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馬歇皮爾修扎的《只有悲傷才是美麗的》，爵士音樂家Mieczyslaw Kosz的模樣，不斷把人帶到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裡。過一陣子後，前蘇聯電影導演塔可夫斯基偶然地從記憶裡浮現上來，才恍然大悟這樣似曾相識的感覺從何而來。塔可夫斯基的半自傳作品、同時也親自在片中飾演年老臥床的男主角Alexei的《鏡子》，或許和《只有悲傷才是美麗的》在敘事結構上沒有任何共通之處，但是仔細往內容的深處看去，我們發現兩部電影於根本上皆是由個人最初生命記憶出發。

宗教的認知科學有個很簡單的前提：「宗教首先且根本上是一種神經系統現象」。換句話說，宗教衝動其實是大腦複雜的電化學反應的作用。當然，光是這個事實本身並不是個多麼了不起的觀察，也不會因此減輕或打消人的宗教衝動。人的每一個衝動（毫無例外的每一個衝動）都是從大腦複雜的電化學反應中產生。宗教衝動當然也是。

太空人在執行完任務後隨著太空艙一同掉落在暮色逐漸籠罩的地面上，隨著一鏡到底的鏡頭運動我們逐漸看到太空人站在路邊的公共電話，嘗試撥打出去。接著，不知道太空人從話筒的另一頭聽見了什麼，她激動地留下了淚來。最後，太空人搭上了汽車，臉上的淚水仍止不住地流下來，但當她看向星空時，彷彿想起了、或明白了些什麼事情。

美國犯罪鑑定影集《CSI:LV》有一個名為「模型屋殺手」的反派，將犯罪預告製作成迷你娃娃屋的樣子。但這個設定或許不全然是空穴來風，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曾有一名法醫，她的嗜好就是用擬真的娃娃屋「記錄與創造」犯罪現場的樣貌。

亞馬遜與日販的契約是每年更新。日販身為亞馬遜主要批發商，配給亞馬遜標準訂單的預備量這幾年逐年下滑。根據亞馬遜內部資料顯示：二○一五年六成，二○一六年五成，二○一七年滑落到四成。預備量滑落的原因與其說是日販的供給能力變差，其實是日販未隨著亞馬遜銷售額的攀升加強供應量。不包含在預備量中的書籍，便淪為延期交貨訂單。這裡的問題出在商品送達亞馬遜的備貨時間。如果是日販有庫存的標準訂單程序，商品一至三天便可送達；然而一旦成為延期交貨訂單，就得耗費一到二週的時間。當因調貨而耗時的延期交貨訂單大增時，顧客可能就會放棄，導致商家錯失良機。這大概就是村井所說的「客人等待商品到貨的天數越拉越長，這意味著我們越瀕臨死亡」的意思了。

電影內在價值的矛盾處在於，一邊用出自不同宗教系統的巫毒奶奶表達「不是會下藥的有知識女性都是壞人」，似乎有意去區分黒魔法與白魔法來為有知識的女性去污名化，畢竟當初被指稱為女巫，經過女巫審判的，說到底不是精神異常就是具備草藥學知識的女性而已，反映的終究是男性對於無可掌握的女性的焦慮。然而在本片這個版本裡，雖然有安排孫子質疑該怎麼分辨女巫還有女性，終究還是大筆一揮，指稱這些女巫「並非人類」，換句話說，這些討厭小孩討厭家庭的女性並非人類，

1975年11月6日，一小群觀眾踏進了聖馬丁藝術學院的多功能教室，大多數人是前來觀賞「Bazooka Joe」的演出，但負責為表演暖場的「Sex Pistols」後來為龐克音樂史寫下新的篇章。這場演出是剛成立的Sex Pistols首次表演，但事情從一開始就不太順利，後來更引發兩個樂團之間的肢體衝突。

「沒關係，我知道你們永遠也不會懂的。」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八日，這場在英國劍橋進行的口試，也許是哲學史上最奇特的博士學位考試，便以這樣一句話結束了。應試的是一位來自奧地利、四十歲的前億萬富豪，而且在過去十年裡，他以當小學老師維生。他的名字叫路德維希．維根斯坦。這位從維也納來的天才弄性尚氣，而且還會記恨很久。在他面前，你只要講錯一個字或者開一個政治玩笑，就會讓他厭惡多年，甚至斷絕關係。

阿莫多瓦告訴我們，關於愛的最黑暗真相是，無論我們有多愛一個人，我們始終不應該去要求對方給我們同等的愛。愛並非對等，事實上有的時候正因為我們的愛過於強烈，反倒給對方形成恐怖的壓力。愛是唯一可以忍受的獨裁，我們在靜寂中祈禱對方的回音，並在幻聽中告訴自己還能繼續愛，如同奴隸愛著主人，如同人類愛著上帝。

