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石黑一雄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對石黑的作品的評價是：「在具有強大情感力量的小說中，揭露我們與世界連結的錯覺底下的深淵。」石黑曾在訪談中說過，當初寫完《長日將盡》後，有天晚上，他聽著Tom Waits用滄桑，富有飽滿情感的嗓音唱〈Ruby’s Arms〉，這首講述了一個士兵在凌晨時分離開睡夢中的愛人，坐火車離開的歌曲，被Tom Waits像浸泡在威士忌中的悲情嗓音唱得哀痛動人，其中一段，更是直白地坦訴這種要離開愛人的心境。

我們該如何定性善人？如何定性善行？同理，惡人、惡行亦同。進而，是否存在著做出惡事的善人？又，是否存在著做出善事的惡人？說到底，善、惡又是什麼？我們都知道人無完人，但我們所具有的價值框架所設想出的善人、惡人就是一個理型的完人。《道熙啊》所留下的模糊空間及其所演示出角色所具有的道德瑕疵，都是在二元化的世界中讓我們看見二元化限制的線索。我們將得以反問結果是否能正當化手段？「應得」該如何地達致？惡人受到（未必正當、合法）制裁的親痛仇快感，又或者非惡人未受到制裁（甚或從未視作問題），更是讓應得所源出的價值標準被顯現的瞬間。

佩特曼早在1988年就揭發了代理孕母的醜惡剝削真相，她的觀點即使放在今天也沒有任何過時。全球代孕市場利基龐大的人工生殖與代孕產業37年來做的不過就是想盡辦法更細緻的鑽漏洞，造福「消費者」，譬如用「妊娠代孕」（孕母不可以提供卵子）取代「傳統代孕」（由孕母同時提供卵子），以「健康因素」、「科技發展」為幌子，來對抗孕母對嬰兒的任何法律或道德上的親權主張。恕我直言，這種服務細緻的程度與它是否應該存在於這世界上沒有任何關連，並不是青樓全都裝潢成帝寶就能改變裡面發生事情的本質。「妊娠代孕」只不過就是把《使女的故事》中的生殖強暴場景或者民間怪譚裡「老爺借丫環肚子生子傳宗接代皆大歡喜」發展成用科學跟話術美化一番，然後說那都是「自我選擇」。

讓索恩感到意外且恐懼的是，當開始研究網路仇女文化時，比起厭惡或者感覺到侵略性，他反而就理解了所謂「男性圈」（manosphere）的吸引力：「我幾乎立刻意識到，如果我是一個孤立不受歡迎的孩子，網路上的仇女論述如此簡單的就提供了我各種失落感的『解答』。譬如，這套論述其中一個中心思想是『80%的女性被20%的男性吸引』，這句話可能會讓青少年時期的我坐起身來並點頭認同。」索恩說道，既然青少年很容易接受這種簡化世界的錯誤論述，他們接下來的行為動機就變成了：「你該如何打破這個等式？你如何通過操控和傷害來重置一個對你不利的『女性主導世界』？如果你買帳『男性圈』邏輯的至少一部分，那剩下那些就全都會自動合理化。」

現代基督宗教的教誨頻繁勸誡受害者要透過原諒超越她們的憤怒，而不是採取行動對抗那些侵犯她們的人，而且人們總是特別建議女人跟其他從屬群體的成員要有原諒的美德；她們情有可原的怨恨可能會讓掌握權力的人感到不安。原諒的好處被宣揚為不只是為了受害者的靈魂，也是為了她的心智健全著想。私立基督教非營利機構坦伯頓基金會提出了一種新做法，建議記錄犯罪受害者接受所謂「原諒治療」後的效果。有個獲得贊助的研究，就描述了一個以亂倫倖存者為對象的每週治療計畫，原諒就是其明確且核心的訴求。這位作者基於非常有限的資料，主張和任何其他已知的治療相比，學習原諒對這群人產生了更正向的效果；普遍而言，創傷壓力領域內大多數的專家並不支持這個判斷。

「戀童」、「戀女童」、「戀少女」不見得是一種「性癖」，當整個社會的「慾望運作」其實就是「權力運作」時，治療個體的「不正常行為」註定事倍功半。近二十年來，精神醫學與心理學試圖研究「戀童」作為一種「性傾向」是否有可能改變。但光是問這個問題，就是一種對人性來說很大的冒犯──如果戀童是一種天生性向，那它難道不應該跟「喜歡同性」一樣，跟「喜歡異性」，甚至跟「喜歡個子高的人」，跟「喜歡胸部大的女生」一樣，被當成性向自由與基本人權來保障嗎？在性與浪漫關係中，權力與支配始終佔了重大角色。但我們談論慾望是否值得被救贖時，卻總是好像假設人類只是動物，需要被上嘴套跟牽繩，而很少討論這些事情背後明顯的不得了的象徵意義。

