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文明不可能無限綿延下去，在一個與另一個文明之間，斷裂發生是必然。因為文明自有其天命，以及各式各樣的限制，使得其再怎麼變化都有其限制所在，於是當變化到達了極限，所有改革都遠遠不足以解決當前的問題時，文明與文化離覆滅也就不遠了。與腐敗貴族相對的無產階級不是可愛也不是可憐，而是近乎野獸，當貴族沈溺於葡萄美酒夜光杯時，他們潛伏在街頭巷尾月光下，磨刀霍霍打算將刀叉人肉的貴族顛倒為俎上肉，文化已經失去了處理現實的能力。

片名《Shut Up and Play the Piano》其實是個饒富趣味的句子，因為閉嘴彈琴正是此紀錄片主人公，加拿大音樂家希里‧岡薩雷斯最難做到的事情，言語對他而言始終是個難以割捨的音樂材料，從他年輕時跑去德國搞饒舌就知道，這個從小學鋼琴的音樂家天性就無法去做純粹的古典樂，他的表演慾望在他身上表露無遺。

法蘭克自始自終手上總是拿著書籍，包括他自己一人的時候。他真心相信書籍裡的知識，教育帶來知識，然而知識有時候會帶給人能夠「踰越」的錯覺，因為在思想之中，人們擺脫了物質重力，飛向天空，卻又在階級的鐵拳下，被打翻在地。猶如代達羅斯試圖挑戰重力，換來的是兒子的墜落，知識不使人自由，而總是使人意識到自己的不自由，並使人試圖行動來甩掉那種不自由的感覺，這就是教育之所以壞的原因。

人工智慧研究實驗室「OpenAI」最近展示了一款新的生成模型「Jukebox」，它能製作新的音樂，儘管成品聽起來像一些熟悉曲目的變異版，但在技術上仍然令人驚艷。據OpenAI的發文指出，研究者選擇音樂是因為其複雜性，即使成果很難稱得上真正的音樂，但依然令人印象深刻：它們有可辨識的和絃、旋律和歌詞。

忽然間，她問我是否曾耳聞「當時」所發生的事，並對我不知道這件事感到納悶。她說她在邦議會裡說了這麼一句話。她說她從政二十五年來，從沒傷害過誰，一向保持禮貌，不曾對對手做人身攻擊，就連在選戰中也不曾這麼做。她想要好好把工作做好。經濟和文化是她問政的重點，而且她對這些領域略知一二。然後她在議會裡說了這一句話。

放到2020這個多事之年，《流感》尤其是令人震撼的電影，在道路間開展開的塑膠病房、體育場改造的火葬場、用停車場改造的等死場、人群倉皇的奔竄、警察軍隊化管理，而政府高層在辯論權力與人道，從前景故事到背景故事，《流感》一氣呵成了全球化的當代警示預言，習以為常的現代生活與普世價值，竟如此的不堪一擊。

在喬治．歐威爾的小說《1984》中，主角是極權國家的政府單位員工，他的工作是刪除媒體上被捕或被殺的人物資料，重寫新聞並修改圖片。歐威爾的反烏托邦假想，在1940年代的蘇聯成為真實，當時的蘇聯會定期將國家的敵人從影像與官方資料中刪除。修圖將特定人物移除，不只發生在極權政權，更切中要害的功能是刪除與領導有私人關係的人物資料，以便將這些人從歷史上抹除。

如果沒有大規模的公共援助，在私人利益和貪婪推動下，晚期資本主義早該死去。如果沒有公共援助、稅收減免和補貼，所有私人企業都會面臨破產。但每當私人企業自己陷入危機時，公共資金就會出手相救——從目前的武漢肺炎疫情來看，紓困金額高達了數萬億美元。然而，就像很多人注意到的情況，這部聰明的機器運轉了一個多世紀，它不斷將收益私有化，並把成本推給社會。

故事敘述著人類必然會死的終結，然而對在阪神大地震喪失親人的上田早夕里來講，這無疑是一部象徵「希望」的作品，對她來說，書寫人們如何面對災難，並將自己對災難的思索編織其中，是她一生的課題。藉由科幻小說來啟發甚至挑釁讀者，希望讀者關心社會議題，淬煉深度思考，也渴望這些故事可以協助民眾選擇政府的領導人時，能站在幫助國家及地球的角度找到最適合的人選──懷著如此期盼的她，將祝福和意圖羅織進《華龍之宮》。

托爾斯泰於《安娜．卡列尼娜》的開場白如此說著：「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創作者從日常汲取靈感，不同情節的悲劇映照著同樣的感傷。或許因為《海邊走走》出自導演威廉尼克森的親身經歷，所以全片給人的感覺極其溫柔，他收攏屬於自己的不幸，重新梳理當年面對父母的掙扎心理。

