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麗莎‧史蒂文森(Lisa Stevenson)
譯|謝佩妏
§ 語言生命
一代又一代的因紐特人都強調他們的名字跟「生命」的連結。一九三○年代,名叫馬妮拉克的因紐特女性告訴探險家克努德・拉斯穆森:「我完全是名字撐起來的。因為名字我們才能呼吸,也因為名字我們才能用雙腳行走」(Rasmussen 1931)。七十年後,有個因紐特耆老對一班因紐特大學生說:「奧比拉尤克是我的名字,我努力用它來延續自己的生命……那是我的名字,是它讓我活著」(Saladin d’Anglure 2001: 19)。
對奧比拉尤克這些老一輩的因紐特人來說,生命和名字之間的關係很真實。這些長者還記得,出生在飢荒或困苦時期的嬰兒還沒取名就被丟在外面自生自滅的故事。瑪莎・圖努克在一九九○年代講了下面的故事:
我媽生了很多小孩,所以別無選擇。我弟伊努薩克跟我確實有些弟弟妹妹就是這樣被丟著自生自滅。我爸沒有合適的打獵工具。爺爺跟我爸媽和一個叔叔住在一起。我記得那是小時候發生的事,他們被丟在外面活活凍死,不是大人把他們弄死。大人會把嬰兒抱到外面放著,他們哭一會兒之後就沒聲音了。(Bennett and Rowley 2004: 375)
「那麼做是出於愛。」圖努克解釋。而且是為了存活,因為沒有足夠的食物餵飽所有人,而嬰兒「還太小,無法靠自己活下來」(Bennett and Rowley 2004: 375)。
殺嬰雖然少見,但因為題材聳動,民族誌就會鉅細靡遺地記錄下來。無玷聖母獻主會的神父羅加蒂安・帕比翁在伊克皮克(湯姆灣)掌管一間小教會,他也在獻主會的期刊《愛斯基摩人》上發表自己的紀錄,文章標題是〈名字在因紐特傳統的重要性〉。他在文中提到兩個「愛斯基摩異教徒」迎接新生兒的故事。他們從春季狩獵之旅回來後,神父問父親他太太生的是男孩還是女孩。帕比翁描寫了兩人的對話:
他臉色困窘,一開始轉移了話題,經我追問才說:「對,我太太生了小孩,但小孩死了。」我問他是怎麼回事,他有點不耐煩地說:「我們要下海,要帶兩個小孩,還要照顧年老的父母,負擔有點太重。再說寶寶有兔脣,而且又是女生,我們就沒把她帶走……」
當我試著讓這位年輕的父親了解,要找到援助或許沒那麼困難,他用一個無可置疑的理由回答我:「再說,我們還沒給她取名字!」(Papion 1990)
這是個瀰漫黑暗色彩的故事。故事中描繪的因紐特人既狠心又死守著他們對生命和名字的信念,但我懷疑事實是否如此。根據我的經驗,因紐特人面對生死和名字的問題都帶著敬畏。因為理解名字具有的力量,代代因紐特人(包括現代)做出了痛苦的決定,就跟我們一樣。這樣的故事或許也提醒我們,無論一個人是被國家(如我在前一章提過的身分牌號碼)、被傳教士(如米瑞安),還是被父母命名(如我的朋友伊圖),都使一種生命變得可能。是完全不被認出、沒有名字才使(任何一種)生命不再可能。所以即使是一個我們覺得不像「自己」的名字也給了我們活下去的可能,以及肉體死亡之後生命也能延續的可能。
但這部分當然還有很多爭議。瑪格麗特・洛克在《二度死亡》中記錄了腦死(醫生根據當代生物醫學流程的評估)被視為正式死亡時間(至少在北美)的由來。洛克的研究清楚指出,死亡在很多北美人心中完全是一種生物學的概念,至少理論上如此。相反地,因紐特人的命名習慣卻把當代定義生死的生物學權威移開。這使我們得以思考名字的生命如何能超越肉體的生命。
我認為因紐特人對名字的概念「放大了」(Kohn 2013)一種更能捕捉這個世界的現象。我要說的是,名字能為我們揭露何謂像人一樣地活著。哲學家朱迪斯・巴特勒同樣也主張,有「某種存活在語言裡發生」(Butler 1997a: 4)。巴特勒強調名字的異化效果,她認為命名是「一個先於自身意志的行為,這個行為把我帶進語言的世界,使我開始能在這個世界裡行使能動性……別人是這麼叫喚我的,因為他們這麼叫喚我,我進入了語言的生命,透過他者賦予我的語言指稱我自己」(1997a: 38)。雖然這種「語言的生命」不保證肉體能存活,就像巴特勒說的,語言並不藉由「真正的餵養」支撐身體,但沒有之前的語言生命,沒有先被命名,就不會有肉體的存活,不會有肉體能餵養。
所以對因紐特人來說,要存活就要被命名,對巴特勒也一樣,只是她的表達方式比較籠統。巴特勒關於人如何「進入語言生命」的說法,在因紐特社群裡真實可見。嬰兒出生前或出生後立刻取名。有時夢是死者表達不想從此消失的管道,就像席拉的母親做的夢。有時小孩會直接用社群裡上一個過世的人的名字命名。無論如何,因紐特兒童的名字、他們的atiq,基本上都把他們跟一個神祕難測的他者連在一起,並用他者的語言──身體和口頭的──找到方法言說。
巴特勒的說法「因為他們這麼叫喚我,我進入了語言的生命」,同時也邀請我們想像沒有被命名的「我」會發生什麼事。要是我像瑪莎・圖努克的弟弟妹妹或帕比翁的朋友的小孩一樣沒被取名會怎麼樣?這種可能性在我們心中揮之不去。我們從最初就深深地受制於他者,這點因紐特人很清楚。
