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富芳與櫻井啟太合著的書籍《當育兒變成一種「懲罰」？》（子育て罰 「親子に冷たい日本」を変えるには）對日本極度高齡化、人口替代率不足超過半世紀的現象提出批判與解方。有意思的是，末富芳與櫻井啟太都是學者，前者專攻教育行政、教育財政學，後者是社會學教授，研究主旨為貧困問題與生活補助，兩人的專業都與公共政策有關。

 

　　本書的構成方式是末富芳與櫻井啟太各自撰寫篇章，加上兩人的對談記錄。行文之間可以感受到，末富芳身為育有子女的職業婦女，對日本政府態度與社會現況有極大不滿。她直陳自己不僅難以請到育嬰假，更兩度曾在路上被陌生男人踹嬰兒車。末富芳已經是社會經濟地位相對高的女性，尚且受到如此對待，難以想像那些貧困的媽媽又該如何面對如此冷漠且對小孩不耐煩的社會。

 

　　末富芳提出了一個十分直白但也許還值得爭論的觀點──日本社會生育率之所以會這麼低，是因為「（自民黨）老男人掌權太久了」，並說「只要五十五歲以下的政治家掌權就能改變社會」，在她眼裡，自民黨歷來的育兒政策說穿了並不是穩健，而只是廢。為了證實此一論點，書中有一部分是比較自民黨與在野政黨的育兒政策差異，並且把改革的希望寄託在更支持女性和育兒的中間偏左政黨。

 

　　2024年10月，眾議院大選結果出爐，自民黨席次大幅萎縮，比較符合末富芳書中提及理念的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則從98席增加到148席。不過，末富芳也委婉的說，立民黨素來有「只會加蔥、不會做事」的批評，究竟寫得那麼好看的育兒政策有幾項能落實，還要看朝野各政黨如何合作。

 

　　育兒津貼為何不應排富？

 

　　關於少子化與育兒問題的對策，說穿了就是關於財政預算的分配，而日本近年來低迷的經濟對於打造育兒友善社會似乎毫無幫助，但又或者這根本不是錢不夠的問題，而是「錢要給誰用」。舉例來說，書中提到日本政府因為財政緊縮而在育兒津貼加上了「排富條款」，中產階級以上的家庭育兒等同變相遭到懲罰。

 

　　正在育兒的台灣人對此應該感到很不可思議，因為我們2023年才剛取消「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稅率20%、家庭年淨所得超過121萬元家庭不得請領」的育兒津貼排富規定，讓所有家庭無分貧富都被鼓勵生小孩。如果一個國家真的把「少子化」當回事，怎麼反而會去加上排富條款呢？

 

　　在這裡我們遇上一個問題，且書中限於篇幅並未深入闡述，而以「育兒津貼是補助兒童不是家長因此不應該排富」帶過。我認為有必要深入說明，為什麼育兒津貼不應該排富。首先，我認為作者們對於「育兒津貼是補助兒童而非家長」的看法不能說有錯，但育兒津貼是否該排富的爭議核心並不在此，反對者通常並「不是」因為「不同意兒童是值得尊重的個體」而主張排富。

 

　　首先，育兒津貼存在的前提是承認「少子化會給國家帶來生存問題」。如果我們對於這個前提沒有爭議，才能繼續討論。這貌似不像需要討論的問題，但誠實點說，就算國家出生率繼續下降，嬰兒潮世代的有產階級以及有望能夠繼承父母輩嬰兒潮世代財富的X、Y世代，根本不需要指望新出生的孩子幫他們繳老人年金，他們只要不蠢到自行敗光家產，光靠正常理財就足以在一個欠缺年輕人的世界裡安享晚年。

 

　　對於這樣的人來說，育兒津貼只不過就是他們現在「多繳的稅」，而不會換成日後真正需要的東西。反倒是那些沒有夠多家產可繼承、不上不下的大多數一般人，才需要更多新生兒日後繳稅跟工作來幫他們安養晚年，這也正是日本現在面臨的真實問題──孩子太少，老人太多。諷刺的是，會覺得育兒津貼應該排富的人，通常並沒有注意到現在給出的津貼，日後都會回到自己身上，而認為這是一種慈善、施捨、或者純粹的道德義務，事實上並不是。這是一種社會安全網建置工程，無論你需不需要。

 

　　一邊靠北「8+9到處亂生」，一邊哀怨少子化

 

　　育兒津貼不該排富的另一個理由，其實來自於日本跟台灣都很常見的「育兒階級歧視」。我們經常在網路上看到大家理所當然的說：「都是沒念書的人在生小孩」、「活該養不起幹嘛生」、「小孩被你生出來真的很可憐」、「8+9亂生不會教，台灣要完蛋了」。

 

　　如果生養小孩果真需要「資格」、「學歷」的話，那麼補助中等以上收入家庭生更多小孩不正符合這些人的邏輯嗎？這種「生養小孩需要資格」的論述，一方面可能顯示說話者想像中存在著「一百分或者至少八十分的家庭」，並且認為凡是無法配合這種想像的就是「沒資格還亂生」。如果這個社會大多數人認為「條件沒到八十分就不可以生」，那麼最後的結果註定會只剩「不知道自己條件不到八十分的人在生」，這種莫名其妙的資格論真的大可不必。

 

