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的戰爭電影都是以戰爭本身作為故事本身，至於戰爭這個事件如何被記錄，進而在日後有可能成為被創作為電影—文本的素材，卻甚少被著墨。而在現代，將戰爭這類事件予以記述的人物，即為記者。

 

　　故事設定在二十一世紀（且至少是2010年後）的美國，除了配有現代軍備的士兵之外，從人物所使用的智慧型手機也可見得，從現實的世界政治版圖分配中虛構出的內戰，雖說電影讓我們能保持距離，然而若對國際政治有些許的敏感度，會發現戰爭其實離我們一點都不遠，時間上美國曾在十九世紀發生過內戰，空間上在本文撰寫的當下（即2024年）烏俄與以巴的戰爭也仍在發生。

 

　　《帝國浩劫》的故事罕見地以記者為主角。資深記者 Lee（Kirsten Dunst 飾）與 Joel（Wagner Moura 飾） 前往華盛頓白宮，在戰爭的尾聲他們想要採訪到總統對於局勢的看法，以及他所造成的現況的一些感想。使用「造成」並非無端，從故事裡頭總統的發言我們可以知道他已經在第三任期，且解散了聯邦調查局，甚至空襲了美國公民，這或許是某些原因的結果，但包括此在內雖未經故事揭露的種種作為，也導致了美國中央以及革命方的「西方力量」（Western Force，WF）──由德州與加州所領導的勢力──之間的戰爭。

 

　　一千三百公里的旅程，於公路電影的外觀下，實際上探問了包括國家是什麼、政治是否可能中立、倫理的衝突等深刻的問題。除了前述的角色之外，這趟路程還有 Lee 的啟蒙者 Sammy（Stephen McKinley Henderson飾）與嚮往成為記者的 Jessie（Cailee Spaeny 飾），前者目的地是戰爭前線的夏綠蒂鎮（Charlottesville），後者則是憧憬著記者的工作卻遭自殺攻擊波及幸而被 Lee 所救。對 Lee 來說這兩人都是不速之客，因這或許是單行無回程的行程，而 Sammy 年老行動不便，Jessie 又太過不經世事，除了成為行動的累贅之外，也成為評估風險發生時作為記者的自己該如何行止的心理負擔。惟在妥協下，同意這兩人只能到小鎮，不得再前行到白宮的這條荊棘道。至少，一開始是這麼約定的。

 

 

 

　　沿路能見到的風景除了高速公路上的廢棄汽車成堆如同路障，否則就是杳無人煙的街頭巷尾，而他們首先抵達的是加油站。這裡坐著三個拿著步槍的男人，或許是民兵，又或許是系統已經瓦解各自為政的鄉眾。當戰爭發生，日常一切所有的規則、符號將會全數失效，因此美金不再是該區域的通貨，連日常的水電瓦斯石油都斷絕，這從 Lee 必須使用加拿大幣來交易可以得知。

 

　　補充油料的同時，Jessie 卻想四處探查有沒有值得「紀錄」的事情，當她走到加油站時才發現有兩個被打到血肉模糊的男人被掛在洗車場內，她驚嚇得無法做出任何行動。民兵說那是劫掠者（Looters），即便那是他們的高中同學，但那又如何？意思是，真的是劫掠者嗎？或是，就算曾有同窗，在戰爭下這具有任何「意義」嗎？瀕臨衝突邊緣的時刻，由 Lee 提議為民兵與「劫掠者」拍照片而化解。這裡十分寫實地描寫了現實處境，手無寸鐵的女性與擁有絕對武力的男性，很難不連結到任何與「性」有關的活動，而 Lee 則是經由為其留下影像的言行，填充了民兵的男性氣概進而讓性的張力被解消。

 

　　懊悔於凍結於恐懼的 Jessie 下定決心要成為一個「記者」，而從他們的旅程中可以見到記者的志業，跟訪軍事行動，目睹並拍下士兵被子彈擊中失血致死的畫面，再見證處決戰俘的場景。我們可以看到記者的志業所伴隨的倫理，與身而為人的道德倫理所具有的衝突。舉例來說，作為人卻見死不救若是不道德的，那麼又是什麼正當化了具有記者身分的人能對於發生在眼前的死亡有所不為，卻僅僅按下快門將這個瞬間收納在底片中？

 

