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潔明亮」也可以用在情節上，電影的故事很簡單，一個以開鏟雪車為生的父親因為兒子之死要為他復仇，而當他開始發起復仇，平靜的滑雪小鎮平靜不再，許多相關或不相關的人都株連死去，而他要復仇的毒梟也漸漸注意到自己的手下一個又一個的莫名失蹤，同時意外被牽連進來的印第安勢力也介入其中，新仇舊恨一發不可收拾。

現代孩子伴隨網路一起成長，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在他們出生前就已經存在，Instagram則從他們蹣跚學步時開始流行。雖然許多孩子從未自己創辦任何帳號，但從他們出生的那一刻起，父母、學校或任何參與過的相關活動就一直在網路上為他們留下各種足跡。這些在網路公開的資訊，勢必會一路跟隨孩子長大成人。

什麼讓《性愛自修室》完全跳脫了對校園YA片的刻板印象和既定劇情走向，必須從歐提斯的老靈魂說。身為一位性格開朗、觀念開明、性生活開放的性治療師媽媽的兒子，歐提斯有種異於一般高中生的成熟與不成熟，說起話來頭頭是道、分析事理井井有條、連母親的床伴都被他三言兩語就看穿；但也因為這樣的成熟，讓他到頭來反而處理自身的議題需要更多歷程，情感上和生理上都是。

Billie Eilish的床邊有面被布蓋住的牆，牆上畫著過去幾年她用黑色麥克筆紀錄的情緒和想法，她說：「當你把布揭開，你會看見完整的噩夢。如果你在別人家看到那面牆，你會想盡快逃離。」她解釋說：「這是我的腦袋——我對所有事物的靈感。」

前衛、出彩、懷舊、清新……我會用這些詞彙來形容這樣一部真正的「起源」電影，因為它就是這樣標榜自己，想想看，這是一部女性所拍攝的女性英雄電影，而這位女性英雄促成了復仇者的起源，她桀驁不馴，反抗制度，而且不需要任何男人幫忙，因為她是「最強大」的復仇者──如果現在不是2019而是2008的話。

「詩歌應該是要歌詠美好的。」美子對著詩歌朗誦會的那位刑警這樣說，可是在這樣死亡、罪惡的泥濘中，長得出詩歌之花嗎？在詩歌課的最後一天，沒有一個人寫出詩來：就算努力看，就算傾盡所有教授，就真的寫得出詩嗎？就真的有人會在意寫詩這件事嗎？美子在講台上留下她唯一也是最後的一首詩，並留下一束鮮花，這個鮮花是她留下來的美，也是祭弔她的死。

在行刑的那個早上，城裡的暴民跟在這群歐洲人後面，發出狂喜的叫喊。在這場恐怖的大屠殺結束前，這幫暴民野蠻的笑聲變成了驚恐，因為天空變得陰雲四布，可怕的暴風雨突然瞬即降臨。河川暴漲，激流淹沒了土地，樹木、房屋以及農作物都被沖走。人們面臨死亡的呼救聲，消失在暴風雨猛烈的喧囂中。於是，當地一些迷信的人就說，是神明將地上的血跡拭去了。

濾鏡從未像現在這樣流行普遍：人們過去拿著理想鼻子或下巴的名人照片來整形，現在他們指著濾鏡修圖的自拍照請醫生幫他們施打填充物、肉毒桿菌或進行其他整形手術。這種現象被整形醫生提吉昂‧艾修稱為「Snapchat畸形恐懼症」，他們拿著自拍照當範本說：「我真心想變成這樣，擁有一雙大眼睛和完美肌膚。」但艾修說：「這是不現實且無法實現的事情。」

很多人以為毒品之所以非法是因為危險，但其實它們受法律管制與其相對風險或危害無關。在2010年的研究中，專家將20種合法與非法藥物排名，其中包括16種危害個人與整個社會的藥物，這些危害包含健康傷害、經濟損失與犯罪行為。整體來說，酒精是最有害的東西，搖頭丸、迷幻藥和迷幻蘑菇產生的危害最少。

角田光代書寫的《對岸的她》獲得直木獎肯定，以雙軸線的敘事，初看有點成長小說的味道：一條線敘述內向被動、不擅長打入群體的家庭主婦小夜子領著三歲大的女兒小光，徘徊於各公園間。小光與母親小夜子個性相像，兩人無論到了哪裡，皆無法融入孩子們或媽媽們的群體，「公園吉普賽」似的四處遷徙流浪。

