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歷史學家哈拉瑞認為包含人工智慧在內的資訊科技有利於極權暴政，人們不該擔心人工智慧擁有自己的意識，而是先擔心它被人類拿來破壞民主。「民主理念其實比我們想像的還要脆弱，它在二十世紀的成功取決於得天獨厚的技術革新條件，這些短暫的條件很容易就會消失。支撐民主的條件正在轉變，隨著人工智慧的發展，它或許會進一步產生變化。」

我們永遠無法闖入花車遊行，躲過主辦方，然後跟著一個不知從哪來的舞團，帶領整條街的人們大合唱披頭四的名曲；但我們可以在做出每一個選擇前，想起菲利斯的身影，然後偶爾浪漫地順著年少輕狂版本的自己做決定。我們永遠無法成為80年代的美國高中生，但在今日，我們可以記住那些深愛的電影和角色，提醒自己不要長大得太快。

若要深入探討北緯38度線附近的人民，這附近的地理狀態相去不遠，為何仍然過著迥然不同的生活？同樣的例子也可在美墨邊界看到，這時就需要本書的理論加以輔助，也就是「制度之差」。若地緣政治如同一束亮光，可以照亮大部份的世界脈動；那本書提的假說便是一屋的空氣，它無聲無息卻充斥整個房間，能輕易的顛覆整個社會，使國家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

槍與玫瑰過去因為層出不窮的暴力事件被媒體封為「世界上最危險的樂團」，狂野不羈又我行我素的主唱Axl Rose更是多次事件的導火線，甚至曾經威脅警察撤銷罰單否則取消演出，而警方為了避免造成群眾暴動也不得不暫時低頭妥協。

檢視片中場景、楚門的「世界」，也是片中電視台在攝影棚裡搭出的「海景城」，讓人想起許多以典型美國中產階級郊區為模版的電影。整齊的房屋、乾淨的街道，對門也許有黑人，但不見「黑人性」；街上沒有流浪漢，如果有意外的闖入者，團結的居民會齊心將他排除於地盤。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這不為人而知的社會有如一座看似棵棵獨立生長的樹填滿的森林，其實深根在地下，未被發現的，是一織精密而複雜的結構網。書中提到的莫堤瑪是引領我們進入這片叢林的先驅：發病後，從他身上延伸出來的每一條聯繫，無論是酒保，酒店經理，計程車司機，甚至到性工作者與色情商店。他們跨越了種族與階級，額外做了並非交易上應行的責任，世人似乎認為底層世界的空氣是悶濕騷臭的，但此事件卻彷彿讓我捕捉到將陽光濃縮成一道曙光的溫暖清香氣體。

「我們評鑑茶，看看怎樣能做得更好，」瑪莉邦莊園的唐丘里亞說：「這是為了明天的茶。」雖然在大吉嶺的莊園工作將近四十年，濃厚的鬍子開始灰白，頭髮開始稀疏，但唐丘里亞每天評鑑茶的工作依然沒有改變，而且對於身為製茶師是很基礎重要的。每一天，他跟著工廠經理為前一晚萎凋、當天早上製成的茶葉仔細取樣。

回到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人們對21世紀抱持異想天開的幻想，這些天馬行空的想像往往超出常理之外，因此顯得特別有趣。那時的插畫家聚焦在交通、軍事戰術和家庭生活方面，他們還猜測未來會出現「鯨魚巴士」或飛天的交通警察。雖然有些插圖在當時看來很蠢，但部分預測卻出奇地準確現在已成真。

評論其實是一個需要耐心的對話，它不是各位在升學階段中，被迫寫來交差的各種心得與感想，交差，意味著結束，需要交差的作業，就像遇見不熟的親戚，打完招呼就可以結束了，不會再有更深刻的對話與交流。所以，評論不需要演出收穫滿滿的樣子，就像面對不熟的親戚得堆滿社交笑容一樣。

提出自己的看法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為我們都擔心自己的想法不成熟或是有誤，但這也是寫作有趣的地方，意識到讀者會反對你的立場，才能讓自己進一步去思考自己原先的立場是否有修正的必要。講得極端一點，一篇有錯誤看法的評論文章比沒有看法的評論文章更好，因為前者至少讓讀者去思考為什麼評論者的看法是錯的。