　　這種置身事外的態度，可以從 Lee 一行人經過一家服飾店時，卻宛如進入另一個世界一般，並非裡頭琳瑯滿目，而是在那塊土地上正發生戰爭，店員卻事不關己一般看著書招待客人，甚至言之鑿鑿地明說就是不想參與政治。人們太常說人類是政治的動物，於是對於類此政治冷感的行徑不以為然，畢竟白痴（idiot）的古希臘詞根原意之一就是「外於政治之人」，惟記者與故事中的店員又有何異？

 

 

　　接下去的故事則是 Lee 一行人被狙擊手射擊車輛，以致不得不離車躲避，這時發現有兩位穿著軍綠色制服的士兵正俯臥在地上尋找射擊者時，Joel 持續追問狙擊手是那一方的勢力？

 

　　Joel ：「發生什麼事了？」

　　士兵：「有人在那棟房子，他們被困住了，我們也被困住了。」

　　Joel ：「你覺得他們是誰？」

　　士兵：「嗯...不知道。」

　　Joel ：「嘿，我是記者。」

　　士兵：「酷哦。那我現在知道為什麼你們車子上面印著記者的標誌。」

　　Joel ：「你是WF嗎？誰給你下命令的？」

　　士兵：「沒有人給我們下命令好嗎老兄，有人試著殺我們，我們試著殺他們。」

 

　　在原先人們所生活的政治社會中，記者代表什麼、為了什麼而戰、行為的道德意義等等，在戰爭的例外狀態下，一切都回到前政治社會時期的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如《利維坦》所述：

 

「在人生活在沒有公共權力以保持他們的敬畏的時期內，他們處在戰爭狀態中，一個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的戰爭，結果就是所有人對於所有人都是敵人。在這種條件下，無法發展工業，因為成果並不確定，也因此無農耕，無航行也無對於可能從海洋進口的日用品的使用，沒有寬敞建築，沒有交通工具，沒有對於大地的知識，沒有時間觀念，沒有藝術，沒有文字，沒有社會，最糟的是無間斷的恐懼以及暴死的危險。於是，人的生命，孤獨、窮困、骯髒、野蠻且短暫。」

 

　　這就是萬人對萬人的戰爭（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而在這樣的處境中，唯一重要的只有自我保存，這一點透過士兵的對白展現予觀者。

 

 

　　順利解決狙擊手的士兵，讓 Lee 一行人得以繼續前行。前往華盛頓的路上 Jessie 也愈發成長，越來越像記者、越來越旁觀，或說，越來越冷血。這時發生的一個插曲是 Lee 與 Joel 的友人 Tony（Nelson Lee 飾）與 Bohai（Evan Lai 飾）在路上的偶遇，所謂在路上是現在進行式，這也是片中有趣的橋段，如同發瘋駕車的 Tony 與 Bohai 兩人追車嚇出 Lee 一行人冷汗，而其等釋放壓力的方式則是用超越常理的方式行止，於是 Tony 與 Jessie 在車輛行進中交換的座位，駕車飛快的 Bohai 則一路前行到不見尾燈。

 

　　直到 Lee 終於趕上了前車，人卻已不見蹤影。

 

　　Jessie 與 Bohai 被穿著軍綠色制服的士兵俘虜，而這時他們也正在傾倒屍體，Lee 等人猶豫著是否要前往談判，尤其是她自己，畢竟記者的本職應該是「紀錄」而非「干涉」，但她卻反對了自己歷來所遵守的準則，毅然地走向士兵二人。有趣的是，老人 Sammy 並非因為任何記者準則而反對前去，而是因為直覺這是一個必死的行為，終究還是在自我保存的原則下作出決定。縱使 Joel 表示要繼續前行僅係要作大學的報導，但似乎沒有從前先面臨的生死交關學到任何教訓似地還執拗地認為「記者」這個身分可以橫行無阻，卻發現這完全行不通，更動之以情地說：「我也是美國人！」

 

　　士兵這時問了「什麼是美國人」的問題，確實是個難題，但其中一種方式即如同士兵所作的，以出生地區分。甚至還不止必須是特定的州，還必須要「夠美國」，其中回答出的科羅拉多州、佛羅里達州，讓 Lee 一行人得以倖免於死，但外觀即為亞裔面孔的 Tony 與 Bohai 則因屬香港人，士兵在斷定Tony為中國人後即予射殺，Bohai 則早被殺雞儆猴地處刑。作為啟蒙者的 Sammy 則成為解救眾人的英雄，他開著車把士兵撞入屍坑，並順利帶著倖存者離開現場。但他的直覺是對的，他中槍，在到達華盛頓時失血而亡。

 

 

