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捷共在蘇聯支持下發動政變，象徵史達林已然不顧讓東歐各國民主自決的雅爾達協定，悍然建立共產黨專政政權。兩年後，捷克哲學家帕托什卡（Jan Patočka）在寫給友人的信中批評了彼時大批擁護蘇維埃的西歐知識分子，在這些「擁有一切技術手段」，「人類最精緻、最深刻、最真實遺產的擁有者」身上，看不見任何道德的正直。

　　這幾年台灣書市有一波「東歐熱」，史奈德的《血色大地》與《民族重建》、皇皇三卷的《東歐百年史：共同體的神話》，還有《他們說我是間諜》等等。安愛波邦（Anne Applebaum）這本《鐵幕降臨》說的是東歐在各種意義上被一筆帶過的故事：它們是西方盟國戰後為重建大國秩序被犧牲的東歐、是在冷戰研究即便有著世界史轉向依然被當背景的東歐衛星國、是吹捧史達林的西歐左膠口嫌體正直不敢搬過去的社會主義示範區、有著一段被極權主義經典研究大師評為相當無趣的歷史等等。

　　如米沃什所說，「西方國家的居民完全不會意識到，數百萬表面上似乎多少與他們相似的人，如今正生活在跟火星居民的世界一樣難以想像的世界」。

　　諸如「衛星國」或者「小史達林」之類的用詞，往往讓人錯判東歐體制的壓迫程度。然而，拿掉歷史使命與意識形態法則的極權體制，遠比元祖的極權主義更陰險，更精確的說，應該稱之為「進化的極權」，一種毋須瘋狂運動自毀，而又能達成極權後果的體制。

　　東歐共黨政權對於人民日常生活的滲透是前所未有的。哈維爾將之稱為與消費主義結合的「後極權體制」，它透過秘密警察與線人佈建出前所未有的監控網絡，用宮鬥的戲碼與作秀式公審轉移人民的注意力。

　　如今，這些都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推陳出新，足以再寫一部《極權主義的起源》後傳。

　　正是在這種處境下，東歐的知識分子如米沃什、昆德拉、哈維爾與帕托什卡等等，都在鐵幕歐洲時期以不同方式重提了「何謂歐洲」問題，並把東歐的命運視為對歐洲文明的考驗，也只有作為弱勢民族的東歐人民，才能承擔重拾歐洲遺產的責任。

　　因為對波共政權失望流亡歐洲的波蘭詩人米沃什相信只有在這個位於德意志與俄羅斯夾縫中的「次等歐洲」中，才存在一切「堅定眺望最前端」的未來希望；哈維爾相信「西方人」犯下最大的政治錯誤是不願去理解東歐體制這面「現代文明的放大鏡」。而對帕托什卡來說，東歐體制的政治思想課題完全不是冷戰式的「主義」對抗問題，而是「思想」與「意識形態」的根本對立。東歐體制將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視為能用種種整體權力機制控制的個體，透過「給予經濟保障、確保其意識，通過宣傳、消遣、娛樂等一系列有效措施控制思想」就能讓人毫無保留任憑差遣。

　　進化的極權並不用狂熱的運動與偉大的使命動員群眾，而是讓人民相信他們最幸福，相信自己正擁有一套以小事大，不會被體制針對的智慧，以及體諒難處不使用敏感詞語的小小美德。

　　歐洲文明遺產是重拾「思想」對靈魂的關注，只有擺脫體制透過日常生活「強加於人們的束縛與匿名」，一個真正的歐洲人，一個真正的個體，才能重獲自由，用哈維爾的話來說，「活得磊落真誠」。

　　東歐人民留給世界歷史的典範是他們從沒有真正妥協，他們用半虔誠半惡搞的朝聖神蹟給體制帶來困擾、年輕人用提名西方領袖與塗鴉遊走於體制的灰色地帶、東歐的主婦們在餐桌與桑拿的抱怨中逐漸萌生對體制的不滿。

　　東歐人民的弱勢抵抗帶著一種詼諧，而這直擊東歐體制的最大軟肋：不可能有幽默感，必須被迫嚴肅與大驚小怪。

　　東歐體制看似無堅不摧，但正如昆德拉所說，東歐人民自豪的是他們的抗暴幾乎都是全民性質的，沒有蘇聯的支持，在地的共產政權連抵抗三小時都做不到。後來的「蘇東波」民主化浪潮證明，昆德拉只有一點點誇大。

　　台灣與東歐有著類似的處境、經歷與命運，同樣被極權帝國視為勢力範圍、同樣經歷過「蘇維埃人」的政治工程，以及弱勢民族的邊緣命運。但「寧靜革命」的僥倖讓台灣錯失再造政治靈魂的契機，黨國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可以換上不打草稿的話術搖身一變民主鬥士，另一個同樣以「不流血」民主化自豪的國家是烏克蘭後來終於發現，對於承擔獨立自主命運扭扭捏捏的民族，兜兜轉轉遲早還是要面對。

　　而在極權帝國反撲的今天，西歐人似乎還是沒有長進，如果安愛波邦這本《鐵幕降臨》應該有什麼啟示，可能就是昆德拉當年對鬆弛西歐人的警告：所有歐洲國家都有「淪為小國、遭遇小國命運」的可能。

書籍資訊

書名：《鐵幕降臨：赤色浪潮下的東歐》 Iron Curtain: The Crushing of Eastern Europe, 1944-1956

作者：安愛波邦（Anne Applebaum）
出版：衛城
日期：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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