1867年，米利奇維爾精神病院開始收容黑人病患，就跟其他美國精神病院一樣，它採取了種族隔離政策。治療過程帶有明顯的種族歧視：白人男性只要做悠閒的園藝活動，黑人男性則被迫在機構的農場裡做體力勞動的粗活；白人女性坐著裁縫，黑人女性則必須負責洗衣打掃。收容所的文件紀錄也表明，書寫用品、拖鞋、肥皂和地毯等奢侈用品更多分配給白人病患，而黑人病患每天遭受歧視與忽視的不平等待遇。許多人在抵達不久後就去世了，反映出他們的健康狀況不佳並沒有受到良好治療，以及身處的環境條件相當惡劣。

費茲荷伯特不久後收到王子來信，上面附帶一幅畫著單一隻眼睛的古怪畫像，旁邊寫道：「你若沒有完全忘記這張臉龐，我想你會喜歡它。」古騰博爾解釋說：「這是一幅描繪王子右眼的微縮畫，是他的朋友、著名微縮畫藝術家理查‧科斯維的作品。」不久後，費茲荷伯特回到英國秘密嫁給了王子，之後還回送一幅自己的眼睛畫像。

本書為是枝裕和在籌備《真實》時所寫下的紀錄，內容包括電影開始的關鍵、勘景所遇到的麻煩、和演員、製片和拍攝等協商相處的過程。乍聽之下可能會有些無趣，但實際閱讀起來，會發現每個環節都是一段可延伸的超連結，舉凡其他歷史上知名的導演如柏格曼、楚浮，編輯很貼心的在設計版面時留下註解，按圖索驥，便可以清楚發現導演靈感的軌跡。

1965年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的畢業典禮上，在人群中一位身穿畢業長袍與修女帽的女士特別顯眼：她是瑪麗‧肯尼思‧凱勒修女，美國第一位獲得電腦科學博士學位的人。

小說以第一人稱寫下，主角莫梭就是敘述者「我」，方便讀者接近莫梭、共情莫梭。這個主動與被動成為旁觀者、局外人的「我」，矯情地說，某些時刻也疊影著真實讀者的「我」。比起《鼠疫》，我更喜歡《異鄉人》。《鼠疫》有他急著要說的信念，有時道理的講述淹沒了展示，感染力的強度不及《異鄉人》。也許因為反抗是急迫的，只能當機立斷；而荒謬的揭露則需要一幕一幕攤開，給你看。與荒謬短兵相接令人疲憊至極，然而看見荒謬並為之命名，是我們拒絕成為齒輪的首要策略。

蘇珊桑塔格曾說：「希望每年都能將這部電影看一遍。」也可以反過來說她每年只能將這部電影再看一遍，《撒旦的探戈》是沈重得令人難以重複觀看的作品，不是因為裡頭人物有多麼悲慘，也不是因為裡頭的道路過於漫長，而是因為這是個訴說光是存在就是痛苦來源的電影。痛苦外溢到其觀看者身上，提醒著我們生來就被丟到一個循環往復的世界，踐踏我們讓我們出不去的，是我們過去的行跡。

但丁的《神曲》裡，博學多聞的維吉爾能帶領但丁遊走煉獄與地獄，但唯有他的戀人碧翠絲能夠帶領其進入天堂，山姆最終對茉莉的告白使得天堂之路再次開啟。茉莉與奧德美在這一個時刻同時相信了四維世界的存在，作為兩個焦慮的藝術家，她們兩人在這一刻看見了四維世界的部分展開，以及三維世界的完全打開。

科學家可能永遠無法「客製」出聰明的人類。因為使人「聰明」的基因涉及很多組，沒有特定一種基因能決定個體聰明與否。此外，最聰明的個體也未必最適合生存。人類崇尚智力，但沒有人能簡單說出符合哪種標準才是「聰明」，許多所謂的智力測驗都具有文化偏差，甚至能透過反覆練習取得好成績，而很多對世界有益的才能，例如寫作、音樂或繪畫都跟智力無關。

莉莉·柯林斯具有相當上鏡的臉龐，她扮演這樣一個人生勝利組的角色非常適合──你懂的，就是那些有高學歷，懂得維持身形，同時又因家庭背景有好人脈的那些人。而這樣看似一帆風順的她，開頭就面臨了父親之死，而且更糟糕的是她父親留給弟弟幾千萬，留給她只剩下一百萬，以及神秘兮兮的隨身碟，緊接著本片的重頭戲便出現了，原來，父親還留給她一個地下室與鑰匙，在父女之間便先種下第一個懸疑。

