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拉赫的小說在出版市場上不容易歸類，可以是推理小說，也可以是犯罪小說，但是最好的分類就是獨一無二的法律小說。和一般推理小說不同，席拉赫用以開展故事的軸線不是「誰殺的」，而是「為什麼」。在承平社會看似突兀的謀殺，往往動機早存在於生命之中，層層累積，迫使犯罪者在生命轉折點只能如此這般的選擇。席拉赫探問的正是那些非如此不可的生命底色。

搖滾樂的未來將取決於時代的變革，因為藝術總是反映著我們的生活。而搖滾樂的真實面貌，就如Alan Freed所說的那樣：「搖滾樂是一條音樂的長河，並且吸收了許多支流：節奏藍調、爵士樂、散拍音樂、牛仔歌曲、鄉村和民謠還有其他各種音樂類型。」包括後來崛起的各種流派，搖滾樂就是一個這樣廣義的音樂類型，裡頭囊括所有不同的風格和信念。

2011年金曲獎男歌手蕭煌奇的〈阿爸的虱目魚〉，唱出中南部養殖漁業政策失敗的辛酸。今年同樣是施文彬推出的新歌〈都更〉更是直白不諱的說出都市更新的憤恨不平：「千年的夢，百年的愛，啊攏加拆拆掉＼過去的地，未來的天，嘛同款拆拆掉＼全部拆拆掉，既然無重要，拆拆掉，一項攏免留＼我們就都更屌，明天就都更好都更加不得了。」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還能若無其事唱90年代風格勵志台語的恐怕也只剩翁立友了。

若是沒有可以回去的地方，旅行也就無法被稱為旅行，而是成為一種漫無目的遊蕩或是流浪。擁有一個會有人說「你回來了」並且真切等待著自己回去的地方是非常幸運的事，即使相隔非常遙遠的距離仍會讓人感到踏實。

以《星塵傳奇》與《美國眾神》原作知名的英格蘭猶太裔奇幻作家尼爾‧蓋曼，最近又有一本神奇的新書《睡美人與紡錘》。顯然取材自白雪公主與睡美人這兩大童話，唯一不同的是，沒有王子拯救公主。

導演大衛・芬奇2014年推出的驚悚懸疑電影《控制》，上映後首月票房隨即突破兩億美元，在台灣也同樣受到好評，電影劇情取材自美國作家吉莉安・弗琳在2012年發行的同名小說，電影團隊也邀請她加入作為該片編劇。神奇的是，類似電影裡的劇情曾發生在小說界公認的「偵探小說之后」－阿嘉莎・克莉絲蒂的現實生活中。

普立茲新聞獎得主歷史學家詹姆斯・麥克弗森形容過去和現今意見交換模式的不同：所有從社會運動至科學探索發生的事情，都促使了歷史學家對過去的事件提出新的問題。也正因為這樣，現今的網路世界成為了研究者們不斷創新合作的平台，而不像從前皆由孤獨的天才主導研究。

當人們遭遇討厭的鄰居時，可以搬家換個鄰居。但國家卻無法搬離惡鄰。因此，《經濟學人》開了歐洲國家一個玩笑。編者假設國家若可以自由搬遷，歐洲地圖應該變成這個樣子。

阿蘭‧科爾班所談的聲響文化隨著鑄鐘儀式在現代化過程中日益式微，其他軼事則構成這首的另外一個版本。例如，法國大革命後期，保皇黨人徵收全國教堂的大鐘全用以鑄造大炮。而在佩魯日，神甫帶人把鐘卸下，卻藏進了墓園，上面種上一棵山毛櫸遮蔽掩藏著鐘的蹤跡。沒有鐘的日子裡，村中靠著搖鈴噹或是吹號角取代著原有的鐘聲。直到「熱月政變」結束，政局穩定下來，才把大鐘挖出掛回鐘樓。

在這個世界上，有人相信靈魂或鬼魂的存在，並且會製造出許多常理無法解釋的超自然現象；但也有另一派人完全不吃這套，認為這些都是人類的憑空幻想或心理作祟。無論你是屬於哪一派，本文將介紹三個有趣的搖滾靈異事件，就由你自行判斷決定了。

這部電影針對的，當然是近年掀起的「吸血鬼」熱潮，即便你沒有搭上這波好帥、好迷人、好想跟吸血鬼談戀愛的風潮；但電影極盡嘲諷、諧擬、惡搞和顛覆，單憑你對吸血鬼的基本認識，以及那些不知何時就內建在腦裡的刻板印象，就足以笑爆你的大腦神經。

那麼對自以為身在世界中心卻只知歐洲文史，對於他國文史不甚了解的某些歐洲人來說，在觀看中國古代宮廷劇時，到底會不會產生文化障礙呢？於是作者我極具用心的找了個荷蕃來和蕃一下，邀我的荷蘭朋友一起觀看有無數矯情賤人的《後宮甄嬛傳》。

根據瑞典文學院前任秘書長霍勒斯・恩達爾在頒發諾貝爾文學獎的前夕，發表了一連串的激烈評論表示：西方文學由於作家和創意寫作課程受到資金補助，正在逐漸凋零中。

愛情是互相，並非遷就。魔羯座在愛情這方面雖然認為舊的並非最好，可是已經付出也早已習慣，如果要換新也難；而處女座不是不專情，只是認為結束就結束，不需要再牽扯聯絡。雖然要換新也不容易，但也不願再回頭，就讓它乾淨結束。

