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的英國社會理論家、記者和政治作家哈莉特‧馬丁瑙透過女性視角，用平易近人的方式書寫關於政治和經濟的書籍與文章，突破學術理論與普羅大眾之間的巨大鴻溝，藉由有趣的故事讓更多讀者能夠理解複雜的思想理論。此外，她完全透過寫作收入來養活自己，對於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來說無疑也是一項罕見的壯舉。

片中將香爐當成媽祖的菸斗饒富童趣，也是用另一種方式呈現人們認為自己的祈禱透過拜拜與燒金紙能夠直達天聽。人在嬰孩時期與老年時期也許是最能隨心所欲的時候，卻也是能力上最為不足的時候，青壯年正是最有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的年紀，卻有太多旁鶩在身，老人的房子終究是被拆掉了，沒了安身之處，連貢著的神像都墜落了。

〈Brown Sugar〉的禁忌歌詞涉及奴隸制度、跨種族性愛與強暴等主題，傑格向溫納坦承歌詞確實有點過火，他說：「真的是一鍋大雜燴，所有醜陋不入流的題材都融為一體。如果以後還要再寫些類似的東西，我可能得先自我審查。」儘管歌詞經常引起關注和爭議，但〈Brown Sugar〉卻意外受到歡迎，發行不久後便迅速竄升至美國單曲排行榜榜首，成為樂團的經典歌曲之一。

只出現在電影不超過十分鐘的 Didier 資訊非常少：從他與 Alexandre 對話的場景與台詞，我們知道他在工地從事勞動，有一名同性戀認同的兄長因不明原因亡故，兩人都於兒時遭受教會神父性侵犯。我們不知道他與兄長的關係親疏、確切的性向認同、恐同的程度、處理自身創傷的進度；我們看到他的現身，隨之而來卻是靜默與暴力，我們看到這樣的角色不願意將話語權與受害者身份套用在自己身上，這部電影因此不是由他的視角切入的電影，但卻又必然是他的電影，是向社會代表他的電影。

12月13日，這支船隊在巴西里約熱內盧登陸，正好趕上了南半球夏天的開始。船隊沿著南美洲東海岸航行，有時捕捉食用鯊魚，並發現這裡有大量的「海狼」（也就是海獅）。儘管水手對周圍的鯊魚無所畏懼，但在航行過程中水手將海獅視為「吃人怪獸」對它們敬而遠之。

作為電影，《在黑暗中說的鬼故事》並非一無是處，出現的鬼怪精緻滿足了恐怖片觀眾想要的獵奇，然而劇情節奏的緩慢、恐怖橋段的老套、以及對自己說故事能力的不自信，使得這部作品最終只有皮相而沒有靈魂。然而這部作品的導演及其原本卻並非張三李四之輩，這便是本片令人最令人惋惜之處，也顯示了導演安德烈‧歐弗蘭多的軟肋。

每當我們提及性工作者時，總會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情緒在裏面，或咬牙切齒，或憐惜萬分。我們也總會疑惑她們走上這條不尋常道路的原因。她們是自願的還是被迫的？被迫的成為性工作者我們可以理解，難道還有主動成為性工作者的人嗎？答案是真的有。

追求司法公平正義的過程充滿不確定性，很多時候被告有沒有犯罪並不容易判斷，他可能是被牽連的受害者，或者只是被過度偏執的檢察官認定有罪。由於不確定事實真相，人的審判往往只能「推測」被告有無犯案，但推測很可能與事實相反。中世紀歐洲常見的「神的審判」儘管看似非常不理性，但其實它比一般人想像的更有效。

最近的調查發現，愛潑斯坦曾與多位赫赫有名、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會面，他的終極目的是想把自己的基因拿來改造人類成為超級物種。這顯示了科學界某方面的醜惡之處：大部分的前瞻科學研究很難直接變成賺大錢的「大眾科技」或專利項目，如果想要研究經費除了仰賴政府，不然就必須跟這些億萬富翁周旋。

