彌賽亞並不打算用武力改變這個世界，只是做了一點微小的調整。

──班雅明，〈法蘭茲．卡夫卡〉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生命中有兩件事似乎定義了他的作品基調。第一件事是出於於四月一日愚人節，一個人們會在這一天顛覆嚴肅的節日，昆德拉自承，這個生日「就形而上層次來說看來並非全無意義」。1972年，捷共政府在布拉格之春展開大清洗，昆德拉被認定為「右派作家」，因而被布拉格電影學院解雇，在朋友幫助下，他自修占星學並在週刊用假名寫星座專欄，他說這個工作就是每月寫一篇愚蠢的短文分析十二星座，偶爾還會畫畫星座插圖，這段經歷被寫進《笑忘書》中。

 

　　星座專欄這個工作本身對昆德拉來說毫無樂趣與價值，唯一好玩的地方是昆德拉本人的存在。一個被當局社會性死亡的人，轉身向社會主義國家的數十萬青年傳佈占星術的偉大真理。他的星座專欄讀者不乏當局高層，一位重要領導對於專欄的各種預言深信不疑，特別想面見這位可能比馬恩列史更透徹宇宙真理的占星師，後來昆德拉帶著面具為這位領導進行了一次高價的私人占卜，這個場景大概是昆德拉人生最好笑的插曲。

 

　　占星師的身份對昆德拉來說可能不是偶然，它在某種程度提示了昆德拉宇宙的核心：青春。昆德拉賦予青春一種存在論的意義，青青春期的人們感到自我是個巨大的謎題，因而精疲力盡的關注自我，而占星術不能不說是一種關照自我的技藝，讓青春這段跌跌撞撞的旅行，擁有後知後覺的美麗。昆德拉宇宙中的角色，幾乎都在青春的存在意識中無法自拔，在這個「已然成為陷阱的世界中」徒勞的探索生命。

 

　　文藝青春的讀者很難不被昆德拉的小說吸引，一如青春期的人們總是在星盤中摸索自我的宇宙出廠設定，當昆德拉一本正經的寫星座分析時，他肯定會想起《玩笑》中的這段話，「在愚蠢的抒情年代裡，每個人在自己眼裡都是一個巨大的謎，因而無法關注自身之外的迷團」，然而世故的讀者則難免厭倦，主要是在後青春時期，人們要麼早就意識到關注自我的徒勞，要麼有了自我生命他方或大或小的追尋，無論如何，都會告別青春特有的抒情年代，《生活在他方》典出詩人蘭波「真正的生活是缺席的」，原題名是「抒情詩的年代」，一體兩面，青春抒情的生命總是迷戀他方的生活，然而成熟或過熟的生命終究會體會真正的生活始終缺席，而我們卻要存在於世。

 

　　昆德拉對青春的生命其實並不友善，小說家經常為人詬病或者迷人的夾敘夾議風格，來自於他對陶醉於自我的警醒，「抒情詩人」是一種青春特有的氣質，而「如果有人邁不出這一步，一生都是抒情詩人，而且就僅僅如此的話，我會感到不寒而慄」。《玩笑》中一個經典的滑稽情節狠狠嘲弄了青春對他方的迷戀，當赫雷娜發現自己只是愛人進行政治報復的工具時，憤而大口吞下助理口袋中的安眠藥，不過那其實是助理偽裝成安眠藥的瀉藥，路德維克瘋狂尋找據說為愛浪漫赴義的愛人，最後在公共廁所裡找到了狂洩的赫雷娜。多麼可笑的結局，嚴重的腹瀉粉碎了青春對一切浪漫戲劇的期待，毫無詩意可言。

 

　　成年人告別青春的反諷式抵抗

 

　　阿多諾曾經研究指出，迷戀占星術是威權人格的特徵之一，而昆德拉對此別有解讀：「詩人」因其迷戀青春的生命氣質，所以特別容易成為體制共犯，而人們普遍難以接受這個事實。昆德拉對於污名「詩人」的不遺餘力還不僅止於此，他說詩人之所以常終生停留在抒情時代，主要原因是他們都是媽寶，「詩人誕生的家庭往往由女人主宰」，荷爾德林、萊蒙托夫的祖母、普希金的奶媽，當然少不了詩人的媽媽，「詩人是被母親引導在世界面前炫耀自己，但是卻無能進入這個世界的年輕人」。

 

　　詩藝來源於青春，然而偉大的文學卻與「一種成熟個性的充分發展密切相關」。

 

　　《生活在他方》中的年輕詩人雅羅米爾，作為某種生命青春期的代表，小說寫到他在完成舉報後，處於一種愉悅的狀態，「所有這些想法，所有這些想像，讓他心中充滿某種溫柔的東西，帶著香氣與高貴，他覺得自己變偉大了」。

 

　　青春看來不只是段跌跌撞撞的旅行，在某些情境下，它還特別容易成為意識形態的俘虜，而這是因為青春以為可以通過駕馭歷史，而尋獲自我之謎。《玩笑》中描述了青年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展望，「我們將開創一個時代，在這個時代裡，每個人不再置身歷史之外，也不再處於歷史腳跟之下，相反，將引領歷史，造就歷史」。