這次的「第一屆青少年評論文學獎」讓我對15-19歲的年輕人有刮目相看之感。不少投稿都有大學生以上的水準，三篇獲獎作品甚至有機會在碩士班的課程中獲得不錯的成績。

大衛在那間寢室中所見到的自己的一生，也正是隱喻人類的生命短暫。不過將個體的生命放大來看，人生卻又像是無限地長久。片尾的嬰孩，正是生命永不止息的象徵，他代表宇宙和時間永恆的存在，我們在宇宙中是多麼的渺小、卻又是多麼偉大。大衛當時在神秘臥房裡用餐時打破的酒品，杯子的碎塊最後消失了，唯獨飲料的污漬還留在地上，這就如同佛學中所提到的，有形的肉體會消逝，但存在於肉體中的靈魂將永不滅亡。看似白駒過隙的生命，實則是永恆。

這樣開放而未決的界線，正是對於上述問題最好的回應。正因為每個人都同時是壓迫者也是被壓迫者，因此正義從來不是誰說了算。社會群體這樣層層交疊的特性，使得每個個體的差異都依附著一層社會關係的意義，能夠與他人擁有共同的經驗與利益，不會淪為自由主義式個人私領域與社會全然無關的原子化；同時，這些群體間的差異不需要為了同一個社會理想而奉獻或消去，不會被收編到社群主義同一性的理想中。

導演約翰‧華特斯曾說：「我們必須讓書再次變酷，如果你和某個家裡沒有書的人回家，千萬別和他們過夜。」雖然這是開玩笑的說法，但也點出書本的現狀：書籍及其封面已經變成了某種配件或象徵。

兩個人選擇走在一起總有原因，但感情要走下去需要的更多是不斷地調適。本來兩個獨立個體各自有各自的專業領域，當孩子出現時，以家庭為單位的運作開始考驗彼此，家中成員都為了讓一切更順暢，但不知不覺，怎麼走到沒有人想面對的局面去呢？

過去的假設認為，男性愛打仗是因為兩性根本差異導致的結果，例如男性一般來說更強壯，所以作戰更有效率。但最新研究表明，態度或能力上的性別差異不是解釋女性不去打仗的必要因素。當一個性別多數積極參與戰爭會連帶鼓動其他同性也這麼做，最終導致單一性別在戰場上作戰。

多數人的身體會自然產生胰島素，以控制調節血糖含量。在美國大約有125萬的第一型糖尿病患者必須定期到藥局購買胰島素注射，因為患者的胰臟不再分泌胰島素。自2012年以來，美國的胰島素價格已經漲了一倍多，讓很多糖尿病患者買不起這個拯救性命的激素。

沒學過量化分析方法的文科生就等同於沒有「硬」技能或相關能力這種謬論，也必須加以破除。為此我們得回頭探討法芮德．札卡瑞亞等眾多人士對人文教育所傳授的思考、探究、問題解決及溝通這些基本方法所提出的論據。這些技能的養成之所以被誤以為不夠嚴謹，其癥結點之一有可能是曲解了人文科目。

自1996年開始，從鋼琴獨奏隱退多年的阿格麗希，卻來到這個步調悠閒的九州溫泉鄉——大分縣別府市——舉辦「阿格麗希會面」音樂節。瑪莎‧阿格麗希出身阿根廷，13歲離鄉旅歐學藝，銳不可擋地16歲揚名，現在，過了70歲的她仍活躍。對她壓倒性的個人魅力崇拜或是不以為然的人，也會嘆服於她蜂鳥般振翅的八度音，及那強健又富有美麗變化的演奏表現。甚至，如此特異的她會是一種起點，人們聆賞普羅高菲夫、拉威爾的鋼琴作品的最初震撼可以從她演奏版本而來，獨屬她的蕭邦、舒曼、李斯特也有一席之地。

細胞老化最終凋亡，人類也是。但這是否是不可改變的事實？義大利最新研究對義大利近四千名年齡在105歲以上的「超高齡者」的生存機率進行分析，他們發現人的死亡風險似乎在105歲以後趨於穩定，在圖表上形成「死亡率高原」的現象。研究人員表明，當人們到這個階段以後每年的死亡風險呈現約50：50，以此推論人類的壽命或許沒有極限。

死亡是生命無可避免的終點，對物種和個體都是如此。根據估計，曾經生活在地球上的99.99％物種現在都已滅絕，而所有現存物種——包括人類——也註定在未來的某個時刻滅絕。但是什麼因素讓一個物種更容易滅絕呢？