當歡場求生的女孩遇上俄國富二代萬尼亞，對方在她身上花大錢，先是要她做他「限期女友」，並且在拉斯維加斯跟她求婚，他的好友沒有一個瞧不起這個女孩，沒有人瞧不起她甚至怠慢她，她住豪宅花大錢，跟萬尼亞沒日沒夜的做愛與享樂，這一切都是她從未想像過的。《艾諾拉》的前段，在西恩‧貝克的調度下，一切都美好如夢似幻，我們看到艾諾拉沉浸在來自祖國的俄國夢之中，這讓她本來很排斥的俄國血統漸漸不那麼討厭。當然我們都知道，既然這是西恩‧貝克的電影，一切越是像糖果一樣甜美，就越會在後面讓人不適。

約翰‧辛普森在《衛報》的評論中指出，這本書雖然不像一部完整的學術專著，更像是一篇擴充的政論文章，但仍然提供了寶貴的洞察。辛普森表示安愛波邦一直是先知等級的人物，只是未必人人都跟得上她的想法。他回憶道：「我記得在1990年代初的編輯會議上，我曾禮貌地與她意見相左，當時她寫的論點是，『在葉爾欽卸任後，後共產主義的俄羅斯將迎來內爆崩塌，總有一天會給西方帶來莫大危險』。她甚至當時就談到北約需要加強防禦，以防俄羅斯復興；而我，在經歷了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經濟災難之後，認為西方保護自己的最佳方式是對俄羅斯更加慷慨和熱情。事實已經證明我們當中只有一個人是對的，而那個人不是我。」

行銷型性格結構的人沒有目標，但求不斷地運轉，以最高的效率工作。若被問到他們為什麼要如此快速地運轉，為什麼要用最高的效率工作，他們將無法說出真正的理由，只能提出一些合理化托辭，例如「為了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或「為了讓公司保持成長」。他們對哲學和宗教問題不感興趣，例如不會想知道人為什麼要活著，或者為什麼是往這個方向走而不是往那個方向走。他們有巨大且不斷變化著的自我（egos），但沒有真正的自己（self），沒有核心，沒有身分感。現代社會的「身分危機」說到底是肇因於其成員都成為沒有自己（selfless）的工具，身分衍生自任職的大公司或其他龐大機構，正如原始人類的身分是衍生自所屬的氏族。

人人都說奧斯卡獎本質上就是一場公關大戰，按照這個說法，《喵的奇幻漂流》是一部在資本遊戲下幾乎不可能得獎的電影。《喵的奇幻漂流》所使用的Blender甚至是免費開源軟體，這讓本片打從在歐洲露臉開始就充滿話題性。在電影裡，人類曾經存在過，但已經消失，從一開始黑貓居住的人類房屋，以及外頭的大小黑貓雕塑，還有牠與其他動物朋友們所經過的一切建築都充滿著人類痕跡。但沒人知道人類去哪了。某種程度上本片是當下短影音世代或者主流動畫長片的反面，前者講求緊湊、快速的情節與特效，後者以更高規格的方式與各種「進步議題」同行，但你很難看出《喵的奇幻漂流》有何訴求？我們試圖投射人類社會各種重要議題，但全都註定徒勞無功。

喬治華盛頓大學癌症研究學者曼迪·普拉特─查普曼2025年一月底接到一通令人震驚的電話，她的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資助研究項目被勒令立即停止。這項研究旨在探索「收集癌症患者性取向和性別認同資訊的最佳方法」，目前已完成三分之一的數據收集。普拉特─查普曼指控的14168 號行政命令標題是：「保護女性免受性別意識形態極端主義侵害並恢復聯邦政府的生物學真相」。命令中明確定義了所謂「性別意識形態」是指允許男性可以認同自己是女性並因此成為女性、反之亦然的這類「錯誤主張」。儘管如此，若說14168 號行政命令有保護到生理女性，前提也必須建立在這些跨性別研究相關經費真的有轉而被拿去贊助更多支持女性的科學研究才說得通。目前看起來，事情完全不是這樣。