　　從隨軍記者友人的口中得知白宮即將要投降，西方力量將要勝利，革命即將成功， Joel 氣憤地發洩道 Sammy 難道就在無法採訪到政府軍的任何意見下草草死去？但仍跟著西方力量的攻堅行動的 Lee 等人於劇末則順利見到總統的最後一面，而 Joel 所採訪獲得的遺言則是：「別殺我！」總統這個身分，只有在政治社會才具有意義，在戰爭中，他也只是一個人，而人在這個情狀唯一能做的只有求生。

 

　　在政治社會中，因為存在著秩序（例如法治），才能織成一張脈絡之網，賦予所有事物予意義，於是一張紙可以成為貨幣，記者證則象徵了言論自由。但當秩序崩潰，像是《帝國浩劫》的內戰情節，所有符號依存的脈絡將失所附麗，於是通貨不再流通，記者也不享有任何權利，遑論特權。這種狀態轉換的混亂反而是可預期的，幾乎沒有人有過如何面對「例外」的經驗（否則例外不成例外），於是 Joel 還會天真地以為戰爭必須為了任何目的而為，以為一張記者證具有通行的效力。但在這種迴退至自然狀態後，只有自有保存才是唯一正當的目的。

 

　　Jessie 的角色可以被定位成另一個 Lee，除了其所表現出對反於老練記者沈穩的衝勁外，也因其攝影潛力使得 Lee 投射自己在 Jessie 上。原先 Lee 所主張的記者行為準則的不干涉，也在劇末 Jessie 涉險拍攝時 Lee 推倒她而挨了一槍被打破。然而， Jessie 卻在 Lee 對自己的犧牲下，仰躺著拍下 Lee 中彈的瞬間，且隨即繼續前行，並未做出任何救助行動。這時， Jessie 成為了 Lee，而 Lee 則成為了 Jessie，在人的本身與人的身分（記者）之間，兩個角色產生對調，也讓我們思考人的道德倫理以及特定職業的專業倫理的義務衝突。不過另一個值得考量的是，會否 Lee 對 Jessie 的救助只不過是一種自私地對自己而非對任何「他人」的拯救？

 

 

 

　　Lee 主張記者將所見聞予以轉述，不給意見而交給觀者評斷，此之所以重要正在於對於「真實」的追尋，而這也正是為何言論自由作為基本權被憲法所保障的緣由。甚至，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即係對言論自由之保障。若記者在提供影像的同時也附加了評價，那麼這就不再是「報導」，而是「評論」，評論必定帶有價值立場，於是也必然招致對反的「評論」。縱使所有評論都有其所奠基之事實基礎（雖然現實中未必如此，例如假新聞、假資訊），也將被堆疊於其上的「觀點」給掩埋。

 

　　或許從身而為人的倫理來看，對於瀕死於面前的生命旁觀其痛苦不僅殘忍，甚至是種道德上的錯誤；但，從記者作為志業的專業倫理來看，如此的紀錄反而卻是再正當不過的行為。因為，當一個人穿戴起記者的身分（符號上就如同記者證、或是記者背心或頭盔），該身分所具有之追尋真實的內在目的，即記者之所以為記者的理據，將在義務衝突中凌駕於一般的道德，類似的情況如同律師於法庭為確實有犯下罪行的壞人辯護，其縱為惡，仍享有受律師辯護之人權一般。對應到《帝國浩劫》的故事中，「媒體」的重要性就如同片首的電視新聞節目上的美國總統仍然在發表即將勝利的言論，試想，若沒有人呈現「真實」予人民，那麼唯有的敘事僅政府方，那麼西方力量是否仍能如同故事的發展終於獲得勝利？

 

　　攝影的行為無論在中文或是英文都是十分相似的，「攝」—「射」—「shoot」。子彈與影像都是暴力的，二者都能決定現實，具有絕對的權力。隨行於士兵旁的戰地記者（或是任何記者），按下的快門就如同槍枝的板機，後者決定了另一個他人生命存否的現實，前者則決定了世界景象的現實。當攝影擷取了畫面之中，同時也排除了畫面之外，也因此即便報導所追求的是真實，但影像所能決定的只有現實。或許真實對於人而言是永無可得，但這絲毫不代表真實沒有追尋的價值，而以「記者」為志業之人，即係推著「人」往真實更為靠近一步的那個總在鏡頭背後的不可或缺人物。

 

 

 

電影資訊

《帝國浩劫：美國內戰 Civil War》（Civil War）─Alex Garland，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