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我也誤信了心理學家說：人的一生有兩個青春期，而懷念起十歲到三十歲之間所謂的知識青春期。彷彿大家相信在人的一生，唯有青少年時期，記憶廣度（memory span）處在巔峰，就像原野野草蔓延的春天。在記憶的地景之上，我們有過的冒險藏在那些熟悉的改革話語與選舉話術，在這座島嶼上，90年代烘熱的氛圍打造我們這世代的前半生。

　　在我的腦海不時有段影像──陽光穿過拱頂頂罩玻璃撒進游泳池的水面，透過水底折射，水面彷彿砂糖藝術，把陽光化成好幾種顏色。不為人知的角落，水面下私設的攝影機則是不同的風景，蛙鏡的臉龐視線在水流中四散，遵從流體動力學的那些身體，在泳池迴擺著手與腳的線條，換氣的嘴唇訴說一種神祕的語言而又潛入水中，這位高中少女的餽贈不久之後變成了立法委員扔在議會桌的醜聞──甫進高中時，導師突然準備了一疊的關於教育改革的教材，其中的一則就是印象深刻的教育性醜聞。無論往後多少年後台灣教育改革的聲音，多半建立這樣的轉喻關係。

　　1987年後台灣社會的解嚴風氣，以及鼓動的改革風氣衝向教育生活的制度，一併來襲我的高中生生活。剛推甄上高中時，中部幾所高中開始有學生組成台灣文學社，從賴和到陳虛谷，許多的剪報與切身相關的歷史就這樣以不同形式逼近，夾雜散落在厚厚擠滿國學知識的課本、參考書。

　　無疑地，那是一個反覆問著「我是誰」的年代。過去不夠了解的，如今回去看當時老師抽印的文章，陳虛谷〈駁北報的無腔笛〉這麼寫著：「詩既然是抒寫感情，那末，詩人該有什麼要件呢？第一、要有銳敏的直觀，第二，要有奔騰的情熱，第三、要有豐富的想像，第四、就是純真的品性。因為有了這幾件，他才會透視人性的真相，窺探自然的幽奧，明白說一句，就是會感觸普通人所感不到的。」後來也許是寫了詩，驚覺那個時代，台灣詩的起源有更多世界文學陰影，在陳虛谷筆下歌德、華滋渥斯、康白情、郭沫若、田漢，躍然紙上，我們的歷史也曾在世界的一部分。

　　那是台灣五十年來的政治壓力，突然有了一口喘氣的機會。對於大多七年級生來說，教育改革便徹底成為生命史無法抹煞的事件。雖然一些文化研究學者，聲稱90年代是台灣精神分裂的時代，但是身為高中生，彼此互相傳閱《美麗島》的復刻本──那些原本就屬於這座島嶼的歷史，儘管一夕失卻政治的危險標誌，卻仍像神秘的禁忌物件傳播著。緊接著是三民主義從高中聯考消失，再新一點的學生課程內容，因為當時台灣文學的盛行，也使日治時期的台灣作家開始逐一現身在課堂中。是否真如學者所說那般陷入認同危機，至今難以回答。但是那點自由，絕對一個學生需要的。

　　同時也想起一個場面，每次都揪起心頭一陣。有名研究三民主義的中國學者來訪，在鄧雨賢紀念館前與我們師生談起他的三民主義的研究，並且驚嘆台灣如何保留言下中國傳統肯定三民主義的貢獻。隨行的教師談到如今台灣社會高漲的認同爭議，以及中國學者親自在街頭上聽到的獨立口號，然後隨行教師話鋒一轉，突然聊起了莫泊桑的《羊脂球》（Boule de Suif  de Maupassant, 1880）。台灣未來也許有更多不同的走向，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誰也說不定，雖然可能是帶著悲劇色彩，但我們總不知道羊脂球在路上還遇到什麼故事。在中國與台灣近年交流越頻繁，類似台灣保留中國傳統什麼東西的輿論依舊是那樣，只是沒人再提及三民主義。

　　如今國內再次掀起十二年國教的爭論，對照上個年代所留下的教育改革，除了記憶之外，當我們再回到1994年四月十日，台大數學系教授黃武雄等人發起的「四一○教改大遊行」以及〈希望的火花來自民間〉的聲明書所希望改革根深蒂固「記憶性餵養」、「成就取向」的成長形態仍舊停在形式上，再回看黃武雄書中所說的：「面對當前台灣社會特有的情況，亟待發展的是正面的民間力量。開放各種公共領域，讓人民參與；同時提供人民充分認識現代社會，深入了解人類精神文明的學習環境。藉由公共參與及深入學習，激發人內在的正面力量，以形成人的新價值與社會新秩序。」我們的教改記憶，也許不單是聯考的歷史終結，似乎有一星火苗其實在對抗虛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