12月，在圖博，或稱「西藏」，一位名叫貢布朗傑的村莊領袖出獄三天後去世。當他的遺體準備接受傳統藏族葬禮時，人們發現了他在監獄中遭受殘酷折磨的痕跡。他的罪行？參與保護藏語的運動。自20世紀中葉中國入侵西藏以來，關於此地的衝突已持續近75年。貢布朗傑是其中一名受害者，而語言是這場衝突的核心。

號稱票房破130億，一舉超越《腦筋急轉彎2》、《獅子王》與《冰雪奇緣2》成為「全球票房最高的動畫電影」，《哪吒2》於2025年2月13日在澳洲、紐西蘭上映，2月14日在美國和加拿大上映時，卻得到相對十分冷淡的回應。沒有什麼外國人願意入場看電影，電影院空空蕩蕩。本片北美首映票房僅310萬美元，與同日上映的《美國隊長4》的4000萬美元票房相比十分慘淡。這麼賣座且進入世界前十票房的電影，理論上無論是正評或者負評，都應該會有主流媒體針對電影的好壞本身進行討論。但比起票房，更奇怪的恐怕卻是，目前為止英語世界主流媒體在《哪吒2》海外上映後竟連「一篇影評都沒有」。

在西歐其他地方，緬懷、承認的進行，首先得打破當地為自利而抱持的錯覺──而這一打破過程通常花上兩個世代、數十年。沒有人對奧地利人寄予厚望。他們大抵上看不出有必要為其晚近歷史而困擾，晚至一九九○年仍有將近四成的奧地利人認為自己國家是希特勒的受害者而非其共犯，仍有四成三奧地利人認為納粹主義「好壞兼具」，而這現象只證實了他們自己和他人的偏見。在奧地利的阿爾卑斯山鄰國瑞士，情況又不一樣。一九四五年後，有四十年時間，瑞士的戰時前科絲毫未受到追究。眾人不只遺忘了瑞士人曾極力不讓猶太人入境；相反地，在通俗小說和各地的電影裡，瑞士還被描寫為安全避難所，凡是能來到它邊界的受迫害者，都受到它的歡迎。瑞士人自認心安理得，受到舉世欣羨。

2025年1月10日，Meta執行長馬克‧祖克柏登上喜劇演員兼綜合格鬥解說員喬‧羅根的播客，暢談他心目中當代企業文化的弊病，就是「太娘了」（too feminine）。里奇蒙大學的心理學者亞當．史坦納蘭提出一個觀察，他認為祖克柏的此番「企業文化太娘」哀嘆，顯示的與其說是Meta的困境，不如說是祖克柏個人的困境：「當感受到必須滿足男性期望的某些壓力時，男性就會形成脆弱的身分認同，導致攻擊性和焦慮」。令人玩味的是，儘管現在祖克柏跟馬斯克發言宛如中二生競相吹噓精神上的老二長度，但他們過去剛發跡時，卻也都曾支持過現在斥為「Woke」的左派覺醒文化。馬斯克如今的政治立場與十年前差異甚大，Meta在2025極速右轉甩尾之前，也裝模作樣DEI了好一陣子。他們究竟相信什麼？石溪大學教授穆薩．加比的著作《我們從未Woke過》解答了這個問題。

《開箱靈魂》聚集了好幾種低成本高報酬的元素，譬如讓一群演員在有限的空間裡僅僅用對話揭露內心衝突，雖然設定中帶有科幻元素，但「用電極貼太陽穴互換身體」這種程度的科幻說穿了只考驗演員演技跟劇本好壞，而且更像是十九世紀英國怪譚小說的設定。這部獨立電影在奧勒岡州波特蘭拍攝了18天後完成製作，是葛瑞格賈汀編劇兼導演的第一部長片。在日舞影展上映之後，成功以一千七百萬美元賣給Netflix。

若說在資訊越是充足的情形下所做出的行動越是適當，那麼去認識其他國家的人如何看待我們就是獲取資訊的重要渠道。政治的權力遊戲本就是攸關生死，縱使表面上看來乾淨，裏下仍是存有著無盡的血污，因此，對於我島作為一個小國而言，更是如履薄冰，一個失足或許就再沒有下一步。基此，《世界之鑰》是一個我們去認識我們以外的人怎麼認識我們的來源，而這等認識之所以有其必要性，即係因為我們希望能在每一步都走得踏實，讓每一步都還有下一步，也讓我們能免於因為一直有著下一步，就誤會於亡國感是為虛妄的倖存者偏差。

