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曾經鼓勵人們，不要躲到劇場裡正襟危坐看劇，在劇場裡，你看到的只是演員的情緒，而至於你會被感染到什麼，劇本跟演員也都不會負責，他鼓勵人們公開地聚集起來，在廣場中央插上一根有花飾的竿，不要再有觀眾跟演員的區別，也不要有劇本，「幸福的人民…你們應當在開闊的氛圍中，在藍天之下聚集起來，陶醉在你們幸福的甜蜜感中！」

　　《嘉年華的誕生》講述的是一個人類失去慶典能力，失去「狂喜技藝」的歷史。講究階層，深怕被冒犯的當權者──羅馬的軍國主義者、教會道貌岸然的神父、剝削平民的貴族、殖民帝國的文明人──用各種方式壓抑他們眼中容易失去控制，讓他們苦心經營的秩序與權威毀於一旦的各種狂歡。當然，一如作者所暗示，狂歡這個人類的本能遠比想像頑強，它躲進當權者搜羅不到的生活陰暗處中繼續放肆，盧梭顯然很有先見之明，被禁止狂歡的男男女女們「會躲避那自然與理性都群起反對的專制…用機巧的幽會取代公開的集聚。」

　　說人類失去狂喜技藝不是很奇怪嗎？難道充斥著大型運動賽事、演唱會與路跑活動的當代社會，不正是慶典的復甦嗎？當然不是。「壓制」只是人類失去慶典能力歷史的前半章，神父們固然食古不化卻絕非冥頑不靈，很早以前他們就學會在教會儀式中引入一些可以控制的載歌載舞，慶典在當代社會被用嚴格的儀式編制起來；在球場上我們必須學習特定一套加油方式，看著了無新意的啦啦隊表演，演唱會上我們必須只能在某些時候搖起螢光棒，唱到某首歌的時候才能起身呼應；我們一起穿上廠商提供的廉價（通常是）螢光色運動服，貼上一組號碼，按著規畫好的路線，一起跑向終點，據說這是一種自我超越。

　　壓制只是過時的手段，就像傅柯（Michael Foucault）喜歡說形塑我們性規範的維多利亞時代，遠遠不是壓制人們言說肉體，而是鼓勵人們對著神父或醫生，告解、剖析與懺悔自己的各種性體驗。現代社會也同樣鼓勵人們創造大型盛會的「景觀」（spectacle），這是過去法西斯政權擅長的把戲──閱兵、踢正步、愛國遊行、用各種黨國圖騰與手勢塑造休戚與共的感覺，現在被挪用到各種商業娛樂，乃至於工作場合，深入到日常生活裡面。

　　原先慶典經驗中最可貴的要素：人與人之間無分彼此的共契，在現代大型盛會裡完全被抽空，在酒吧裡跟著陌生人一起看球，一起用垃圾話辱罵球員，可能遠比到球場跟著整齊一致的手勢，更有共契。《嘉年華的誕生》用德博（Guy Debord）來總結，慶典在終於捱過壓抑之後的後半章故事：現代社會這個以大型集會為中心的社會，是沒有慶典的時代，人們不會自行創造集體的愉悅，而是從各種商業娛樂、國家慶典與消費文化的大型集會中吸收快樂。用德博自己的話來說，「長期下來，觀眾的角色越來越被動。不得不說，大型集會是被禁錮的現代社會夢魘，它最終沒有傳達任何意義，只有讓人累得想睡覺。」盧梭可能沒想過，有一天慶典可以這樣劇場化。

　　《嘉年華的誕生》沒有告訴我們要如何重拾慶典的能力，但肯定不是執著於慶典的人數迷思，繼續堆疊活像死屍一般的大型聚會；也肯定不是著迷虛假膚淺的分享交流，這是勵志產業與新興宗教的拿手絕活（芭芭拉上一本書《失控的正向思考》的主題），被阿波羅化的酒神，再怎麼狂歡也不過是個太陽神。

　　也許，古希臘人是真正懂得慶典與狂歡真諦的民族，在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經典的諧劇《利西翠妲》（Lysistrata）裡，雅典與斯巴達的女人們，再也無法忍受他們的男人永無休止地進行戰爭，決定跨越國界聯合起來，喊出「不停戰，不做愛」的口號。慶典的真正魔力是：它會在一個意想不到的時機，跨越看似不可挑戰的分別，從景觀的手上，重新奪回生活與感覺，實現真正的團結共契。

書籍資訊

書名：《嘉年華的誕生：慶典、舞會、演唱會、運動會如何翻轉全世界》 Dancing in the Streets: A History of Collective Joy

作者：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

出版：左岸文化

日期：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