有沒有一種感情，是揉合贖罪與承諾，又不求回報的愛？莫子儀甫以鋼琴老師林健一這個角色獲得台北電影節最佳男主角，在故事中，他住在雨都基隆一間看得到海港的公寓頂樓，但對看起來再也普通不過的房東一家人來說，他並不是一般的房客。

女性在美國社會經常被視為受害者，但她們其實也可能是加害者：最令人震驚與極端的例子之一是白人女性曾參與種族主義組織「女性三K黨」。白人女性對於加入三K黨沒什麼排斥，因為三K黨訴求的東西：安全的生活、保守的信念、有秩序的世界，都跟他們去教堂的時候許願的內容沒什麼差別。

透過與紐頓的合作，這些女性說道她們感覺自己是自信的、充滿力量的，也感覺到權勢掌握在自己手中。這樣的感受與想法，源自於即便她們身著高級服飾、穿金戴銀，這些於她們而言一點都不重要。如同《花花公子》的兔女郎，她們自信、誘惑地展露自己的裸體，眼神中同樣不帶有任何一絲羞赧或在乎──她們直勾勾地望向鏡頭、望向雜誌外的男性讀者，任憑所有男人意淫她們，讓男人感受自己完全地擁有雜誌上的女人，感受這些女人只屬於他一人。

現在，全世界每年生產超過一億噸的聚乙烯，它的價格便宜、用途廣泛，而且具有抗分解性，因此可用於製造水管乃至耳機等各類物品。但正因為難以分解，也造成日益嚴重的塑膠垃圾問題：每年約有超過1300萬噸塑膠流入海洋；根據美國環境保護署的數據，單單美國就製造了1400多萬噸的塑膠垃圾。不過，與其強迫人們改變生活方式來根除聚乙烯，不如讓聚乙烯本身變成可製造更多化合物的資源，也就不需要刻意減少使用。科學家正嘗試改變常見塑料中的配方，希望拯救地球免於塑膠垃圾的侵襲。

非裔作家潔思敏．沃德是第一位榮獲兩屆美國國家圖書獎的女性，她於2017年二度摘下這份榮耀的小說《黑鳥不哭》聚焦於一個美國當代黑人家庭的三代成員，以詩歌般的行文爬梳他們的生命史，吟唱出他們心中難以言說的傷痛。

所有人都懊悔著，時間透過電影的影像一張一張地被建構出來，是線性的，讓我們對應到生活上的體驗，無法回頭，就如同 James 對兒子所說。而無論是對可能未來的想像，還是對過往的回顧，我們都會後悔，就如同 Jacob 煞到自己未成年的學生 Mary 而在夜店廁所吻了她，我們同樣會在衝動下（錢或色）犯了錯，Jacob 的故事沒有被拍攝，點到為止是讓我們能有反省的空間：他與 Monty 一個入監一個則否，原因何在？沒有，一切都是運氣。

科學家發現武漢肺炎疫情可能對家庭、工作、生活、人際關係與性別角色產生持續多年的深遠影響，他們分析了90項研究報告，運用專業知識評估人們對疫情的反應，預測疫情可能帶來的後果，這個由心理學、神經科學、行為科學、演化生物學、醫學、演化社會科學和經濟學專家組成的研究團隊預測，瘟疫造成了長久的心理影響，而且對未感染的人也是如此。

我還收到一位婦人從鄉下郵寄過來的包裹，裡面有一顆葫蘆、四顆酪梨和六條青辣椒。同時，智利也聲名大噪。我們成了一個有存在感的國家，之前我們總是沒沒無聞、隱匿在一群未開發國家裡。現在，我們首度擁有自己的面貌；在這個世界上，不會有人敢不承認我們曾經為掌握國家的命運，努力奮鬥過。

2020年由Netflix首播的《拉契特：黯衣天使》，就其概念有點像是作為經典電影《驚魂記》的前傳《貝茲旅館》。同樣是以非常可怕的反派視角作為出發點，重新建構跟詮釋電影中提出的世界觀。70年代知名電影《飛躍杜鵑窩》中的反派「護士拉契特」，曾經被評為電影史上第二名的壞女人，她的邪惡程度只輸給《綠野仙蹤》裡的西方女巫。

大部分的時候，「家」的基本構成單位來自婚姻。對於終身伴侶，我們的想像是：志趣相投、價值觀接近、有話聊、相處愉快、經濟上互相幫助、有羅曼蒂克的吸引力、性事圓滿、願意協助我們照顧子女／父母。不過，把這些期待都放在同一個人身上，是否太過沈重了呢？有沒有一種可能性，就是如果我們的社會能接受以友誼支撐起來的人際關係，而不那麼把注意力全放在婚姻裡，是否一切反而更圓滿？

然而巧巧是和時代潮流相對立的角色嗎？我並不這麼認為。萬里追愛的她，一路上以一朵玫瑰獲得一餐飯的溫飽；又以亂槍打鳥的謊話，企圖哄騙外遇男子，最終卻也獲得些許「收入」。甚至冤家路窄的奪回自己被偷的錢包和身分證，還以老派的江湖手段，教訓了欲一親芳澤的登徒子。巧巧在奉節使出了一些她過去不曾使用過的手段，讓自己在新世代裡活下去。這些招數也彰顯出時代變遷對巧巧也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

