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紐奧良地區提出的年輕一代不就學、不工作研究報告顯示,目前全美國16歲至24歲既不就業也不工作的年輕族群估計已經達到550萬人。而我們該怎樣稱呼這些世代呢?那些過去人們熟知的稱呼至今已沿用了幾十年。每一代被定義的詞彙充滿著預設立場:年輕人因為經濟、社會環境、文化因素,甚至是教育的問題被丟入框架中。本質上來說,每種稱呼背後都帶有一種較為負面的含義。
「我覺得如何稱呼年輕人是有差別的。」奧勒岡州波特蘭市替代教育中學Open Meadow的執行董事安德魯‧梅森(Andrew Mason)這樣說道,他接著解釋:「如果我們用貶義的詞彙來定義孩子,人們將很難相信我們能對孩子提供幫助。」梅森服務於替代教育已經超過23年,也看著社會對年輕人的定義隨著時間不斷更迭。
而為了進一步瞭解究竟有多少標籤及其變化,全國公共廣播電台記者安雅‧卡梅涅茨(Anya Kamenetz)使用了Google用於調查書籍熱門關鍵字的分析工具「Ngram Viewer」來分析,她從1940年做為起點,當時定義年輕人的詞彙首先是:
少年犯 (Juvenile Delinquent)
這是形容年輕人的詞彙中較為陳舊的一種說法,最初是被用來稱呼具有前衛觀點的改革派:那些標新立異、尋求刺激,但不會因此送入成人監獄的青少年。最終這個詞彙被與其他犯法的青少年混為一談,包括那些「任性」的未婚媽媽,以及一些漫無目標的無家可歸年輕人。
1825年成立的紐約收容所,被認為是第一間專門收容此類青少年的機構,而在1860年時,《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敘述此機構的使命為「感化少年犯」。這也是「少年矯正學校」或「輔導教育學校」等感化教育機構的開端,更被視為新興「實業學校」的起源。基本上他們對待這類情況的年輕人,教育方式不免是以強硬的體制來制約,時間可能長達數年,並以提供不同程度的膳宿、工作甚至教育來作為手段;同時,第一間少年法庭也於1899年正式在伊利諾州的庫克縣成立。
在「Google Ngram」上的圖表顯示,「少年犯」一詞頻繁出現於五O年代至六O年代的出版物,並反映在當時的流行文化產物中:如音樂劇改編為電影的《西城故事》(West Side Story) 以及詹姆斯‧狄恩(James Dean)主演的《養子不教誰之過》(Rebel Without A Cause)。而在六O年代末至七O年代,一系列的案件促使最高法院作出裁示,法院並不能全權主導青少年被告的管教方式,他們的法律權利應近似於比照成年人之權利。
曾撰寫多本關於少年司法問題書籍的妮爾‧伯恩斯坦(Nell Bernstein)指出,少年(juvenile)一詞更常被用來形容動物幼獸而非人類,她解釋:「我有兩個十幾歲的孩子,但我並不會用『juvenile』來稱呼他們。用這種單詞來形容年輕人,是將其貶為走獸,失去人性的說法。」
中輟生(Dropout)
輟學的概念興起於二十世紀初,但形成的原因卻是荒謬可笑的。由於當時取得高中文憑,並不是大多數學生的首要目標;而經濟大蕭條結束後,政府卻增加了高中的招生名額,這也導致1940年時,只有約一半的高中生完成學業。
正如圖表所見,關於「輟學危機」的百分比在四O年代後開始出現,並在六O年代末期進入七O初期急遽攀升達到頂峰,而這部分主要因素是由於人口結構的改變。戰後嬰兒潮逐漸衰減為少子化現象,使得學校招生首度在美國歷史上受到嚴重影響,而在此同時,教育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卻持續增長。
伯恩斯坦女士根據她自己的經驗表示,「中輟生」一詞開始頻繁的被使用,跟七O年代迷幻藥先鋒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那句經典的「激發熱情、內向探索、脫離體制」(Turn on, tune in, drop out.)脫不了關係。」
但她表示自己比較贊成以「失學」(Pushout)來稱呼這類年輕人:「這種說法較為全面且中性,不一定專指成績不佳或者較負面的形容,這樣也更能著眼於問題的根本原因。」而對輟學的擔憂從九O年代開始再度攀升,時任美國總統老布希(George H.W. Bush)甚至定下讓美國輟學率低於10%的目標。
問題少年(At-Risk Youth)
問題少年一詞最早出現在1983年的教育改革報告書《國家存危時刻》(A Nation At Risk)中,該報告書警告提到,由於現行學校體制將使美國社會受到「庸才輩出」的威脅,而爆告中主張必須藉由預防與介入來做為解決方式:如社會服務、輔導以及相關計劃。根據Google Ngram顯示,此詞彙已日漸成為新興的流行用語,堪稱現代版的「少年犯」標籤。少年犯隱含的意思,讓人聯想到違法的狀態;而問題少年則是透露出一個脆弱的人需要幫助。
頂級掠食者(Superpredator)
此一名詞源自於1995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刑罰學者狄琉爾(John J. Dilulio Jr.)與布魯金斯學院及曼哈頓研究所共同提出的一篇文章《頂級掠食者的到來》(The Coming of the Super-Predators)。這篇文章預測青少年暴力事件將會逐漸升高,新一代的暴徒會更加地泯滅良心,狄琉爾寫道:「小學生將不是帶著午餐便當上學,而是槍械。這種情況將在『黑暗的內城區中屢見不鮮』,而那些匪徒除了毒品,還會對兒童施虐,甚至是其他道德匱乏的行徑。」
這樣的概念很快地在媒體與政治圈中流行起來,一直到1990年代更加受到重視,成為打擊犯罪中的重要環節。當時幾乎每個州都開始嘗試執行「讓年輕人當作成年人受審訊」的法律。但文章中對青少年犯罪高峰的臆測始終沒有成真,實際上九O年代的少年犯罪頻率反倒是趨於平穩。時至今日,青少年犯罪率更是美國歷史上的最低點。
伯恩斯坦對於「頂級掠食者」的說法難以同意,她指稱:「這種說法不但荒謬,更是充滿毀滅性的言詞,恨不得青少年永遠不能翻身。」然而令人感嘆的是,就Google Ngram給予的資料顯示,這樣的說法從來沒有遠離我們的生活週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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