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應該無憂無慮，不應該時時揣測大人的臉色，不應該懷疑自己是否被愛。這不只是道德問題（成人有責任給兒童友善的環境），更是心理健康問題。充滿憂慮的童年將導致兒童難以變成健全的成人，並失去日後面對生活困境的能力。

片名取作《真實》，故事裡卻是充滿了家人之間躲躲藏藏的謊言，透過是枝裕和溫柔的敘事手法，讓這些謊言有的顯得有趣，有的狼狽，有的一針見血。但電影並非要闡明事實，每件事情發生在不同家族成員的心裡都有不同的真相，一場餐桌上母女的激烈討論，關於一位已過往的女演員莎拉如何離世，莎拉在母女彼此心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兩人對她的記憶和回憶幾乎有著完全不同的解釋，露米相當喜愛這位阿姨，和母親爭執時，氣得眼淚直流，充滿對法比安的不諒解。

公雞沒雞雞。這不是啥禪宗公案。我說的是，公雞沒有陰莖。或者，更精確地說，公雞丟失了陰莖。公雞是最常被拿來代稱男人性器的動物，但牠本身卻沒有陰莖，實在匪夷所思。雞的陰莖是如何消失的，該謎題近年已有答案，然而為何會消失，這在研究鳥類陰莖的專家小圈子裡仍然存有爭議。

查爾斯‧達爾文的演化論改變了人們思考世界的方式，然而，創造「適者生存」一詞的人其實不是達爾文，而是赫伯特‧史賓賽。史賓賽跟同時代的作家一樣醉心於演化論，但達爾文只關注生物學方面，而史賓賽認為演化理論可以應用得更廣泛且深入整個社會。今天，當人們談到史賓賽時，通常是因為他啟發了一種名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意識形態：簡單說就是，成功的人就應該成功，而失敗的人就應該失敗。可想而知，現代的學者和公眾不可能認同這個說法，在維多利亞時代所有偉大的思想家中，史賓賽無疑是「名聲跌到最谷底的人」。

對於亡國感的面對，或許不是消極地無動於衷，更不會是視而不見，而是積極地起身抵抗，呼喊自身所擁有的身分認同。所謂呼喊是個意象表示的詞彙而已，不是一定要出聲地喊，而是要如同站在山谷一側面對著龐大可畏的自然時仍無所顧忌地呼喊，因為我們必須要有所作為，我們必須要反抗並表態。共同的想像與信念並不是行動的產物，而是我們必須假定共同的想像與信念的存在，我們才能行動。

柏格曼的《假面》，無論是在其生涯四十多部作品或是電影史中都是屬於晦澀難懂的，初次觀賞時令人痛苦難當，激起的漣漪卻又難以抹去。其對於影像符碼散的使用、揭發電影本身的後設視角及內容與形式的結合，造就了它在現代電影中的代表地位。柏格曼稱他透過這部片的製作發現了電影不為人知的的秘密，這樣的想法雖不免自我膨脹，但也令人難以駁斥，也許在所有的傳播媒介或藝術形式中，只有電影能如《假面》所呈現的那樣以反身性作為基調、讓形式與內容變得難以區分，讓電影變成不只是視與聽，更是灼人的、是能被觸碰的。

「無限猴子定理的表述如下：讓一隻猴子在打字機上隨機地按鍵，當按鍵時間達到無窮時，幾乎必然能夠打出任何給定的文字，比如莎士比亞的全套著作。這個理論說明把一個很大但有限的數看成無限的推論是錯誤的。猴子精確地通過鍵盤敲打出一部完整的作品比如說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在宇宙的生命周期中發生的機率極其低，但並不是零。」這個實驗在我們的有生之年能彈出簡單的諾基亞手機鈴聲嗎？幾乎可以肯定不會。但如果有足夠的時間呢？幾乎可以肯定總有一天會發生。

2018年，丹麥奧爾胡大學的精神病學專家奧萊格‧普拉納－里波在研究一個關於精神疾病令人困惑的事實：很多病患都有多重病症，例如焦慮加憂鬱，或思覺失調加躁鬱。他想釐清這樣具有一種以上精神疾病的普遍性，所以他找到一個數據庫，裡面有大約590萬丹麥公民的醫療資訊。他被眼前的結果嚇了一跳，因為無論症狀明顯與否，每一種精神疾病都讓病患更容易有其他精神疾病，普拉納－里波說：「我們知道共病的重要性，但我們沒有想到會發現疾病之間的關聯性。」這項研究再度提起困擾了科學家一個多世紀的基本問題：精神疾病的根源是什麼？

在《當諾曼剛剛好》中，我們看到諾曼父母溫柔的視線總是在諾曼身上，小狗的陪伴也一直都在，整本書只出現一句父母對他說的話，但我們知道父母和小狗從未離開諾曼，讓他獨自面對壓在身上的大外套。我們也看見繪者精心編排所有插圖的顏色，巧妙地出現在不同處，讓人不言而喻感受到翅膀的力量、外套的沉重、諾曼擁抱自己的魅力和美麗；運用彩色與黑白的調度，每翻開一頁就可以立即感受故事的張力與主角的情緒，孩子讀起來津津有味，臉上表情跟情節起伏，在一旁的我也看得趣味。