婚後十幾年時，離婚的危機找上我們，我們倆談了很久，幾乎就快簽下離婚協議書......就在我們討論得如火如荼時，他突然問到：「今年的手套妳想要什麼顏色的？」當時的確已是11月底，以往每年差不多都是這時候決定手套的顏色。我一時不知所措，直接回了一句：「蛤？我才不要你的手套呢。」這是當然的嘛，哪個女人會戴已分手男人送的手套啊？

與其說尚－尼可拉．歐宏的音樂紀錄片，《指揮巨星亞尼克》講述的是指揮家亞尼克．聶澤－賽金的傳奇性，或許我們看到的更多是一位指揮家在樂團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指揮家及其樂團的關係。

皮爾卡登是雙性戀，是多種族模特兒使用者，是觸犯禁忌將時尚與成衣結合的「墮落服裝設計師」，同時也是推廣時尚到社會主義或者落後世界的一流商人……在皮爾卡登的眾多標籤裡，有些放到2020年都政治正確到不行，但放到皮爾卡登開始活躍的1920年代，我只能說，真是太不政治正確、太前衛了，但他就是做下去了。

當今許多提倡多元價值的電影中，其內容核心無非是對於幾種現存價值的懷疑：什麼是家庭／伴侶關係的本質？什麼是愛？這些電影並不只想藉由開放式的結果或人物最終出走來拋出這些疑問，它們甚至有意圖顛覆這些傳統的價值。

1971年，美國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和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傅柯受邀至荷蘭埃因霍溫理工大學進行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辯論。該節目是荷蘭公共電視台製作的節目「國際哲學家計劃」的其中一集，旨在與著名思想家探討「人性與理想社會」等議題，範圍從科學、歷史、行為主義乃至創造力、自由，以及政治領域的正義。

露伊絲‧葛綠珂的詩經常以近距離開頭：沒有背景設定，沒有直往內部，而是一個聲音從非常近的地方闡述，彷彿一開始自己就身陷在爭論之中。她的語氣超然、經常憤怒、有時諷刺、總是嚴厲。歷經50多年的創作和11本詩集，葛綠珂的作品讀起來有如一本不斷淬煉追求本質的日記本。她的詩堅決從環境中奪取意義，並在混亂的生活裡形成一種模式，她在1993年出版的《美國最佳詩作》導論寫道：「詩是自傳文學，但剝離了編年與註解的束縛，有節奏地交替著軼事與答覆。」

於是文字與文字指涉物的關係在本片中非常有趣，究竟是誇飾？還是現實正是如此滑稽？這也使得角色都有種從舞台劇跑出來的感覺，因為在舞台上，受限於觀看距離，言行舉止必須誇張，這種誇張在本片中則處處瀰漫著一種夢境的氛圍。如果你仔細看最後幾幕的模糊背景，竟有主角死去的好友與妻子參與派對，讓這看似歡愉的夢染上一抹淡淡的灰。

在美國的「反抗」敘事眼中，鄂蘭成了一種到處都是的自由主義者，一個對國家過度暴力的批評者，耳提面命大家要小心愛說謊的領導者。各州政策或許常常糟到嚇人，施政者經常也沒能提出什麼合理解釋，但是要說出這些事實根本不需要鄂蘭來助你一臂之力。引用鄂蘭於是成了那些沒有太無知到對她完全不感興趣的人的特權，他們吹捧鄂蘭是新時代的先知，代價是把她真正在講的事情砍到只剩老生常談。扯上鄂蘭帶給說話者一種引經據典好像有在思考的神態，以及其實不存在的深度。

她批改你的作業，給你她認為的分數，糾正你說話的方式，那她是否也能擅自塗抹修改你的記憶？德國推理作家協會得獎作品《德文女老師》出自奧地利小說家尤蒂特．W．塔須勒筆下，有意思的是，現實生活中，她就是個德文女老師。《德文女老師》書名當然是作者的自嘲，她知道這種職業給人的看法是什麼，她知道在資訊、階級、年齡不平等的狀況下，權力跟恐懼可以如何被言語跟文字簡單的操縱。郵件是操縱，對話是操縱，小說的揭示也是操縱。操縱是謎的構成必要成分。

在許多古裝武打片與街頭鬥毆黑幫片在影史留名後，賈樟柯卻在2018年推出了新作《江湖兒女》，當江湖跳脫黃沙飛雪，亦不再執著於窄巷的追逐槍戰，賈樟柯的「江湖」能有什麼不同於過往的美感與衝擊？或許，賈樟柯的江湖沒了如此張狂的大山大海，沒了刻畫城市的窗門與高牆，卻依舊飄著無以為繼的感慨，感慨著江湖上無以為繼的愛情與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