空虛。有一天，阿洛伊斯的攝影機連同裡頭的資料卻不小心被偷走，而那名竊賊更打來恐嚇電話威脅阿洛伊斯。為了尋回攝影機，阿洛伊斯頻頻與竊賊通話，試圖盡可能掌握對方的資訊。

上週五（4月27日）晚上九點多，我們的評論文學獎收稿信箱接到一位未署名的高中老師來信，請求能夠將比賽收件截止日延遲到高三考生考完試之後。因為她／他帶的班級正是高三，許多對此一活動有興趣的孩子沒有餘力在重大的升學考試結束前參加評論文學獎。

她終其一生在等著「他」的到來，而「他」又何嘗不是呢？他們迷戀彼此、緩緩地等待著對方悄然來到，然後沉溺，抑或沉浸，在這水的形狀中。原來等待的不僅僅是彼此，而是在沉靜的深海中，融兩者為一。

不見得總是冷漠才會造成傷害，過度炙熱的愛亦會反噬，也因此親情的羈絆最強，所受的傷也最難治癒。在書中，每個孩子無論是世俗認定的失敗或成功，他們都背負著一個受傷的靈魂，而造成這些創傷的人，卻是應該要是最親密的母親。九個篇章、九個家庭中，每位母親的形象與表現皆不盡相同，但同樣都以愛為名義，勒索著自己的孩子。

《給自己的情書》以淡筆描寫熟齡男女的愛情，勾勒出中年之際的人生岔路，為那些逝去的歲月留下一封無悔的情書。片中，凡雀絲卡曾經是一名優秀的建築師，卻在婚後放棄了原來的工作，甘願在家庭裡扮演妻子與母親的角色。這次為了照顧臥病的父親，凡雀絲卡回到義大利的家鄉，沒想到這竟是重返事業的開端。

《胡桃鉗》常被與「聖誕節」與「俄羅斯」聯想在一起，而胡桃鉗那大門牙與大鬍子的形象更是深植人心。然而，這個很「俄羅斯」的故事事實上是源自於風格怪誕的德國作家霍夫曼於1816年的創作《胡桃鉗與老鼠王》。

不同語言中都有對於某些事情的比喻，研究發現我們說出的話會反過來確認我們的思想與信念，它的力量足以改變既有的思考方式。

Prince逝世消息傳開幾小時後，世界各地的政府機構與企業也不約而同將橋樑、歷史建築、紀念碑或銀行打上紫色的光芒。這一夜，世界染成了紫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