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二十年間，辦公室裡有好吃的點心和免費的午餐已經變成一種文化的笑點，一種凸顯新創公司文化的荒謬，或強調出千禧世代要求的額外補貼是多麼可笑。可是免費食物不只是一種福利，它是一種激勵過勞的策略，而這種作法和其他許多過勞的信條一樣，直接來自於華爾街的文化。有些辦公室文化要求自我犧牲的假性出席，最後一個離開辦公室的人就是「贏家」。但對於我所認識的大多數千禧世代來說，唯一「強迫」他們長時間工作的人就是他們自己。不是因為我們是被虐狂，而是因為我們已經內化了要在工作中保持傑出的唯一辦法就是一直工作這樣的想法。這種態度的問題在於，一直工作並不代表一直在生產，但它還是創造出一種自我滿足的虛構「生產力」。

「碰觸」，是一項隱密的禁忌。電影《愛的見習生》把「碰觸」、「說話」這些在我們看來是再平常不過的行為，放置在一間女修道院的背景裡。裡面的角色們極端的限制自己，一天中有許多時間禁止說話、禁止抬眼，不能夠與人四目相交，彷彿只是為了徒勞的追尋著一個不可見者——上帝。上帝不像他人，他人能夠在我裡面活生生的被感知，在我之外碰觸我、安慰我。我們也可能傷害他人，卻沒辦法傷害上帝；「他人」與我非常相像、非常親近。但有時候我們會忘了，他人也永遠在我之外、不可能完全被眼睛所捕捉，我們也永遠不可能用自己的需求來測度他、替換他。「他人」也是不可見者。

片中名為《抾箬仔》，其實指的就是這種全世界僅存一萬多隻的珍稀物種的候鳥，但「抾箬仔」指的是什麼意思？「抾」其實是撿的意思，而「箬」指的則是竹殼，由於八色鳥生活於竹林中，時常會從地上啄東西吃，看來就像撿竹殼，其實八色鳥當然不吃竹殼，牠是要找蟲吃，但片中確實是八色鳥這種看來像撿竹殼的鳥，重新撿起了在地人的破碎，讓兄弟再次團結一致，進行抗爭。但這整件事只憑在地人的團結一致就能成嗎？

經濟學家亞瑟‧布魯克斯指出，人類具有「自我物化」的能力，特別是當自己的工作或職業還不錯時，比如醫生、學者、會計師等「專業工作」，久而久之就會把自己的工作當成個人特質的一部分，出現無法把自我與工作分開的狀況。一旦失去這個工作，他們就會不知道自己是誰。

靈感可以源自任何地方，澳洲搖滾樂團AC/DC於1976年發行的單曲〈Dirty Deeds Done Dirt Cheap〉就是最好的證明。這首歌描述一名硬漢非常樂意用「肌肉」替別人解決問題，而且各種骯髒、粗重、瑣碎的工作都做，收費還超級便宜。正如歌詞所寫：你跟高中校園的老大有過節嗎？遇到渣男玩弄你跟閨蜜的感情？還是想讓女伴自動離開你？那麼，你需要打電話給這個人。

愛是一門藝術嗎？如果是，它就要求知識和努力。還是說，愛是一種愉悅的感受，一種偶然發生的經驗，是人在運氣好的時候會「墜入」其中的東西？這本小書是以前者的假定為基礎，而毋庸說，今天大部分人所相信的則是後者。這不是說人們認為愛不重要。他們對愛如飢似渴。他們看無數講述快樂或不快樂的愛情故事電影，他們聆聽數以百計沒有用處的愛情歌曲。然而幾乎沒有人認為愛有什麼需要學的。

《花漾女子》本身不是如宣傳般所呈現的那種爽快的「女子復仇故事」，相反地這個故事非常讓人不爽快，這是為什麼？因為在本片，不分男女，他們都是不完美的加害者。透過艾莫芮德・芬諾的鬆散敘事以及凱莉・墨里根的精湛演出，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披著現實皮的超現實故事，一種乍看隨意的精打細算。

於是我們會發現，雖然整部電影充滿裸露還有性愛，還有熱烈的舞蹈，但卻毫不色情，因為這部電影最終並非是關於速食愛情的肉慾展演，而是關於在網路以及交通便利的時代，要擁有且維繫一段深入雙方內心的長久關係有多麼不容易，以至於身體必須全力舞動才能趕得上心靈距離的變動。但最終就像共舞一樣，一段關係不能只有一方自顧自賣力，而必須了解對方的渴望與節奏，而最終我們也會發現，「愛人如愛已」到底是什麼意思。