這是一棵已經被燒焦的巨樹。它雖然已經死了，但依舊像過去千百年那般站在原地。在被大火（這是大自然最受誤解的一種力量）吞噬之後，它只剩下一具焦黑的軀殼，四周則散布著一層厚厚的灰燼以及許多棵同樣焦黑的樹木。這片土地在經過一場大火蹂躪之後，已經草木不生，一片荒蕪。然而，和一般人的觀念相反，紅杉之所以能夠活得如此之久，火其實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

這個大哉問可以經由「設定」一詞就「解決」，但與其說這是解決，不如說這是敷衍。因為所有無從解釋的一律都丟給設定就行了，就算矛盾都可以說這是設定使然。如果與機器人—人工智慧有關的議題，毋需觸及意識與人的主體性之疑難，那麼終究會產生自我解消的矛盾，因為與此相關的一切就不再必須與機器人有關。這個疑難，正是機器人議題的命運。一個簡單的例子是電影《會計師》中具有會計師身分的殺手，故事中卻幾無任何與此職業相關的資訊，那麼故事就沒有將角色設定為會計師的必要性。

劇中的「切割」手術，把工作與私人生活徹底分割，主角進入辦公室時，私人記憶會被抹去，只有工作相關的記憶能運作，好像不曾下班或睡覺過；而當他回到家，則完全記不起職場的一切。一生就此變成兩條毫無交集的平行線，兩個截然不同的獨立個體各自生活。這種「記憶分割」宛如極端解離。解離是指當人遭遇創傷壓力時，會將不好的記憶分割出來，使其與自我意識隔絕，產生保護機制。

一個裸體的暴君儼然在我們面前活靈活現，他試圖扮演那個他所不是的人，而這件事的代價就是他必須遠離所有想對他交予真心的人，因為他們會戳破他對自身形象的幻想。賽巴斯汀‧史坦盡責的演繹這段成長與墮落史，包括那些噘嘴唇，好用手指的川普小動作，以及他自成一個驕傲又得意的嗓音。但是既然如此，為何本片仍然不入討厭川普的客群的眼呢？《狂人法則》作為一種川普倒影並不是錯誤，錯的是它沒有搞懂自己的客群並從中決斷，而且避開了更重要的問題。

我們這群人，在二二八事件後對於國民政府的作法憤懣不已而集結到了香港，試圖尋求臺灣獨立的契機，並在廖文毅博士的指導下力求盡自己一份綿薄之力。但是蔣介石早已進入臺灣，當前臺灣的獨立契機，早已不知被往後推延了多少。今後若果臺灣真的有獨立的機會到來，那不是蔣介石政府被中共打得從這世界上消失了，就是美國基於戰略需要持續守衛臺灣的情況之下，蔣介石所率領的那批進入臺灣的傢伙全都死光的時候。除此之外，別無其他機會。這麼想，如今一敗塗地的這種情況，廖博士也只能轉換戰略，至少繼續以香港為陣地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

讓人感到有趣的是，Ren雖然有很戲劇性的致命疾病經歷，但創作卻不僅是關注於自己。他喜歡跟遊民相處，也以底層的角度批判社會，他的歌詞都很長，而且經常有故事性，具有某種當代街頭口傳文學的風格，與此同時，Ren也經常被歌迷稱為吟遊詩人，就如同莎士比亞當初是「亞芬吟遊詩人」。我們會注意到，Ren呈現出一種「相對不插電」的嘻哈態樣，由於合成器與電子音樂減至最少，反而表現出嘻哈的本質其實是以強而有力的歌詞構成震撼人心的節奏，這正導向人類傳遞文學與故事的原始模樣。

臉書政治與社會議題討論生態的嚴重惡化，並非全球各地的事實查核中心造成，而是Meta高層過去一連串看風向自保而無遠見的措施所致。然而2025年的現在，我們卻也不得不承認，事實查核本身並非政治極化、民主倒退的有效解方，因為我們身處的故事並不是「地動說」戰勝「天動說」這種對錯真假一分為二的故事，而我們也沒有人是哥白尼或伽利略。讓我們生活在火宅之中的，很少是單純可查核的「事實」，而是對我們社會共享價值有害的「意見」。這些意見夾雜著半真半假的資訊，成為巴德尼口中「滿天飛的垃圾」。

