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什麼領域的專家，在回顧歷史時，不管願意與否，皆無可避免需要回應一個問題：定下歷史主調的事件是什麼？那些改變過去歷史進程，界定我們當下命運框架的歷史事件是什麼？在《歷史的反叛：1979年的奇異變革及其陰影》一書中，卡里爾 （Christian Caryl）別出心裁地將1979年當作20世紀最關鍵的一年。

　　1979這一年，在全球各地，種種看似無關的事件，卻是歷史進程的「奇異反叛」（strange rebels）：伊朗革命、阿富汗聖戰開始、柴契爾當選首相、教宗第一次回波蘭訪問，以及中國展開經濟改革。卡里爾把這些事件界定為「奇異反叛」，認為這些事件是與過去歷史進程的決裂，據卡里爾所說，此前界定歷史進程的思想主流，是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想，而這些事件所象徵的是宗教與市場力量的反撲。

　　伊朗、阿富汗與若望保祿二世的事件，象徵宗教的力量在世俗化政治場域中的反撲。什葉派學者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所主導的「伊斯蘭革命」是對伊朗國王巴勒維（Mohammad Reza Pahlavi）所發起的大規模現代化計畫（白色革命）的反動。伊斯蘭復興的浪潮也波及阿富汗的親蘇政權，阿富汗人民在伊斯蘭主義的鼓舞下，也在這一年與蘇聯強權開始長達十年的對抗。蘇聯政權還必須同時煩惱的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以宗教包裝的人道主義訴求，在東歐捲起的反共產黨浪潮。這幾個事件所象徵的意義是：冷戰後的兩大世俗化意識形態，事實上並無法消去宗教在政治場域上的號召力。

　　而英國與中國的市場化事件，則是另一個奇異反叛。在英國，柴契爾夫人挑戰了以凱因斯經濟學為指導，透過擴大公共支出達到充分就業的戰後共識（The postwar consensus），端出私有化的改革方案，宣告了以市場而非國家主導經濟管制的新自由主義時代。同時，鄧小平也以實用主義的態度開啟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對卡里爾來說，英國與中國的故事所象徵的是告別教條社會主義，以實用主義態度進行市場改革的奇異反叛。

　　從個別脈絡看起來，確實可以說這五個事件是某種程度上的「奇異反叛」，它們都挑戰了在過去看來似乎牢不可破的意識形態與政治經濟形勢，伊朗曾被認為是非西方國家現代化的典範，西方觀察家很長一段時間認為蘇聯入侵阿富汗將重演匈牙利的十月事件，波蘭籍的教宗從沒認為自己可以像是後來杭廷頓在回顧民主化浪潮時，對教廷力量的評估那樣，成為推翻蘇聯帝國的重要力量。

　　同樣地，英國戰後長年被共同奉為圭臬，即使保守黨人也沒想過挑戰的凱因斯經濟學，在鐵娘子的意志與信念之下，如今已成昔日黃花，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而歷經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中國人，恐怕也很難想像當時中國仍糾纏於毛澤東的幽靈。從這些個別脈絡來說，1979年確實都是改變過去歷史進程，界定當下政治經濟框架的事件。

　　但說這五個事件構成了某種新的歷史進程，也相當值得推敲。阿富汗與波蘭的故事可以視為宗教力量對主張無神論的反撲，但更多是對蘇聯帝國的反抗；伊朗與阿富汗的故事固然證明世俗的現代化無法撲滅宗教力量，但也可以是經濟成果分配不均，典型的政治衰敗（political decay）現象；而英國與中國的轉向與其說是告別教條社會主義，不如說是新自由主義在更大的全球政治經濟脈絡中的進行式。一旦離開個別脈絡，這些事件還可以說是共同形構了世界史的事件嗎？

　　另外，卡里爾的「市場與宗教猛烈回歸復仇」命題也似乎經不起推敲。據卡里爾所說，這些事件都是對「烏托邦社會主義」的反動，但是，在這個「烏托邦社會主義」的大範疇之下，所收納的卻是種種極不相容的意識形態與思想。伊朗世俗化現代化的白色革命路線是烏托邦社會主義嗎？阿富汗與波蘭的故事與其說是宗教力量的反撲，不如說是對蘇聯政權的反動，英國與中國的市場改革更幾乎是不同政治經濟脈絡之下的變革。1979年或許是戲劇化的一年，但足以稱為世界史上「奇異變革」的一年嗎？

　　卡里爾的混亂還不止於此，當他強調這些事件說明了政治的自主性時，他的聲討對象成了「經濟決定論」，他說，「經濟決定論並無法完全解釋為什麼事情就是會在某段時間發生，也無法解釋為什麼人們願意為了信仰不惜犧牲性命和生活，或是為什麼手中無兵權的教士之思想可以讓全國景仰服從並迫使統治者屈膝。經濟當然會影響政治，但政治最終是獨立運作的部門。我們若不理解激發人們行動的政治思想，我們就無法了解政治動態和歷史進程。」（頁423）。讀者不禁質疑：奇異反叛所造反的到底是烏托邦社會主義？還是經濟決定論？難道英國與中國的故事不正是經濟決定論勝利的某種版本嗎？

　　當然，這段話也凸顯了卡里爾所看重，真正決定政治自主性的東西：人的意志。在這本書中，卡里爾非常著重描寫霍梅尼、若望保祿二世、鄧小平與柴契爾夫人（特別是後兩者）的人格特質，除了信念與意志的堅毅之外，卡里爾也強調這些主角們在思想養成上的衝突背景：若望保祿二世大半輩子生活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柴契爾夫人在牛津大學念書時馬克思主義思潮風靡一時、霍梅尼結合了基進宗教與馬克思主義的論述，更不用說鄧小平曾經長期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

　　強調主角們充滿衝突的思想養成過程，毋寧是為了證明這些主角在意志與信念上的優越，這恐怕是卡里爾真正的歷史哲學，一種黑格爾歷史哲學的庸俗版本：歷史上的偉大人物，他們自己的個殊目的就是世界精神的意志。不知道卡里爾願不願意承認：歷史的奇異反叛，說穿了就是偉大人物對於歷史進程的反動意志，至於反動所針對的對象是什麼？用「烏托邦社會主義」能夠概括嗎？這些問題恐怕都是次要。

　　差別是，黑格爾固然強調歷史人物的英雄意志，也認為世界精神需要實體化為自身具有力量的普遍倫理實體，卡里爾筆下這些具有堅毅意志與信念的主角們能類比成黑格爾的拿破崙嗎？這個五個主角透過堅毅反動思想所建立的政治經濟制度，在什麼意義上是具有普遍意涵，從而成了歷史哲學上的不可逆呢？缺乏對客觀歷史細緻的整體論述，這個問題，恐怕連卡里爾自己都沒辦法回答。

書籍資訊

書名：《歷史的反叛：1979年的奇異變革及其陰影》 Strange Rebel：1979 and the Birth of the 21st century

作者：克里斯汀‧卡里爾（Christian Caryl）

出版：八旗文化

日期：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