雖然茶的某些化學成分能預防癌症，但經過數十年的健康研究和臨床試驗後，科學家還無法給出明確答案。

「我們不需要特別優待，我們只要男人別再把腳踩在我們的脖子上。」今日，露絲的脖子前戴著各式墜飾領巾，專為男性設計的法官袍，被她賦予了不同的樣貌，彷彿也是在說女性追求個人的傑出，並不會損害到任何男性的權利。露絲推動法律上平權的案例很多，而她的第二個關於平權的官司卻是幫一位單親爸爸爭取單親津貼，因為法律規定只有媽媽可以申請。

石黑一雄擅長將記憶寫成一整片海洋，那些人物彼此交織的細節如此緊密，如水分子般相黏融合：我回憶你、你又回溯他、他復重構我，角色經由彼此補述而完整，讓記憶能夠以渲染方式擴張，一點一圈暈出模糊中的泓闊敘述。此種作法在五部中短篇的合集《夜曲》裏則濃縮成一首首復古曲調，並非所有篇章都講述過去，然開頭都或多或少皆以記憶做為楔子，無論那是前一個夏天、前兩週、或者是前數年……拉開了距離，過去褪成昏黃的燈，替故事基調上了色，那是一種淡雅悲傷。

作家必須擁有讀者才得以生存，而女人必須陪襯於男人身邊才能分享鎂光燈的殘輝。諷刺的是人們總預設女性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比男性更加拿手，有許多職業也多是女性較多，但當我們不是以水平來檢視，而是以垂直面剖析該職業階層時，我們總會發現即使是在女性為主的職業別中，位於高處的人依舊是男性。

情侶常互相取糟糕的綽號，用「娃娃腔」說矯情的情話，而這些卿卿我我的語言不會因愚蠢而停止，甚至變本加厲進化成疊字或押韻的詞。事實上，研究表明大部分情侶（無論年齡大小）都會這樣，一項匿名調查顯示約75％的受訪者坦承戀愛時曾用娃娃腔說話，特別是熱戀期的情侶。但這些話明明聽起來尷尬又詭異，為何情侶還要這樣講話？這對情侶的關係有幫助嗎？

澳洲犯罪學研究所新發表的「父母殺害子女」報告顯示，澳洲每兩週至少就有一名兒童被父母殺害，男性和女性犯罪者的比例約為各半。女性傾向用「疏忽照顧」的方式，而男性則通常訴諸身體、情緒或性方面的暴力行為。多想兩分鐘，我們可以避孕或墮胎，而不是把無辜的孩子虐待至死。

人們都以為自己想要快樂。但比起「快樂」，人們真正想要的應該是「滿足感」。關鍵在於記憶，滿足感具有回顧性，而快樂是即時發生的事。一個擁有許多快樂時光的人回顧一生時，不一定會對整體感到滿意。

不過，要是梵谷長時間維持穩定的表現，院方也會允許他在有看護的情況下外出散步。梵谷受到當地景觀中鮮豔的色彩吸引。回到畫室後，他畫下生氣盎然的銀綠色樹葉，以及湛藍清明的普羅旺斯天空。這些畫作中的筆觸帶著活力，說明梵谷在這些扭曲茂盛的樹中看到希望的象徵。橄欖樹林受盡密斯托拉風的摧殘，曝露在南方熾熱的太陽下，依然頑強地生長，就像梵谷自己的奮鬥。

《梵谷：在永恆之門》是又一刻畫天才畫家的傳記電影，這是繼2017年《梵谷：星夜之謎》後，再一部向人們揭示梵谷混亂人生的作品，兩部電影都是以梵谷的畫作名稱為片名基底。本片鏡頭晃動得十分誇張，且並非只是左右或上下晃動而已，更有歪斜極大角度的畫面，導演從一開始便向人們揭示梵谷將被精神疾病所困擾，但也許也可以如此解讀：「作為一個非藝術專業的人，除了向日葵、星夜、被割下的耳朵，我們還能從多少角度來看待他？」

這是一部為了明星而生的作品，只能插花的凱西‧艾佛列克、無得發揮的大衛‧羅利、超美穿搭的西西‧史派克只為了妝點勞勃‧瑞福。因為明星就是這樣一種存在，一旦被塑造出來就可以脫離電影，甚至破壞電影，但你就是恨不了他。因為明星就是這樣一種東西，我們願意敞開自己的心房，讓他輕鬆拿走一切他想要又不需要的東西。

