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10日，Meta執行長馬克‧祖克柏登上喜劇演員兼綜合格鬥解說員喬‧羅根的播客「Joe Rogan Experience」，暢談他心目中當代企業文化的弊病，就是「太娘了」（too feminine）。原本宛如蠟像般蒼白的祖克柏，近來勤於日曬讓自己膚色看起來更黝黑健美，也宣稱開始「習武」，更在自家莊園中用弓箭獵豬並燻製肉品，似乎急著擺脫書呆子形象，嘗試打造出與原本截然不同，更受美國大眾喜愛的「運動男孩」、「燒烤丈夫」樣貌。

 

　　身為科技業巨頭，祖克柏原本唯一的優點，就只有「與馬斯克相比講話跟做事不那麼像人渣」，但他顯然急著拋棄自己這項優勢。在喬‧羅根的播客中，祖克柏表示美國企業如今已失去了「陽剛能量」，而且拋棄了很多值得保留的優秀特質，像是「侵略性」，並以「職場如今已被閹割」作結。

 

　　Meta從未「女性化」過

 

　　祖克柏憂心的事情是否真的存在？從實際數據跟各項社會研究來看，美國職場都仍是「以陽剛文化為預設值」，鼓勵競爭、廝殺、製造有毒工作環境，並且更傾向於舉辦適合男性從事的聯誼活動，從而排除女性進入領導高層。Meta當然也不例外。在Meta宣布停止企業DEI之前，根據他們對外公布的最新人事資料（截至2022年），Meta管理職以男性佔絕大多數（63.3%），技術職男性員工更高達74.2%。然而，Meta卻對外宣稱，與2019年相比，他們的「女性員工數量增加了一倍」，由於管理職和技術職男女比例沒有大幅改變，因此這些所謂新增的女性員工，若非相對低薪的「非管理」、「非技術」職位，就是來自於近年數次大幅裁員之後重新聘任而看似「大幅增加」的員工。

 

　　換句話說，Meta這些年來聘僱「男性、白人」以外其他族群的DEI努力，雖並非完全沒有生效，但也大致侷限在無關緊要的職位。從這方面來看，祖克柏根本就沒有聘僱過夠多的女性主管，足以讓他產生「企業文化太娘了」的危機感，但為何他卻說得好像煞有其事呢？

 

　　脆弱焦慮的億萬富翁

 

　　里奇蒙大學的心理學者亞當‧史坦納蘭提出一個觀察，他認為祖克柏的此番「企業文化太娘」哀嘆，顯示的與其說是Meta的困境，不如說是祖克柏個人的困境：「當感受到必須滿足男性期望的某些壓力時，男性就會形成脆弱的身分認同，導致攻擊性和焦慮」，史坦納蘭稱之為「脆弱億萬富翁」現象，這些億萬富翁不知何故對於自身的男子氣概沒有安全感，因此他們轉而攻擊起美國企業文化。

 

　　所謂的「企業陽剛文化」會降低人們的合作意願、創意與協調性，更有可能導致高流動率以及其他沒必要的組織內自我破壞。沒有任何實際證據可以證實一個獎勵侵略、競爭的企業會比獎勵互相合作、彼此尊重的企業更有營利能力。

 

　　祖克柏如此宣稱的動機有可能是基於經濟，史坦納蘭指出，祖克柏或許認為將自己的公司宣傳為一個高風險的競爭舞台，是吸引人才和刺激創新的最佳方式，尤其是在本來就已經是由男性主導的科技產業更是如此。大眾確實也經常認為競爭可以帶來創新。因此，祖克柏的「企業太娘論」其實是在說，Meta有志透過促進內部競爭來提高創新能力，從而提高經濟競爭力。但問題是這個假設也是錯誤的：最近的研究表明，內部競爭實際上可能反而會抑制創新。

 

　　不夠Man的男人才會成天厭「娘」

 

　　祖克柏的太娘論也可能是出於心理動機。史坦納蘭的研究顯示，當男人感受到「必須像個男人」的壓力，並且對己身欠缺安全感時，反而最有可能堅持僵化的男子氣概觀念。換句話說，認為自己真的很Man，Man爆的男人才不會刻意去說什麼東西「太娘了，我不喜歡」。

 

　　同樣的，儘管史坦納蘭沒有特別討論伊隆‧馬斯克，但後者對於選擇變成長女的長子一直亂放話，甚至說自己「當年被欺騙簽同意文件」，除了顯示其對目前已成年子女的選擇並不尊重，更顯示他對於自身男子氣概的不安全感。