奪得2014年柏林影展泰迪熊獎最佳紀錄片、洛杉磯同志影展最佳紀錄片、義大利都靈同志影展最佳影片導演等獎項的《禁愛風暴》，描述的是一段稍微有點曲折的真實純愛故事。

「偷情」與「謀殺」，這樣的情節是報紙上屢見不鮮的主題，然而電影的精彩之處，便在於利用倒敘、差敘的破碎敘事鉤勒出整起事件的輪廓。電影中主要的雙線敘事分別是「過去」，也就是朱利安的回憶；以及「現在」，朱利安妻子遇難後，接受審訊調查的過程。

「舞池雖有其他舞者／親愛的我眼中只有你／惟你擁有魔幻舞技／當你搖晃起我，我於是脆弱。」相較《喜宴》、《面子》等跨文化同志電影誇大華人同志與父母間的文化差異與情感衝突，《輕輕搖晃》導演許泰豐偏向挖掘情感層次，避免將兩造文化塑造為二元對立。

在多數人的眼中，那些玩搖滾的人都寫著關於性、毒品、女孩這類的東西，而有時候他們也會寫出更深層面的歌曲，闡述或抒發著人生的道理。但令人感到詭異的是，下面四個故事中的音樂人都像是擁有預知能力般的道出了自己的死亡，甚至像日期、原因或是一些更微小的細節都準確地出現。

移動浴缸、有窺視孔的雨傘、鬍子保護罩、世界第一部智慧手機...維多利亞時期的發明家非常努力想要讓世界變得更美好，只不過那時感覺好像有點道理的發明，現在看了會讓人不小心笑出聲來。

艾爾‧帕西諾日前在採訪中揭露，他原本不願意演《教父》中的麥可‧柯里昂一角，但是導演法蘭西斯‧柯波拉「有點腦袋不正常」，才會堅持要他來演。

過去許多年我們所聽說的跨越膚色事件原來都與利益有關，許多人期望轉頭背棄黑人的身份。但經過霍布斯的研究，才明白到還有其他經歷的關鍵部分：「寫出跨越膚色界限的歷史就等同於寫一部失去的歷史。」

避孕不會是減少不平等的萬靈藥，而且永遠不可能是，即使子宮內避孕器在每個街角免費發送也做不到。但在過去數十年來，任何女性的進展，無不建立在女性可以控制生育的前提之下，她們終於做回了自己命運的主人。這基進的轉變甚至更加說明了避孕藥所要抵抗的對手，究竟有多古老與蠻橫。

對大眾來說，美人魚是種神話性的生物。無論是原著安徒生的童話故事《美人魚》裡的美人魚，抑或是由迪士尼改編後的《小美人魚》電影版本，雖然有著截然不同的結局，但絲毫不影響觀眾對於美人魚善良、單純和美貌於一身的迷人形象。而同樣是來自西方的故事，美人魚在西方卻不一定是全然正向的生物。

1959年2月3日，美國愛荷華州發生一起空難，小飛機上載有飛行員Roger Peterson和三位音樂事業正處於巔峰的音樂人：Buddy Holly、Ritchie Valens和The Big Bopper，令人遺憾的機上人員全數罹難。美國歌手Don McLean十分喜愛其中的Buddy Holly，在後來成為他最著名的歌曲〈American Pie〉中紀念這一天，並將它稱為「音樂死去的那一天」。

2014年金馬影展片單中的《夢與瘋狂的王國》由日本女導演砂田麻美執導，以第一人稱鏡頭和側記的方式深刻的記錄這部以「吉卜力工作室」為題材的紀錄片，從日常工事中拍攝三個承載著吉卜力王國的核心人物：高畑勳、宮崎駿和鈴木敏夫。

這樣的論戰沒有任何意義。想要當上班族當到出人頭地、不斷地在組織裡向上爬，往往需要好的績效表現、很好的運氣、加上優異的人際能力，但職場上其實存在著更多「沒打算付出那麼多努力也不期望自己可以變成公司決策階層」的廣大上班族。同樣地，那些離開朝九晚六生活的人，無論是開店或是擺地攤，賺大錢的人畢竟只是少數，大多數人還是只能賺到差不多可以過日子的辛苦錢。真的有什麼不一樣嗎？

法國總理曾抱怨要管理一個擁有246種不同乳酪的國家是多麼的困難，但他不知道德國的香腸種類比法國乳酪還多出了四倍。種類繁多的香腸，暗喻了城邦各自為政的過去，跟多元包容的現在。

名利、恥辱與惡夢，交織成《寂寞星圖》。逝者的幻覺與陰影充斥這部電影，但仔細思考卻發現都是生者心靈的反射。瓦格納說，「我認定這就是部鬼戲，絕非反諷」。他說，有時候我們會發現，死者比生者更加真實，而且更值得羨慕──因為他們再也不必困在那段殺死他們的故事情節之中了。

「我總是被歌詞很好的音樂所吸引，而當我在看葛萊美獎時，我能感受他們與生俱來的天賦才華，但他們在那裡卻只是一個木偶，你懂我意思嗎？沒有錯，他們也許是偉大的歌手，但實際上所有他們唱出來告訴你的，是真實的他嗎？」

臺灣最主要的官僚體系：行政院及其所屬八部，究竟是由什麼地方出身的人來掌管呢？雖然每個人都懂得正經八百地說：「用人只問才能，不問出身。」沒錯，我完全不否認個人能力的重要，但現實的社會不是只有這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