如同巴特勒的暗示,把名字和生命連在一起並非因紐特社群獨有(巴特勒也不是寫下它的第一人)。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希勒也對名字在神話思維中的重要性印象深刻。他對神話思維(被理解成一種感受和想像)和邏輯(科學)思維之間的關係很感興趣。他說:「事實上,普遍來說,一個人的存在和生命跟他的名字密切相關,只要他的名字保存下來並繼續被言說,世人就仍能感覺到他的存在和他還活著。死者隨時都可能真的被『喚起』,就在比他活得更久的人說出他的名字那一刻」(Cassirer 1946: 52)。
我很好奇卡希勒所說的「真的被『喚起』」這句話可能的意義。「真的」就表示是實際層面而非象徵層面,但把「喚起」加上引號又跟它拉開了距離,彷彿指的是象徵層面,而不是實際層面。因此「喚起」(invocation)的字面意義(其宗教含意是召喚神靈)同時被給予又收回。寫神靈之事要被認真看待並不容易,但要確定自己寫了什麼也很困難。
卡希勒的譯者蘇珊・蘭格本身也是重要的哲學家,她把卡希勒對名字的想法進一步擴充:「藉由言說這個動作,它就能隨心所欲隨時隨地被喚起;光是知道一個字就給了那個人使用的權力,它就無形中被『擁有』並隨身帶著」(Langer 1949: 390)。我在第一章深入探討了加拿大政府如何「掌握一個死去的愛斯基摩人」。對蘭格而言,藉由隨身攜帶一個名字及隨心所欲喚起這個名字,他者才被「擁有」(再度加上引號)。要是除了被官僚體制「掌握」之外,吾等世俗世界的北美人也像神職人員召喚神靈一樣「喚起」我們心愛的人,召喚他們前來,賦予他們生命呢?
柯慈的另一本小說《緩慢的人》說的是保羅・雷蒙特的故事。他孤單一人,日漸老去,在一次腳踏車意外中失去一隻腿。手術結束醒來時,院方要他填寫有關他的保險和家屬資料的表格。柯慈的描寫如下:
保險沒問題。他保得很徹底,皮夾有張卡可以證明,他極其謹慎(但他的皮夾在哪?衣服在哪?)。家人的問題就沒那麼簡單直接了。誰是他的家人?正確答案是什麼?他有個姊姊,十二年前就過世了,但她還活在他心裡未曾離去。他還有個母親,她有時在他心裡,有時在巴拉雷特的墓地等著天使吹響號角。還有個父親,在更遠的地方等待——遠在波城的墓園,他很少去探望他。他們三個是他的家人嗎?那些孕育你的人不會逝去,他想對寫下問題的人說。你把他們放在心上,就像你希望你之後的人把你放在心上一樣。但表格上沒空位寫這麼長的答案。(Coetzee 2005: 8)
保羅・雷蒙特把祖先放在心上,就像卡希勒理解遠古人類「擁有」心愛之人的名字一樣。官僚形式通常恪守非A即B的邏輯(一個人不是活著就是死了,不是家屬就是非家屬),沒有描述死者持續活著的空間。探討這類主題必須使用引號,但柯慈挑戰了這樣的思考方式。你把那些孕育你的人放在心上,「就像你希望你之後的人把你放在心上一樣。」保羅・雷蒙特的姊姊「還活在他的心裡未曾離去」。事實上,對我來說,死後被我們的家人放在心上就是卡希勒那句「真的被『喚起』」想表達的意思。它既是字面上也不是字面上的意思。他們真的在那裡,活在他心裡未曾離去,但也真的已經死去。
在這裡我要轉向另一個場景來說明「喚起」(濃縮在一個名字裡)和「生命」之間的關係。維娜・達斯用全然不同的用語轉述了薩達特・哈桑・曼托寫的一個短篇故事,同樣呈現了語言和生命之間的關係。在印巴分治籠罩的暴力下,有個年輕女性被強暴甚至差點送命。圍繞著印巴分治發展的故事中,常聽到有過類似經歷的女人回到家鄉被人問:「你為什麼在這裡……死了不更好」(Das 1997: 77)。但曼托的短篇故事中的父親沒有為了維護家門而將她拒之門外,他看見了狼狽、受了重傷、意識不清的女兒並出聲喊她。達斯如此評論:
至少在父親的話語中,女兒還活著,雖然她可能只能在他的言說中找到存在,他卻為她被玷汙了的殘破自我打造了一個家……在曼托的小說裡,「我女兒還活著」這句話就像維根斯坦的「我好痛苦」。雖然它的外在是直述句,卻是在懇求女兒找到方法活在父親的話語之中。(Das 1997: 77-78)
在曼托的故事裡,充當名字的是「我女兒」這個親屬稱謂。在危急的時刻、在死亡的時刻,「我女兒還活著」這句話就是一個祈求:無論是死是活,願女兒在他的話語中都有容身之處。他呼喚她前來,他把她放在心上。他擁有她。
(本文為《生命之側:關於因紐特人,以及一種照護方式的想像》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生命之側:關於因紐特人,以及一種照護方式的想像》 Life Beside Itself: Imagining Care in the Canadian Arctic
作者:麗莎‧史蒂文森(Lisa Stevenson)
出版:左岸文化
日期: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