 

　　馬斯克用試管跟代理孕母刻意製造出高達11個孩子，其中包含至少9個兒子，前五胎清一色連續都是兒子，卻唯獨不能接受其中一個兒子想當女兒，這些他用試管砸出來的雙胞胎、三胞胎兒子「一個都不能少」，還控訴說是覺醒左膠帶壞他小孩，億萬富翁的心理脆弱程度實在令人鼻酸。

 

　　而令人玩味的是，儘管現在祖克柏跟馬斯克發言宛如中二生競相吹噓精神上的老二長度，但他們過去剛發跡時，卻也都曾支持過現在斥為「Woke」的左派覺醒文化。馬斯克如今的政治立場與十年前差異甚大，Meta在2025極速右轉甩尾之前，也裝模作樣DEI了好一陣子。他們究竟相信什麼？這一切難道只是演戲，那些跟美國左派菁英社群好來好去的日子為何一去不復返？

 

　　「覺醒」只是一種社會正義的Cosplay

 

　　石溪大學教授穆薩‧加比的著作《我們從未Woke過》（We Have Never Been Woke: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a New Elite）解答了這個問題。加比提出，當他輾轉抵達紐約就讀哥倫比亞大學時，發現同學們跟他過的是完全不同的生活，同學的家裡有僕人幫忙做菜、遛狗、打掃房子，相形之下根本就跟他「不同種姓」。根據加比的觀察，這些同學其實平常很少討論或者關心窮人的處境，也幾乎不覺得自己使用有色人種僕役的服務有什麼問題。

 

　　但四年後，同樣一群同學都湧進了紐約上西區百老匯抗議「黑人的命也是命」，在那個抗議場合附近就有連鞋子都沒得穿的黑人遊民，但只見這些享盡僕人服務的「菁英」佔據了遊民平常躺著的長椅大喊口號，但全程卻沒有人掏錢出來給或者上前關心被他們擠到一邊的遊民。

 

　　加比得出一個結論：「社會正義的語言」，也就是所謂的「Wokeness」，之所以甚囂塵上，根本從來都無關乎社會正義。其所扮演的作用，乃是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膠水」，將某一群「想要繼續攀登特權階梯扶搖直上，但又不肯承認自己屬於菁英」的人黏在一起。這些人，加比稱之為「象徵資本家」，覺醒的語言只是他們用以裝飾自己前程、拒絕實質分配正義的象徵資本。透過比賽誰更Woke，象徵資本贏家可以把知識經濟中的失敗者描繪成罪有應得，因為他們在種族、性別和性取向方面的想法或言論是「錯誤的」，所以他們活該過的這麼慘。

 

 

　　Wokeness之於馬斯克或祖克柏，就僅僅只是象徵資本，而不是什麼社會正義的信仰，用英國作家凱南‧馬利克的話來說，「只是菁英階級玩的cosplay，真正的作用是把勞工階級邊緣化」。當風向開始改變，人們開始懷疑Wokeness沒有為工薪階級帶來什麼實質好處，而這份動搖的結果也體現在民主黨推出一個集結「象徵資本紅利大會串」於一身的賀錦麗，結果失去人心選得一敗塗地，祖克柏也懶得繼續cos了，一個鷂子翻身指責企業文化「太娘」，忙不迭地加入馬斯克一起當人渣，又有什麼值得意外？

 

　　然而，如果把覺醒文化當成當前美國，乃至西方民主世界的「主要問題」，則顯然忽視了社會改革所迫切需要的物質基礎。即便「覺醒」可能只是表演，DEI政策或許虛有其表，但也不表示左派與自由派迄今的議程全都是廢物，真正的問題在於覺醒文化中，口惠太多，行動太少，而不是追求多元、平等這件事情本身有什麼錯誤。

 

　　或許我們該問的是，「自選人稱代詞」在優先順序上，真的有比「最低薪資保障」重要嗎？「孕婦」改稱「懷孕者」（Pregnant People），真的有比實際的社會福利救濟重要嗎？又或者更極端的舉例，55歲以上的公民全體改稱「壯世代」，真的有比保住台灣政府的關鍵預算重要嗎？

 

　　我認為沒有，你覺得呢

 

（本文原載於思想坦克）

 

 

書籍資訊

 《We Have Never Been Woke: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a New Elite》─Musa al-Gharbi，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