倫敦夫婦菲利波和瑪麗安娜在居家隔離期間，仿效藝術家比爾‧斯坎加近二十年前的藝術創作概念，將微型的複製畫作放進袖珍美術館裡，參觀者則變成兩人飼養的寵物「沙鼠」。

這名女子坐在一旁，看著自己三個月大的女兒無力地躺在醫院的搖籃裡；這幾天真是令人煎熬。突然間，這名嬰兒鼓起的臉頰失去了光彩，原本從喉嚨後側傳來的微弱咯咯聲也安靜了下來。警鈴聲響起，一名護士衝進了房裡。這名護士匆匆看了氧氣監測器一眼，接著迅速地將她的小型聽診器放在嬰兒的胸前：她幾乎沒在呼吸了。

古老糞便可以存留數千年，甚至保持原本的形狀和顏色。考古學家通常依據大小和其他特徵來區分人類或動物糞便。但事實證明，狗和人類的糞便難以區分——科學家想釐清古代人的飲食結構，卻被這個問題難倒。現在，沃林納和同事開發出以人工智慧判斷的新工具，能準確分出人類和狗的「古代糞便」。在分析橫跨數千年的十幾種樣本後，他們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考古遺跡裡到處都是狗糞。

我們要問，像安東尼奧這樣的人，何以能順利在這邊扎根發展？難道不是因為政府的腐敗，公務的怠惰，導致「拿坡里之父」得以威震四方嗎？當知識分子指責人民不夠進步、不夠努力時，他們沒有意識到他們所指責的對象每天光是維持整個社會運轉就累個半死，甚至有些是知識份子所不齒的社會邊緣人，或者被有錢人毀壞名聲的無名小卒，他們這些走投無路者在安東尼奧這裡得到了在公部門得不到的善待，當然安東尼奧不是搞慈善事業（事實上慈善事業也總是索討代價），他會根據請求幫助的人之所有來衡量他該索取什麼，以及請求幫助之人可以得到多少。

《老鼠國》顧名思義有個住著一群老鼠的國家，生活與你我一樣，平日相安無事；特別的是，老鼠國已有投票的民主制度：每五年就會投票選出老鼠國的領袖，而一直以來都是黑貓當權，老鼠們似乎覺得黑貓們還不錯，訂定些「看起來」還不錯、可自圓其說的律法規範著老鼠國的日常。但日子一久，老鼠居民發現自己的生活越來越難受，他們說不出來哪裡不對，卻覺得受夠了。

2020年初，愛沙尼亞國家安全局破獲極右派恐怖組織的首腦，該組織成員遍布多個國家，並密謀襲擊美國電視台和猶太教堂挑起種族戰爭。在網路世界裡，他是恐怖組織的「指揮官」，但在現實世界裡，他只是一名與父母同住的13歲少年。

單口相聲常常突顯出這類道德困惑的時刻，並藉以此嘲笑我們。「笑」這種舉動雖看似肆無忌憚，卻也營造出一種順從。在欣賞單口相聲表演時，觀眾可能發現自己跟著某則笑話發笑，接著又後悔笑了出來。再者，我們可能因為意識到別人已經止住笑意，因此也跟著保持靜默，不想被曝露出來，或贊同某個駭人論點。

張志威的《兒子》在伊朗名導馬克馬巴夫指導下，以「家庭問題」為創作主題所拍攝的作品。電影講述戀上有婦之夫的女保安在愛情與親情間角力，全片僅長11分鐘，對白精煉，劇情没有過多起伏，反而透過鏡頭調度和聲音增強故事性，效果頗佳。

電影以重覆的四下合掌聲拉開序幕，也以此謝幕，不斷的合十，為的只是一個想願望成真的心願。女孩們的心願重要嗎？對成年人來說，是相當無聊又可笑的，但可能每一個正對此嗤之以鼻的成年人，在未成年之際，都曾許過這種願望，並奉之為人生最重要的部分。

夢的內容與感覺截然不同，而夢的範圍跟清醒時同樣複雜。縱觀一個人的一生，我們會發現兒時與成年的夢境很不同。兒童經常夢到與家人、朋友和可怕動物之間的情感互動，而成年人經常夢到其他成年人。年輕人的夢涉及現階段的朋友與其他重要的人之間的社會互動。老年人更容易夢到創新的事物、後代和關於永恆的焦慮，而瀕死之人的夢充斥超自然力量、超脫塵世的環境，以及與死去親人團聚的畫面。夢將年幼的孩子帶進監護人的社會世界，當生命接近尾聲時，夢溫柔地將我們帶到所愛之人的懷抱裡，陪伴人類從搖籃進到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