雖然伏特加是俄羅斯人愛喝的傳統烈酒，但啤酒的人氣卻逐年飆升，還被酒商宣傳成比烈酒健康的替代品。在2000年初的十年間，啤酒在俄羅斯的銷量增長了40％以上，而伏特加的銷量則下滑將近30％。在街頭與公園裡，很常看見俄羅斯人像喝汽水般大口喝啤酒的景象。更不可思議的是在2013年以前，啤酒在俄羅斯不算是酒精飲料，因為在此之前只要酒精含量低於10％的飲料，都只被視為「食物」。

《噤界II》被稱為近年最成功的續集電影並非無稽之談，因為在這集裡，雖然尋聲獸不再如上集般令人絕望，而有了弱點，然而電影卻有很好的劇情轉折，甚至在危急時刻分裂成三條線，讓觀眾的緊張程度直接上升了三倍。最重要的是，作為觀眾的我們再也不用坐在椅子上搥胸頓足的咒罵片中有意無意要把父母害死的小孩們，他們不再是累贅。

《詐製片家》是一部關於「初心」的電影，獻給所有熱愛電影的人。無論是為了保有頂級劇本而要殺人賺錢的製片，還是為了夢想捨棄愛情的過氣牛仔，又或者是歡喜借甘願欠的黑幫老大、純樸只想拍片的外甥、看老牛仔電影長大的女導演，他們都即將被牽連其中，展開一場要命的拍攝，究竟這場一開始就圖謀不軌的拍攝活動能不能否極泰來？

中國政府越來越像一個完美的數位獨裁政體，完美到沒有人想仿傚。共產黨內的審議模式更可疑，因為從外部完全看不出是否存在，與此同時，大家卻越來越清楚看見中國對社群網站的擴大監控、對異議人士與少數族群的鎮壓、對香港選舉程序的粗暴介入，以及對臺灣選舉民主帶來的威脅。像這樣的政權似乎不太容易贏得其他國家人民（而不只是領袖）的好感。此外還有貧富差距明顯增加、人口加速老化、財富分配狀況極度不透明，以及由此萌生的社會不正義感，而這種感受不是擱置一下就能永遠平息。

如果你沒有睡飽，隔天就會付出慘痛代價。除非，你碰巧攜帶一種罕見的基因突變。新研究指出，一些只睡六小時就能正常生活的人，體內帶有一種特定的基因突變，這是迄今為止科學家發現與「短眠」相關的第二個基因。

古羅馬作家老普林尼認為，外來文化中最可疑的是職業巫師，或稱「術士」，這個詞最初是指波斯的火祭司，但後來被用來指任何受雇的魔法從業者，他寫道：「術士最無恥囂張的例子是用儀式製造護身符，使佩戴者隱形。」為了釐清為何隱形的儀式讓老普林尼如此生氣，古典學者理查‧菲力浦斯研究了古羅馬文學，希望找到其他關於魔法描述的例子。菲力浦斯發現，這些文學作品中呈現隱形的方式，取決於隱形的狀態如何產生，其中最早的文獻可追溯至老普林尼誕生之前的一個世紀。

室町時代，公卿武家的社會流行給食材貼上階級的標籤，公卿社會的料理流派─四條流的口傳書《四條流庖丁書》寫道：「美物應善加調理後端出，端出的順序應按美物的位階，魚以鯉為首，其後則為鯛等。...若為水鳥，順序應按白鵠、豆雁、雁等端出。但鷹之鳥則另當別論。」意思是，魚鳥類美物應該按位在上者端出，魚類以鯉，鳥類以白鵠位居第一，但鷹之鳥（用鷹獵捕獲的鳥）則有破格待遇。做菜時還要考慮食材位階，真是不容易，但那就是重視這種階級的時代。

在亞瑟王垂垂老矣之時，身邊雖擁簇許多騎士和傳奇人物，但狀態明顯不復當年。他的姪子高文，本片的主角，遊手好閒無功績，卻在聖誕節當天因為血親關係席坐在國王和皇后身旁，雖是名紈褲子弟也知道自己不配位。此時出現了一名面目恐怖的巨人，來到國王面前下戰帖：國王派出任何一位騎士與之交手，不論結果和輸贏，唯一的條件就是一年後此名騎士須到北方的綠教堂讓巨人以相同的方式回擊即可。高文氣盛，想趁機出頭，於是自告奮勇地挑戰巨人；沒想到巨人不但放下手中武器，還將脖子湊上前去，看來挑釁不已。高文二話不說一刀看下巨人頭顱，原本興奮地以為自己戰勝，沒想到巨人提起自己的頭，順便提醒高文「一年後」，便大笑揚長而去。