織田作之助被日本讀者暱稱為「オダサク」（Odasaku，織田作），作品中貫徹他特有的風格，活靈活現地描繪出大阪庶民世界。市井小民的幸福、悲哀、無奈，柴米油鹽醬醋茶的寒暑日常。俗話說「愛到卡慘死」，織田作之助作品中充分描述了大阪街井小民悲歡離合的兩性世界百態。

造字過程中他遇到了許多阻撓，群臣的反對最先襲來，他們是把持國政的人，也是該時代的既得利益者，而一切都來自於他們對知識的壟斷。若說儒術是門帝王馭民之術，那說得好聽點，群臣是承接了系列思想，視國家大事為己任，而說得明白些，就是視一國為個人私產的腐儒了。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麥庫姆斯商學院的研究者比對婚外情網站「Ashley Madison」的資料後發現，不忠的人如果從事專業職位（白領主管、律師、會計師、醫師等）更容易在工作上進行非法行為。也就是說，背德始終是全方位的。

「你要記得，警察真正的任務是保護市民。如果制度令無辜的市民受害、令公義無法彰顯，那麼，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去反抗那些僵化的制度。」世界作為殺人密室，不僅是譬喻，它也的確殺了人，在政治與正義的角力上有人被誤殺，被逼迫從天橋下墜落，特首、總理、公僕爪牙，誰有不在場證明？

三十多年前，著名巴西音樂人João Gilberto在當紅之際人間蒸發，他的歌聲傳遍街頭巷尾，卻無人知曉他的蹤跡。帶着疑問的樂迷作家Marc Fischer 苦心追尋大師的身影，希望他能為自己演奏一曲，並把探索過程結集成書，卻在作品出版前自縊身亡。同樣身為樂迷的導演Georges Gachot，被書中的熱情所感召，決志完成作家的遺願，一場浪漫動人的音樂之旅就此展開。

做出「利他」的行為是為了得到讚美？為了自我感覺良好？還是真的出於對於他人的關心呢？新的研究顯示，無論是哪個年齡層，真心為他人利益而進行社會服務等奉獻行為的人，都擁有更健康的身體狀況。

20世紀初的歐陸正處前衛藝術風起雲湧之際，費妮的藝術生涯始於巴黎，恰好迎上了這波風潮。費妮六十年職業生涯，橫跨繪畫、劇場設計、平面設計、書籍插畫，而藝術史上，多將費妮歸為超現實主義者或是女性主義藝術家。費妮身兼畫家與劇場佈景設計，不僅可在作品中見到戲劇元素的運用，藝術家本人的形象更不斷在作品中登場，畫作於是成為個人表演舞台，顯示出創作與劇場工作與她對扮裝的熱愛，這三者之間的高度關聯。

我們必須認清科學種族主義的面貌：它是將長期存在的歧視合理化的一種方式，以支持種族主義者所期望的特定社會願景，而一切都與權力有關。這也是為什麼審視歷史資料時，那些聲稱找到種族差異的理論往往品質很差的原因，種族主義者根本不在乎證據是否薄弱、理論是否低劣、邏輯是否有誤，因為他們只需要一點點科學知識來說服無知的人就夠了。

「耐人尋味的是，所謂的低俗文化如何在時間和空間上轉變成高雅文化？又是什麼啟發或阻礙了人們審美觀念的變化？這些都是社會科學家思考的理想問題。人們對我列出的博士生論文題目的驚訝與誤解程度，反映出普羅大眾缺乏學術研究方面的知識。博士並不是一門學習課程，它是透過獨立且原創的研究取得的高等學位。」

北歐犯罪主題的創作類型被稱為「Nordic noir」（北歐黑色），描寫日復一日平靜風景底下潛藏的社會問題：厭女、強暴、謀殺、種族主義。《邊城勇探》可以視為非常典型的北歐黑色作品，而與其他北歐國家最不同的，恐怕就是芬蘭不幸與俄羅斯大幅接壤，因此擁有更為嚴重的「鄰國問題」。

