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在舞會外等候:《侍女之道》與十九世紀愛情敘事的懸浮時刻

 

《侍女之道》劇照。

 

 文|Gerda

 

  十九世紀末的馬德里,女人的身體被禮服包裹,聲音被教條規訓,命運則被安置在婚姻名冊的空格裡。但《侍女之道》(Manual para señoritas)選擇不寫千金小姐的出場禮,而是把鏡頭交給那位負責在邊緣等候、指引他人進場的女人──伊蓮娜,一位身份模糊、懷抱秘密、如同幽靈般穿梭在上流社會陰影裡的女伴。

 

  這部影集沒有激烈的革命,也沒有華麗的背叛,要說劇情平淡好猜其實也可以。但在簡單幽默的鋪排中,《侍女之道》靜靜地刺穿了階級與性別縫合出的溫柔牢籠。

 

  《侍女之道》設定於1880年代的馬德里,表面上是宮廷舞會與貴族女伶穿梭其間的年代,實則對西班牙人來說,是一段被稱為「復辟時代」(la Restauración)的政治虛穩期。波旁王朝在經歷共和短暫試驗後由阿方索十二世復位,君主立憲制重建,但政治實權仍掌握在輪替的保守派與自由派菁英手中,社會階級流動停滯、地區主義與勞工運動暗中醞釀。

 

  這樣的背景構成了與英國攝政時代、大正日本極為相似的敘事土壤:一個秩序尚在但早已鬆動的社會,一種女性角色開始有思考卻尚未能選擇的年代。主角伊蓮娜身為從貴族滑落到邊緣女伴的角色,正好體現了這段歷史的「懸浮感」——制度尚未崩壞,但也不再可靠;女人尚未獲得自由,但已能察覺囚籠的縫隙。

 

  在影集的故事線中,伊蓮娜原本來自貴族階層,卻因為一段曖昧不明的過去,被逐出上流社會,只得以「女伴」的身份重新靠近那些她曾經屬於、卻再也無法進入的世界。她的工作,是陪伴未婚女子進入社交場域,看似體面,實則懸浮在侍女與教師之間的邊緣職位。

 

《侍女之道》劇照。

 

  與《柏捷頓家族》那種情慾氾濫、色彩斑斕的幻想不同,《侍女之道》的節奏節制、語調克制。它沒有過度煽情的性愛橋段,而是讓女性之間的鬆散友誼、互相競爭與語言交鋒,成為真正的情緒核心。這是一種更貼近現實的女性處境:不一定有姊妹情深,卻一定有策略聯盟;不一定有浪漫結局,卻處處需要算計與倖存。在女性之間看似溫柔的互助背後,階級、年齡與欲望仍在暗中編排彼此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侍女之道》的服裝設計展現了罕見的歷史還原誠意。本劇中的垂尾裙(bustle dress)、胸衣剪裁、帽飾與袖口細節,都忠實對應1880年代西班牙上層社會的穿著文化。以強調臀部隆起的輪廓為美,搭配剛挺的束腰與飽滿的裙襬,是女性輪廓極致戲劇化的設計高峰。這點甚至比《柏捷頓家族》更講究,《柏捷頓》其實是半架空的歷史,設定約在1813,但服裝混用了19世紀前後的款式,更重視色彩與華麗感,而不拘泥於正統剪裁,甚至有時故意用不屬於那個時代的面料和輪廓。

 

  無論是《柏捷頓》的攝政時代,或者《侍女之道》的復辟時代,十九世紀似乎是浪漫西洋時代劇創作者最愛的場景。那是女性尚未獲得平權、婚姻仍為唯一升遷通道的「壓迫可視化時代」,同時也是壓力與反叛萌芽並存的過渡期。它像一座劇場:衝突巨大、秩序還沒瓦解,故事可以在其中安全地「讓觀眾理解壓迫」,而不必真正承擔革命的後果。

 

  尤其是現代社會處於一個極度分裂又焦慮的時代,身分認同、性別平等、階級流動停滯、民主危機紛至沓來,復古劇成為一種「抱有距離來觀看」的安全空間。藉由「過去」的框架來處理「現在」的議題,例如《柏捷頓家族》用王室制度演繹多元種族,《侍女之道》則透過女伴制度間接討論現代女性在愛情與自立間的兩難。

 

  這種反差帶來一種「歷史重寫」的快感,讓人覺得自己正參與一場文化復仇。但必須誠實說明的是,這樣的流行文本雖然讓人舒服愉悅,但距離真正挑戰或顛覆什麼,則還有一點距離。比較像是跨國串流平台刻意創造出華麗的文化對撞元素,好讓社群媒體分享轉傳。

 

《侍女之道》劇照。

 

  儘管如此,《侍女之道》製作人Gema R. Neira 和 María José Rustarazo 是西班牙影視圈極具代表性的創作搭檔,擅長打造女性視角的時代劇與情感敘事。她們的作品諸如《接線女孩》,不僅在西班牙本地受到歡迎,也在國際上獲得了廣泛的關注。

 

  從鼓勵女性主導影集製作的觀點,《侍女之道》本身有其價值,它也確實展現了女性在歷史與制度中被推擠到邊緣後,如何用殘存的身分與技巧延續尊嚴與主體性的微光。它讓我們看見:不是每個女人都能在舞會正中央旋轉,但她們仍然存在,仍然凝視,仍然記得自己是誰。

 

 

影劇資訊

侍女之道》(Manual para señoritas / The Lady's Companion)─Netlix,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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