1830年代，攝影的發明徹底改變了肖像的本質。一個人的模樣變得更加栩栩如生，也更容易被拍攝、複製、操控與傳播。1888年，30歲的紐約專業攝影師格蘭奇‧布朗被指控在當地沙龍展示與販售「赤裸女性」的照片。布朗在各個社交場合拍攝了數百名上流社會年輕女性的肖像，然後把她們的頭剪貼到裸體女性照片身上。

700年前，聖方濟各會修士奧坎的威廉在一篇評論寫道：「切勿浪費多餘功夫，去做本能以較少功夫完成之事。」這就是知名的奧坎剃刀理論，意為「簡約法則」。這句話彷彿一句精簡的格言，因此很難看出它如何獲得「科學研究領域最寶貴工具之一」的地位。然而，奧坎剃刀理論對大部分的事情跟決策都不好用，卻有人非常崇拜這種堪稱思想暴力的「簡單性」。學者約翰喬‧麥克法登在新書《生活很簡單》宣稱奧坎剃刀理論改變了世界：「它為中世紀的形而上學掃清了障礙，為現代科學鋪平了道路。」

所有的喜劇都帶著對現實的理解與哀悼，《世界上最快樂的女孩》就是這樣的一部片，講述一名用果汁標籤抽中汽車的女孩有幸從鄉下前往大城市拍攝得獎廣告，卻因為與父母對汽車的去留產生爭執，同時到了冀望以久的大學校園內準備進行拍攝時才發現，自己手上拿的台詞跟實際拍攝的根本不同，而且只有幾句，另一方面拍攝過程又因為導演和贊助商意見不一而被頻繁打斷，於是一個簡單的片段竟花上了一整天。而一直在廣告詞裡重複「我是世界上最快樂、最幸運的女孩」的她，也開始懷疑自己有沒有那麼幸運。

當女孩打開電腦，對著鏡頭微笑，以及跟裡面的人打招呼，鏡頭慢慢拉遠，一隊全副武裝的男人正盯著螢幕專注的看，原來剛剛那是色情直播聊天室。當男人們因公離開前，留下兩名男孩，其中一名男孩的眼神並不只是看到美女的眼神而已。他迷上了電腦裡這個金髮碧眼的女孩。

對自己作品《下女》的翻拍，金綺泳的這部作品我只能說是一部「全員瘋狂中」的魔性電影，在大多時候裡頭的演員都像著了火一樣相當過火，無論是禁慾導致暴走的作詞人丈夫，還是要女僕不惜殺人也要別讓丈夫出軌的太太，或者是與片名火女相稱的女僕，尹汝貞真的好會演，演出這個又可憐又瘋狂又可惡的女子。

梅黎安在學校成績優異，但她卻不覺得上學有什麼意義。小時候爸爸常打媽媽，後來爸爸死後，哥哥對她也有暴力傾向，但媽媽卻置之不理。她媽媽丹尼絲從很小就對男人欺負梅黎安這件事漠不關心。小說中只用了一句話精準描述了她的心境：「她相信梅黎安缺乏『暖意』，而所謂『暖意』，在她的定義裡，也就是哀求痛恨自己的人愛她的能力。」

儘管女性也對科學、數學或哲學感興趣，但在18世紀的科學革命期間，大部分女性還是被學術機構與社團拒於門外：在1800年以前，只有少數女性——已知只有七位——獲得博士學位，而直到1678年才出現第一位女博士，距離博士學位的誕生已經過去了大約四個世紀。特別的是，前七位獲得博士學位的女性中，有四位來自義大利。首先是帕多瓦大學的愛蓮娜‧科納羅‧皮斯科皮亞於1678年成為史上第一位女博士；然後是蘿拉‧巴斯於1732年獲得波隆那大學的學位。巴斯在物理、數學和自然哲學領域都很傑出，並成為第一位在大學任教的帶薪女性（而且是這所大學薪水最高的職員）。巴斯是18世紀在義大利推廣牛頓物理學的重要人物，並得到波隆那大主教波羅斯貝‧蘭貝爾蒂尼的大力支持。蘭貝爾蒂尼後來成為教宗本篤十四世時，選她為精英科學協會的第24位成員。