《薩賓娜之死》為第一本入圍英國曼布克獎的視覺文學作品，以911恐怖攻擊後，校園槍擊案頻傳的美國當代社會為背景。因一樁失蹤案而起的陰謀論與群眾暴力，描摹人人皆有話要說、真相卻已然不在的網路時代。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心理學家羅伯特‧拉文森原本想瞭解基因是否影響人們的愛情生活，他假設「負面情緒」應該會是傷害感情關係的主要因素，而負面情緒的產生應該與基因（例如容易憤怒的性格）有關。但長期下來拉文森卻發現一個預料之外的現象：在客觀上看來同樣不舒服的環境中，有些人感覺很痛苦，有些人卻沒有那麼痛苦，而不那麼痛苦的人成功延續了婚姻。但是，為何有些人遇到不開心的狀況，卻不認為自己在受苦呢？

電影裡不斷對生命的本質提出探問，我們前後各自在社區裡和布麗姬高中同學家看到兩個字條，分別寫著「黑人小孩的命也是命」、「未成形小孩的命也是命」，這些字樣有意無意昭告著：生而為人，不分種族，年齡，都有被當成人平等看待的權利。對應著片中的女同志家庭，和布麗姬失去孩子的處境，前者不被尊重遭受言語霸凌，後者對自己肚中小生命的逝去感到懊悔難過。產後抑鬱和曾經墮胎讓她們的生命不斷長出暗影。

〈Polly〉是一首不容忽視的歌曲，它收錄在當時最有影響力的樂團的暢銷專輯中，而柯本終其一生都無法忽視這些性暴力與仇女文化。他曾在精選輯《Incesticide》內頁裡發表了一份嚴肅的聲明：「如果你以任何方式仇恨同性戀、有色人種或女性，請幫我們一個忙：他媽的滾開，不要參加我們的演出，也不要購買我們的專輯。」

菲力普・普曼繼「黑暗元素三部曲」之後，再推出「塵之書三部曲」。在第一冊《野美人號》中，我們得以再次溫習令人著迷的真理探測儀解讀過程，身為解讀者的漢娜提問並試圖解讀，但她也發現「鑽得愈深，就看到愈多問題」。對一個愛書人而言很難不注意到：依循參考書籍解讀真理探測儀的過程，可說與解讀文本意涵頗有雷同之處。

《天堂》和《麵包來的日子》是導演沙基‧迪夫薛福最早期的紀錄片，這兩部拍攝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作品，均以前蘇聯瓦解後的小村落作背景，記載普通人日常瑣事。電影非以劇情導向，然而靠著畫面所營造的原始和荒涼感讓觀眾難以忘懷。

「我希望觀眾像和電影裡的角色一起生活，長鏡頭能讓他們更好地進入畫面，感受沙塵和強風。」當亞沙第一次提親離開，與親友驅車回去蒙古包時，手持的鏡頭記錄著大草原的荒涼，小貨車晃動讓畫面更有真實感。下一幕羊群奔跑，到處揚起沙塵，是遊牧民族的日常。

二名法為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畫家和作家愛德華‧李耳提供了充分的想像空間，李耳運用獨特的文字與繪畫才華，創作出一系列荒謬虛構的植物學圖畫。

「個體經歷可能改變其後代的細胞與行為」的假設在20年前或許會被嘲笑，但在今天已被廣泛接受。老鼠實驗初步證實，父母所受的情感創傷，會用生物學的方式遺傳給下一代。

「正因為富有，所以他們善良。」故事的貧富對立看來薄弱，無意經營、若無其事，但正是如此，它才顯得極度諷刺。因為，真正的階級，早已明確的、永遠的劃分各別，不踩踏、不越界，僅僅探視彼此的進退。真正的勢態，是彼此早已有了默契，沉默、串謀，共構出一份狼狽且安全的關係。

九潭區，市政廳門口掛著「清廉的區廳長」布條，顯得極其諷刺，議員、警察所長、區廳長、檢察部長和企業的勾結，全都掩蓋在建立無犯罪家園的口號下，「不是因為有權力才能腐敗，而是那些原是腐敗之人追求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