一個文明不可能無限綿延下去，在一個與另一個文明之間，斷裂發生是必然。因為文明自有其天命，以及各式各樣的限制，使得其再怎麼變化都有其限制所在，於是當變化到達了極限，所有改革都遠遠不足以解決當前的問題時，文明與文化離覆滅也就不遠了。與腐敗貴族相對的無產階級不是可愛也不是可憐，而是近乎野獸，當貴族沈溺於葡萄美酒夜光杯時，他們潛伏在街頭巷尾月光下，磨刀霍霍打算將刀叉人肉的貴族顛倒為俎上肉，文化已經失去了處理現實的能力。

片名《Shut Up and Play the Piano》其實是個饒富趣味的句子，因為閉嘴彈琴正是此紀錄片主人公，加拿大音樂家希里‧岡薩雷斯最難做到的事情，言語對他而言始終是個難以割捨的音樂材料，從他年輕時跑去德國搞饒舌就知道，這個從小學鋼琴的音樂家天性就無法去做純粹的古典樂，他的表演慾望在他身上表露無遺。

法蘭克自始自終手上總是拿著書籍，包括他自己一人的時候。他真心相信書籍裡的知識，教育帶來知識，然而知識有時候會帶給人能夠「踰越」的錯覺，因為在思想之中，人們擺脫了物質重力，飛向天空，卻又在階級的鐵拳下，被打翻在地。猶如代達羅斯試圖挑戰重力，換來的是兒子的墜落，知識不使人自由，而總是使人意識到自己的不自由，並使人試圖行動來甩掉那種不自由的感覺，這就是教育之所以壞的原因。

人工智慧研究實驗室「OpenAI」最近展示了一款新的生成模型「Jukebox」，它能製作新的音樂，儘管成品聽起來像一些熟悉曲目的變異版，但在技術上仍然令人驚艷。據OpenAI的發文指出，研究者選擇音樂是因為其複雜性，即使成果很難稱得上真正的音樂，但依然令人印象深刻：它們有可辨識的和絃、旋律和歌詞。

忽然間，她問我是否曾耳聞「當時」所發生的事，並對我不知道這件事感到納悶。她說她在邦議會裡說了這麼一句話。她說她從政二十五年來，從沒傷害過誰，一向保持禮貌，不曾對對手做人身攻擊，就連在選戰中也不曾這麼做。她想要好好把工作做好。經濟和文化是她問政的重點，而且她對這些領域略知一二。然後她在議會裡說了這一句話。

放到2020這個多事之年，《流感》尤其是令人震撼的電影，在道路間開展開的塑膠病房、體育場改造的火葬場、用停車場改造的等死場、人群倉皇的奔竄、警察軍隊化管理，而政府高層在辯論權力與人道，從前景故事到背景故事，《流感》一氣呵成了全球化的當代警示預言，習以為常的現代生活與普世價值，竟如此的不堪一擊。

在喬治．歐威爾的小說《1984》中，主角是極權國家的政府單位員工，他的工作是刪除媒體上被捕或被殺的人物資料，重寫新聞並修改圖片。歐威爾的反烏托邦假想，在1940年代的蘇聯成為真實，當時的蘇聯會定期將國家的敵人從影像與官方資料中刪除。修圖將特定人物移除，不只發生在極權政權，更切中要害的功能是刪除與領導有私人關係的人物資料，以便將這些人從歷史上抹除。

如果沒有大規模的公共援助，在私人利益和貪婪推動下，晚期資本主義早該死去。如果沒有公共援助、稅收減免和補貼，所有私人企業都會面臨破產。但每當私人企業自己陷入危機時，公共資金就會出手相救——從目前的武漢肺炎疫情來看，紓困金額高達了數萬億美元。然而，就像很多人注意到的情況，這部聰明的機器運轉了一個多世紀，它不斷將收益私有化，並把成本推給社會。

故事敘述著人類必然會死的終結，然而對在阪神大地震喪失親人的上田早夕里來講，這無疑是一部象徵「希望」的作品，對她來說，書寫人們如何面對災難，並將自己對災難的思索編織其中，是她一生的課題。藉由科幻小說來啟發甚至挑釁讀者，希望讀者關心社會議題，淬煉深度思考，也渴望這些故事可以協助民眾選擇政府的領導人時，能站在幫助國家及地球的角度找到最適合的人選──懷著如此期盼的她，將祝福和意圖羅織進《華龍之宮》。

托爾斯泰於《安娜．卡列尼娜》的開場白如此說著：「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創作者從日常汲取靈感，不同情節的悲劇映照著同樣的感傷。或許因為《海邊走走》出自導演威廉尼克森的親身經歷，所以全片給人的感覺極其溫柔，他收攏屬於自己的不幸，重新梳理當年面對父母的掙扎心理。