《我們的父輩》德文片名直譯成中文為「我們的母親、我們的父親」，直接且平淡，沒有過多的贅述。故事才進行到一半，所有人都因為戰爭的殘酷而改變了。原本的書卷少年在上了戰場後，變得能正面朝敵軍的臉上開槍，甚至吊死敵人；原本的賢淑少女在前往前線當護士後，變得在急救傷患時，雙手沾滿鮮血也不吭一聲。當被問到為什麼轉變如此大時，少年說：「很簡單，你不殺人，人就殺你……確定的是，沒有人能再和從前一樣。」

如果有一件事比設定不恰當的時限還糟糕，那就是設定不恰當的偏好時限。譬如，你被告知必須在七月一日完成系統設計。於是你擬定計畫，動手設計。但之後你又被告知，你必須愈快完成愈好。這種設定期限方式，你如何判定自己的工作成效？

人類預計於2030年登陸火星進行殖民任務，火星殖民者將在這顆紅色星球建立農業系統、供氧居住掩體和研究實驗。但在環境嚴峻的火星展開跨行星的殖民生活，很可能讓他們因此患上生理和精神疾病，最後抑鬱而終。波蘭教授康拉德‧斯佐西克經常思考如何讓未來的火星殖民者生活不那麼悲慘，他最後想出的方法既激進又老派：對火星殖民者下一代傳揚新的宗教。他認為如果有一個專屬火星的新宗教出現，一切都會變得更好。

告解看似是一種特殊的宗教儀式，但當今的大眾其實也深陷其中。比如說，臉書的發文常常就是一種告解的活動。我們往往在臉書上傾吐秘密的心事，暴露私下的不堪，恰恰像是信徒在告解室裡掏心掏肺。透過相同的方法，臉書用戶與天主教信徒都得到了心靈的救贖。不妨說，天主教的制度已經成為了陷阱，捕獲著不自知的人們。

2017年，生殖生物學家舒哈拉特‧米塔利波夫領導的研究團隊在《自然》期刊發表一篇研究論文，聲稱他們利用CRISPR基因編輯技術成功修復了人類胚胎中的致病基因突變，研究發表後隨即引起轟動和備受爭論。但批評者認為，該研究提出的證據說服力不足，從生物學角度來看可信度也不高。時隔一年之後，米塔利波夫的研究團隊發表新數據來支持他們的理論，也再度引來兩篇投書批判米塔利波夫的實驗結果。現階段人類是否真有辦法把帶有遺傳疾病基因的胚胎「修好」呢？

護國丸在三點四十五分時沉沒，我也隨著落海。我們被救往佐世保是在傍晚五點半左右，正好是下班時間，身邊有許多穿著整齊制服的女孩子來來往往。隨後，馬上有卡車把我們送到佐世保第一海兵團。海兵團裡面燈火通明， 沒有實施燈火管制，佐世保在當時似乎還沒有空襲的樣子。反觀在臺灣則四處遭受空襲轟炸，我在臺中航空隊擔任機槍手期間，天天發布空襲警報。

《引爆點》點出了環境汙染、官商勾結、經濟與環保對抗、體制缺陷等問題。一位被認為是自焚抗議的漁民成了全村英雄，工廠也因而被勒令停工，即使本案疑點重重，但已經點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民眾不尋求其他的救濟手段？即使抗議是由縣長所帶動，一切也都關乎個人的政治利益，只有真正陷在其中的人才真心為這座漁港奮鬥。

英式搖滾百家爭鳴的九Ｏ年代，百憂解可說是異類般的存在。當時的英國樂壇實際處於風格相對保守與狹隘的氛圍之下，幾乎所有樂團都玩著英式搖滾，百憂解脫俗的藝術氣息與曖昧的性傾向則顯得格外突兀。在雙性戀主唱布萊恩‧莫爾可的率領下，他們試圖在後油漬搖滾時期將大衛‧鮑伊和馬克‧博蘭的耀眼光芒重現於舞台，沒有什麼比1997年發行的突破性單曲〈Nancy Boy〉更能體現百憂解的形象。

「我這種對奧克尼又愛又恨的情感，對很多島上的年輕人來說並不陌生。結果就是，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這裡──如同潮水，必然沖往岸邊。我在無垠廣漠的穹蒼下長大，人生卻被島嶼和農場所囿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