你可能看過防曬用品危害珊瑚礁的資訊，但事實上沒有足夠證據顯示防曬用品會讓珊瑚白化。曬太陽不擦防曬無法幫助珊瑚，只會讓你更容易得皮膚癌。因為防曬用品不是全球珊瑚白化的原因，氣候暖化才是。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學齡前兒童的心理健康問題會一直持續到成年，進而影響日後的身體健康問題。科學家設計了一個簡單的實驗，來辨識憂鬱傾向的學齡前孩童（因為他們經常無法告訴成人自己的狀況不好，或因為年紀太小並不知道自己的狀況不好）。如果性格特質憂鬱的孩童及早接受心理治療，未來得憂鬱症的機率更低，憂鬱程度也更輕。

無論如何或許一眼的海報總透露著瑪麗包萍的本質。因為瑪麗包萍就是讓人難以捉摸的角色，她總是漂浮著，還能使人漂浮，在設定上她具有的那種非人類感，被愛蜜莉布朗在正片中詮釋的相當好，同時又具有時間性。一方面來說，幾十年後，她的外表似乎沒有什麼改變。然而從劇外人來看，她變得可多了，紅色的使用大幅增加，而就一些當時的八卦而言，原著作者既恨透了紅色，也恨透了續集，所以一個核心問題在於：為什麼是現在？

一個背著畫具「行走」的畫家，以漫遊步伐、速寫筆法，穿越台灣大街小巷，從南到北、由西到東，用溫暖色彩呼喚出一間間街屋獨特的生命個性，用情濃文字帶引出建築的美麗與人間的故事。

「有25%的餐飲店會在第一年倒閉，50％的店家會在第三年關門大吉。我認為這跟婚姻很類似，三年之痛。」因為第一段的婚姻就在三年時結束了，讓淳更加地確定三年會是夫妻之間的關鍵年。所以在第二次婚姻開始時，他就與妻子知惠許下了約定，當婚姻生活迎來第三年時，兩人要坐下來聊一聊彼此往後的關係。相較於淳的擔憂，知惠在這段婚姻開始之前只要求了一件事，就是不能比她先死。

「涼鞋配襪子」是許多人難以接受的流行趨勢，但與其他普遍被鄙視的時尚不同，這種穿搭方式具有深厚的歷史根源。考古挖掘證據表明，古羅馬士兵是穿涼鞋配襪子的愛好者。

3K黨的歷史可追溯至南北戰爭結束之際，《黑色黨徒》以古諷今，對白搞笑卻又令人感慨，3K黨領袖多次說出川普曾發表的言論，我們以為邪惡至極的事是他們以為的偉大願景。這個社會在進步，卻又不夠進步，多數人們認為「急不來」的事情，都是用一個個生命來祭。

三十多歲，但沒結婚，也沒打算結婚，在大多數已開發國家已經不是特例，而是常態。這是一個單身人口數已經多到不能假裝他們只是異常狀態的時代。儘管如此，這表示「單身人」的時代已經來臨，地位、權力和尊重終於能跟「婚姻人」平起平坐了嗎？

目前的情況是社會學家在重力波偵測物理的屋簷下做客。也許物理學發展到了21世紀，會有更多這樣的客人，而且他們角色將會受到認可。在我工作的大學科系裡，研究中心有一半是從事基因學在經濟與社會層面的研究。他們常常被笑稱，這裡的社會科學家和倫理學家研究的幹細胞比生物學家還多。微生物學接受本身的社會合法性取決於這些外人陣營眼中對他們一舉一動的觀察。身處科學非典型角落的物理學仍然會對這種審視加以防護，這就是為什麼社會學家的作用仍然如此地不尋常且隱微。

記者卡蜜拉的家鄉、一座保守封閉的小鎮發生多起殘忍的兇殺案，報社老闆不做他人之想，指派卡蜜拉回鄉寫出精采報導，這個指派也迫使卡蜜拉不得不面對自己的過往與小鎮的骯髒。《利器》從頭開始，就「一路醉醺醺」到底，原本看見擔任記者的卡蜜拉手不離酒瓶，以為是主角的角色設定，不料故事回到名為風口鎮的小城鎮後，每個人、每個鏡頭幾乎無時無刻酒不離身，這才驚覺這會是一部非常沉重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