1867年，米利奇維爾精神病院開始收容黑人病患，就跟其他美國精神病院一樣，它採取了種族隔離政策。治療過程帶有明顯的種族歧視：白人男性只要做悠閒的園藝活動，黑人男性則被迫在機構的農場裡做體力勞動的粗活；白人女性坐著裁縫，黑人女性則必須負責洗衣打掃。收容所的文件紀錄也表明，書寫用品、拖鞋、肥皂和地毯等奢侈用品更多分配給白人病患，而黑人病患每天遭受歧視與忽視的不平等待遇。許多人在抵達不久後就去世了，反映出他們的健康狀況不佳並沒有受到良好治療，以及身處的環境條件相當惡劣。

費茲荷伯特不久後收到王子來信，上面附帶一幅畫著單一隻眼睛的古怪畫像，旁邊寫道：「你若沒有完全忘記這張臉龐，我想你會喜歡它。」古騰博爾解釋說：「這是一幅描繪王子右眼的微縮畫，是他的朋友、著名微縮畫藝術家理查‧科斯維的作品。」不久後，費茲荷伯特回到英國秘密嫁給了王子，之後還回送一幅自己的眼睛畫像。

本書為是枝裕和在籌備《真實》時所寫下的紀錄，內容包括電影開始的關鍵、勘景所遇到的麻煩、和演員、製片和拍攝等協商相處的過程。乍聽之下可能會有些無趣，但實際閱讀起來，會發現每個環節都是一段可延伸的超連結，舉凡其他歷史上知名的導演如柏格曼、楚浮，編輯很貼心的在設計版面時留下註解，按圖索驥，便可以清楚發現導演靈感的軌跡。

1965年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的畢業典禮上，在人群中一位身穿畢業長袍與修女帽的女士特別顯眼：她是瑪麗‧肯尼思‧凱勒修女，美國第一位獲得電腦科學博士學位的人。

小說以第一人稱寫下，主角莫梭就是敘述者「我」，方便讀者接近莫梭、共情莫梭。這個主動與被動成為旁觀者、局外人的「我」，矯情地說，某些時刻也疊影著真實讀者的「我」。比起《鼠疫》，我更喜歡《異鄉人》。《鼠疫》有他急著要說的信念，有時道理的講述淹沒了展示，感染力的強度不及《異鄉人》。也許因為反抗是急迫的，只能當機立斷；而荒謬的揭露則需要一幕一幕攤開，給你看。與荒謬短兵相接令人疲憊至極，然而看見荒謬並為之命名，是我們拒絕成為齒輪的首要策略。

蘇珊桑塔格曾說：「希望每年都能將這部電影看一遍。」也可以反過來說她每年只能將這部電影再看一遍，《撒旦的探戈》是沈重得令人難以重複觀看的作品，不是因為裡頭人物有多麼悲慘，也不是因為裡頭的道路過於漫長，而是因為這是個訴說光是存在就是痛苦來源的電影。痛苦外溢到其觀看者身上，提醒著我們生來就被丟到一個循環往復的世界，踐踏我們讓我們出不去的，是我們過去的行跡。

但丁的《神曲》裡，博學多聞的維吉爾能帶領但丁遊走煉獄與地獄，但唯有他的戀人碧翠絲能夠帶領其進入天堂，山姆最終對茉莉的告白使得天堂之路再次開啟。茉莉與奧德美在這一個時刻同時相信了四維世界的存在，作為兩個焦慮的藝術家，她們兩人在這一刻看見了四維世界的部分展開，以及三維世界的完全打開。

科學家可能永遠無法「客製」出聰明的人類。因為使人「聰明」的基因涉及很多組，沒有特定一種基因能決定個體聰明與否。此外，最聰明的個體也未必最適合生存。人類崇尚智力，但沒有人能簡單說出符合哪種標準才是「聰明」，許多所謂的智力測驗都具有文化偏差，甚至能透過反覆練習取得好成績，而很多對世界有益的才能，例如寫作、音樂或繪畫都跟智力無關。

莉莉·柯林斯具有相當上鏡的臉龐，她扮演這樣一個人生勝利組的角色非常適合──你懂的，就是那些有高學歷，懂得維持身形，同時又因家庭背景有好人脈的那些人。而這樣看似一帆風順的她，開頭就面臨了父親之死，而且更糟糕的是她父親留給弟弟幾千萬，留給她只剩下一百萬，以及神秘兮兮的隨身碟，緊接著本片的重頭戲便出現了，原來，父親還留給她一個地下室與鑰匙，在父女之間便先種下第一個懸疑。

倫敦夫婦菲利波和瑪麗安娜在居家隔離期間，仿效藝術家比爾‧斯坎加近二十年前的藝術創作概念，將微型的複製畫作放進袖珍美術館裡，參觀者則變成兩人飼養的寵物「沙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