一個世紀前，在百貨公司「櫃姊」剛成為職業的時代，這是一份相當摩登又時尚的前衛工作。應該說，那個時代女性有工作就已經不得了，更別提其他選項只有農婦、環境惡劣的工廠女工、女僕跟妓女等等。但有些人卻懷疑她們賣得不只是商品，還偷偷向客人傳遞反動思想，或是私底下從事性交易。

每個偏僻的小鎮都要被地圖遺忘，每個流浪的作家都要被心魔糾纏，而每個美麗的女子都要被詛咒纏身，而偏僻的小鎮裡，總也要有因為知曉傳說故敵視與輕視外人的鎮民，他們是活在傳說裡面，故對不知傳說的外人又恐懼又嘲弄，恐懼是他們不知道外人會對傳說造成什麼影響，是否會促使傳說裡的怪物現形，嘲弄是他們能想像外人被傳說影響而恐慌的狀態，這讓他們覺得自己沒那麼悲慘。

初涉寫作的青年男女常常聽人說，要盡量寫得簡短，寫得清晰明白，只要準確地表達內在思想，不要有其他雜念。這種忠告貌似有理卻完全不實用。在這件事上，從來沒有人補上一條必要條件：「務必要明智地選好贊助人」，儘管那是整個問題的關鍵。因為，書總是寫給人讀的，贊助人不僅僅是給錢的人，而且對於寫作是微妙而隱秘的鼓勵者和啟發者，所以他是否理想至關重要。

《魔鬼終結者》和《機械姬》這類以「類人機器人」為主題的電影在近年越來越多，它們不僅展現了人工智慧技術，而且在外型上也展示了與人類相仿的模樣。如果未來類人機器人成為常態的現實，那我們將很難區分它們與真正的人類？假如未來的機器人或複製人的臉都長得一樣，是否也會產生恐怖谷效應呢？

自由城市是一款遊戲，蓋伊在裡面是一個NPC，身為一個銀行員，他每天早上鬧鐘固定響起，伴隨著瑪麗亞凱莉1995年的金曲〈Fantacy〉，他雙手高舉伸展身軀，然後親吻魚缸中的寵物魚高迪，穿上他那第一百零一件、淡藍色燙得筆挺的制服襯衫，佩帶斜紋領帶，出門抵達銀行前，先買一杯咖啡。咖啡店裡的女店員永遠為他準備的是中杯咖啡加奶油與兩份糖。在銀行裡，他固定在手續完成後招呼顧客一句：「Don’t have a good day.」顧客總投以懷疑的眼神，他再固定報以燦爛的微笑補充：「Have a GREAT day！」蓋伊的一言一行都被設定，分毫不差的無盡重複，以至於他與遊戲場景幾乎難以區別，恰如其分地成為一個「道具」。

幾年前，四隻雌性山地大猩猩離家出走，不僅拋棄了配偶——一隻生病的「銀背」（年長的雄性大猩猩的背毛色變成銀灰色）——還拋棄了年幼的孩子們。離家出走的雌性大猩猩認為，與其讓後代跟著他們到新的群體生活，還不如讓他們與生病的父親在一起比較安全，因為新的雄性大猩猩通常會殺死其他群體的幼年大猩猩。科學家原本很擔心這些幼年大猩猩的未來，因為大多數被母親拋棄的哺乳動物都有早逝的風險。

華僑一直是個問題，無論是對他們自己還是對他們所待的國家。對台灣人而言，所謂華僑，大多都是基於「中華民國」而非「台灣」而與台灣產生聯繫的，除了一些清楚認同台灣的「華僑」外，聯想到「華人」時，當然會自動自發的魂歸中國。而在韓國，「中華民國」華僑形成有多重歷史因素，包括那段「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搶「海外華人」為「華僑」以爭奪「正統中國」的歷史。片中炸醬麵這個符號就是一個複雜成因的體現，韓國炸醬麵乍看來自山東，然而上面所淋的「春醬」卻是在韓中國人依據當地口味而改造的味道。所以當我們看到光龍討厭炸醬麵時，我們或許可以思考，他到底是討厭炸醬麵所代表的「中國」，還是炸醬麵所代表的「中韓混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