 

　　昆德拉經常否認他的小說是「政治小說」，他對歐威爾的鄙視眾所周知，「政治無所不在」在他看來是句鬼話，極權時代對他來說充其量是個背景，一個陷阱，「一個為詩歌與青春所設置，無與倫比的陷阱」。不過，昆德拉的政治冷感並無礙其政治寓意。

 

　　哈維爾與昆德拉曾經就布拉格之春的性質與影響，進行過激烈、近乎人身攻擊的論辯。昆德拉認定，布拉格之春並不是來自於青春激情的運動，而是成年人的運動，這使它能抗拒革命抒情的誘惑，《笑忘書》中稱布拉格之春是「不是一群人（一個階級、一個民族）奮起反抗另一群人，而是某些人（同一代人）起來反抗自己的青春」。成年人的抵抗運動有一種愚人節的節慶氣息，人們拆掉街道的路標、場所的門牌，讓蘇聯的軍隊找不到路，穿著短裙的少女團團圍住裝甲車，挑逗並嘲笑士兵的性無能，在蘇聯坦克兵進布拉格的那幾天，整座城市洋溢著一種反諷的歡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這麼描寫當時的氣氛，「到處都是手繪海報，海報上盡是挖苦的文字、諷刺的短詩以及嘲笑布里茲涅夫與他的軍隊的漫畫」。

 

　　布拉格的反諷式抵抗，讓昆德拉看到世界一種全新的可能：像捷克這樣的小國，從中世紀末以來「第一次站在世界歷史的中心」，將徹底顛覆大國主導的世界格局，大概十年後，傅柯對於伊朗革命也做出類似的判斷。

 

 

　　昆德拉的「布拉格之秋」

 

　　昆德拉熱烈的展望布拉格之春後的「布拉格之秋」，捷克將迎來沒有秘密警察、擁有言論自由，人們不再心懷恐懼的新時代。哈維爾完全不認同昆德拉的政治判斷，畢竟言論自由與獨立全無個影，昆德拉對捷克小國人民的讚賞，在哈維爾看來完全只是精神勝利。昆德拉的回應毫不留情，他批評哈維爾的激進立場不過是青春的暴露狂，哈維爾對時局的診斷並不單是絕望所致，而是更糟糕的東西：在絕望中也要顯擺一番。

 

　　就布拉格後來的情勢發展來說，昆德拉顯然是過於樂觀，他後來被迫轉職占星師的結果無疑可證。然而，「成年人的反諷式抵抗」而非「青春駕馭歷史的革命迷思」，卻在布拉格之春之後，在全世界的暴政抵抗中遍地開花，近則有白紙運動，就算它們始終被質疑是否具有動搖體制的能力。

 

　　反諷既是小說的技藝，也是抵抗的技藝。昆德拉宇宙中的角色很少是自己命運的主人，青春期的烏托邦衝動，妄圖掌握命運經常招來悲劇性的喜劇結果，像是腹瀉的赫雷娜，《玩笑》稱青春是一齣「瘋狂熱衷於說著從別人那裡學來的話」的鬧劇，青春的媚俗與愛演或許就其本身無害，卻是模糊界線的意識形態運動的薪柴。

 

　　而擺脫青春，學會反諷技藝的「成年人」，遠遠不是虛無主義，不若某些人（主要是法國人）對昆德拉的批評。昆德拉將哈謝克（Jaroslav Hašek）的《好兵帥克》視為20世紀最偉大的喜劇小說，其思想意義甚至超越了黑格爾與馬克思，因為他們都把歷史視為理性的體現，視為嚴肅的事業，而《好兵帥克》打破了這個框架，它追問「如果歷史本身只是一種欺騙呢？如果歷史不過是愚蠢呢？如果歷史最終不過是個荒謬陰鬱的玩笑呢？」

 

　　歷史理性對執著自我之謎的青春，往往有著巨大的誘惑，昆德拉曾經在訪談中批評，人們會把意識形態的革命美夢，跟革命導致的罪惡與恐怖切割開來，但事實上「惡早在天堂之夢中萌發」，正是青春孕育了意識形態的強權，「如果想瞭解地獄的本質，就必須從考察天堂的本質開始」。

 

　　《笑忘書》中關於邊界的一個段落，經常被解讀為虛無主義，然而它可能具有某種非典型革命的潛能，「只要輕如浮塵的一點細微變動，就會掉到邊界的另一頭，一旦越過邊界，任何事物就不再有意義了：愛情、各種信念、信仰、歷史通通都會失去意義。」相比青春對意義全有與全無的欣喜與失落，昆德拉稱之為「小說視角」的反諷，並非虛無的否定一切，而是理解意義在邊界內外必然的落差，並且願意坦然接受。

 

　　昆德拉的「布拉格之秋」並不是對「另一個」新世界的想像，它是對這個被青春的活力與壓力所窒息世界的細微變動，一點點邊界的位移，爾後這個世界就會完全不同。

 

　　此即昆德拉的革命，他敬仰的卡夫卡所謂的「彌賽亞的微小調整」。

 

 

（本文原載於《思想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