　　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台灣跟日本社會畢竟還是存在很大的不同。《當育兒變成一種「懲罰」？》提及一種看法，認為日本的婦女跟兒童是在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才被趕到私領域、並且關在學校裡，作者以「明治初期外國人記錄日本人很疼愛兒童而不會將其當做麻煩」等文獻作為證明，但有幾分說服力則誠然可疑，因為這類「日本原來不是這樣都是明治維新之後才怎樣怎樣」的論述實在太常見了，而且訴諸於有一種「真正的文化」只是「暫時被遺忘」，真的算是好論點嗎？

 

 

　　從兩位作者對談記述的日本現狀，帶著孩童的婦女在公共場合遭到粗暴對待，像牲畜一樣被隨意驅趕，十分常見。佩戴孕婦徽章的女性遭到攻擊、小孩在遊樂場玩耍聲量太大被報警，不一而足。這伴隨著一種「自我責任」的歸因，大人有義務控制自己生出來的小孩不要在公共場合影響到他人。與此同時，「博愛座讓位」、「禮讓孕婦」、「禮讓帶小孩的父母」在日本並不像台灣那樣理所當然。

 

　　然而，我並不認為這代表台灣的社會風氣比較「好」。當然，台灣人很少會踢嬰兒車，這會被視為是喪心病狂反人類的行為，但台灣人對於「體貼」、「禮讓」的強迫參與程度，則是另一種問題。偶爾會看到台灣網友描述，自己因為身體不舒服，或者純粹就是因為不願意，而沒有同意在「非自由座的高鐵上」跟帶小孩的媽媽換座位，而被正義魔人一路唸到終點站，「等你有小孩就會有同理心」。

 

　　無論是日本的那種狀況，或者是台灣的這種狀況，其實都不好。前者把養育下一代勞動力的責任不成比例的推到個人尤其是女性身上，後者則是用「仇孩」這類的標籤道德綁架其他人，而不去思考「也許你本來就真的不應該期待別人沒事配合你到這種程度」。

 

　　該死的PTA

 

　　《當育兒變成一種「懲罰」？》提到，親師協會（PTA）是一種獨具日本特色的育兒懲罰。雖然名稱上是「父母與學校」之間的交流，但到最後全變成媽媽的額外責任。許多女性因為子女終於從中小學畢業而鬆一口氣，因為「可以退出PTA了」。更有人指出，自從被迫加入PTA之後，特休全部被這個該死的東西吃光，還被迫參加一大堆不想做的活動，「這根本是學校把勞動外包給家長」。

 

　　有趣的是，儘管PTA是如此令人髮指的懲罰，但日本流行文化中若描述到「PTA家長」時，卻總是描繪出「目高於頂、挑三揀四的難搞歐巴桑」。不可諱言，可能真的有非常閒而且熱愛製造出原本不存在的多餘課外活動的「PTA媽媽」存在，但這顯然不是大多數日本學童母親的想法。

 

　　把女人被迫去做的事情，描繪成爭權奪勢的途徑，感覺就像是有人在爭奪鑲鑽的手鐐腳銬而旁邊有人鼓掌說「看哪她們也是很自由」一樣。

 

　　整體來說，《當育兒變成一種「懲罰」？》不乏有趣的見解，譬如關於「教育費是父母對子女的投資、贈予還是消費」章節，就以十分生動的方式描述即便同樣是出錢讓子女受教育，父母抱持的心態也可能非常不同，而這也與他們對於子女「是什麼」的看法息息相關，甚至不見得跟家長本身的經濟條件有絕對關係，有一些人不管多有錢，都不會因為單純的「愛」而花錢在子女身上。

 

　　此外，末富芳的鮮明個人特質貫穿整本書，她描述自己如何克服家中不支持接受更高教育的困境，直到四十歲才償還全部學貸，並且描述自己的嬰兒車如何被踹，以及她怎麼試圖同理那兩個踹嬰兒車的陌生男人，還直接指出懷孕時期乃至產後在職場上遭受的各種困難，包括請求重分配工作而被同事吼等等，而且毫不避諱指責「老男人政治高層根本不會幫婦女爭權益」。

 

　　儘管她有不少論證對我來說稍嫌武斷，但對育兒政策議題充滿熱情的一面則令人印象深刻。與此同時，櫻井啟太則十分謹慎的分析日本貧窮家庭實際面臨的處境，並且聰明的拆解各種碎裂化的媒體話術，讓我們看見問題的核心──以現在的日本政策，不只生小孩會讓窮人更窮，單親母親若出去工作反而會比不工作領救濟更窮。

 

　　有一些慈善組織，會把窮困的問題變成個人道德問題，每到年終秀出老人小孩挨餓的照片，提醒大家捐款，如果你有點閒錢卻不為此動容，肯定是沒有愛心。但是，哪有一種貧窮是完全沒有緣由的呢？如果我們的思考從未離開過「個案的解救」，不曾進入結構的改變，那麼我們的社會只會停滯不前，甚至往後退步。

 

　　無愛的社會固然冷酷可怕，但有僅僅有愛，卻永遠並不足夠。

 

 

書籍資訊

書名：《當育兒變成一種「懲罰」？：如何改變這個不婚不生，生了還被冷漠對待的社會？》 子育て罰 「親子に冷たい日本」を変えるには

作者：末富芳、櫻井啟太

出版：遠流

日期：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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