有一種常見的錯誤詮釋，認為第139話的機械降神試圖解決的是艾倫的道德困境，也就是說，把艾倫的動機從「為了帕拉迪島」替換成「為了全世界」，藉此將艾倫的行動擢升到更高的道德層次，使大屠殺從效益上合理的變成道德上正當的。然而，艾倫本人的聲明已經阻斷了前述詮釋的可能性。按照艾倫在第139話的自白，他最在乎的既不是世界也不是帕拉迪島，而是米卡莎、阿爾敏以及一起並肩作戰的同伴，他希望他們可以無憂無慮地生活下去，長命百歲、毋須擔心戰火的侵襲與他人的惡意。「利己」與「利他」可以並行不悖。因此，諫山創憑空降下一個能夠美化絕對暴力的崇高目的，其用意顯然不是為了替他的主角洗刷清白，相反地，第139話引入機械降神、使巨人之力從世上消失的作法，不僅沒有提升艾連的道德境界，反而強調了其行為的「惡」。

事實上，諫山創的選擇非常合理，因為怪誕蟲完全不是，也不應該是故事的重點，如果情節推進到解決怪誕蟲之謎，無疑會讓故事陷入一種迷思，彷彿可以透過根治某個問題，讓這個世界徹底改頭換面，但是，《進擊的巨人》不是一部烏托邦作品。艾連在陳述為何發動地鳴時說，「我確切知道的是，米卡莎的選擇所帶來的結果。全都是為了抵達那個結果，我…不斷地前進」。如果虛無的自由是這個故事的主題，那麼艾連並不需要「不斷地前進」，畢竟，他的「自由」也包括無視米卡莎的選擇，而艾連沒有選擇這樣的自由，他的選擇是不斷前進，抵達「米卡莎的選擇」。

話又說回來，音樂始終來自人性，人性往往少不了性別，而世上大部分地區的整體音樂品味都會隨著年齡與性別而有所差異，且幅度幾乎不輸國籍與語言所代表的差別。由此性別登記從串流業者的角度來看，就成了實務上的一種統計優勢，因為你可以藉此把同國家、同年齡、同性別的舊使用者他們已經喜歡的音樂，推薦給什麼都還沒有播放過、宛若一張白紙的新使用者。我在理論上反對這種做法，也很希望能在實務上反對這種做法，因為我個人的音樂品味絕不限於我這個族群的人。但屬於我們這群人的獨特品味，確實是形成在上世紀八〇年代的美國調頻電台上，那是一群青春的少年聽眾，而我正是當中的一員。

《你是我眼中的那道光》擁有令人印象深刻卻不搶戲的音樂設計，透過托普榭甜蜜與憂鬱的電子音樂，還有導演帕亞爾·卡帕迪亞的品味，你可以在一波波如指尖觸碰或者呢喃的震動裡感覺到屬於孟買眾生的脈動，以及同樣身處這座城市掙扎的三位女性的希望與落寞，那是晶瑩剔透的水晶音樂，也是水晶落地的破碎時刻，事實上本片一開始就用一種偽紀錄片手法拍攝，帕亞爾·卡帕迪亞透過不同的路人及其自白，說出她們在孟買的故事，關於她們對這個地方的希望與落寞。

儘管死亡元素並非第一次出現在阿莫多瓦的作品裡，至少在《我的母親》裡死亡就是推動角色的關鍵元素，但《隔壁的房間》中，死亡卻是核心議題。不只因為故事主線是罹患癌症的戰地記者找一個不是她最熟的朋友陪伴她安樂死的過程，同時也因為片中的角色一邊回憶上世紀挑燈夜戰於新聞還有享樂的黃金年代，一邊覺得對於現實無能為力的感慨。那是蒂妲·絲雲頓扮演的與女兒不睦的瑪莎，也是茱莉安·摩爾扮演的恐懼死亡的英格麗，當然也是與她們兩個都曾有過一段情的約激進環保與人類自願絕育倡議者達米安。

你相信真愛的存在嗎？很有可能：根據數據收集公司「Statista」在2019年的一項調查顯示，94％的美國人相信真愛。哈佛大學教授、社會科學家亞瑟‧布魯克斯認為，真愛這個概念沒有太大的爭議，但有很多美國人對愛情抱持著一些更浪漫——卻不現實——的信念：一見鍾情或命中注定。很多相信這些廣為流傳、神奇魔法般的概念的人覺得，它們或許就是真愛的本質。其他人則認為務實的戀愛更好——長遠來看，真愛是好運氣、自由意志與努力經營的綜合體。證據表明，後者的說法才是正確的。更關鍵的是，沉浸在虛幻的愛情泡泡裡，反而讓我們更難找到與維繫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