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找不到快樂，因為在他的祖國沒有快樂。──亞當‧密茨凱維奇（Adam Mickiewicz）

 

我們生活其中的世界正在死去；它需要被埋葬，這樣我們的後人也許能更自由的呼吸；但是人們覺得必須治好它，於是他們把死亡延後。──亞歷山大‧赫岑（Alexander Herzen）

 

 

　　一九三九年，在希特勒與史達林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後不到一週，德蘇聯袂進軍波蘭，此時距離約瑟夫‧畢蘇斯基（Józef Piłsudski）過世僅僅過了四年。二十年前，畢蘇斯基在波蘇戰爭中領導波蘭人民抵禦蘇聯紅軍，這場歷史性勝利是他一生最大的榮耀，更為他與他的波蘭贏得捍衛西方文明界線的美名。二十年後，史達林捲土重來，然而，波蘭卻已再無畢蘇斯基。波蘭詩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曾經這樣回憶一九三九年，波蘭人民被自己的挫敗與震撼嚇呆了，於是轉而指責畢蘇斯基，正是畢蘇斯基的政策導致了被強權瓜分的處境。

 

　　如果依據提摩西‧史奈德（Timothy Snyder）在《民族重建》（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一書的說法，後冷戰波蘭對畢蘇斯基民族理念的揚棄，是其民族重建的關鍵環節。表面上看起來，重建十七世紀的波蘭－立陶宛聯邦，確實是畢蘇斯基的民族主義志業，座落在維爾紐斯街頭的詩人密茨凱維奇雕像，是波蘭與立陶宛血脈相連的精神象徵，而密茨凱維奇想望的「像蝴蝶淹沒在金色琥珀中」的民族復興，如此深入畢蘇斯基骨髓，以至於為了「大波蘭」的民族想像，畢蘇斯基的波蘭在復國後四面擴張邊界，與烏克蘭、德國、俄羅斯、立陶宛和捷克都發生武裝衝突。如果今天畢蘇斯基被尊為「波蘭國父」，象徵意涵多過實質，因為就如史奈德所提示，民族主義更深刻的力量在於遺忘而不在記憶，如果東歐民族的重建歷程對於民族主義的教義能有什麼啟發，可能是政治上的讓步並不代表民族尊嚴的折損，一如冷戰後的波蘭接受了耶日‧蓋德羅伊（Jerzy Giedroyc）的民族共存構想，放棄了畢蘇斯基的大波蘭聯邦迷夢，承認東歐在蘇聯時期劃下的疆域界線。

 

　　若畢蘇斯基是個大波蘭夢想家，他的民族志業無疑是失敗的，而正是大波蘭迷夢夢醒，如今的東歐才擺脫了民族主義衝突的困境。但是，畢蘇斯基是個大波蘭民族夢想家嗎？

 

　　畢蘇斯基的民族主義立場在其早年的〈論愛國主義〉就已定調，其兩大基石分別是反俄羅斯與被壓迫民族的團結，這是畢蘇斯基主導的波蘭社會主義戰略。畢蘇斯基堅信，俄羅斯的政治本性並不只是其政體性質，無論是立憲的俄羅斯還是沙皇的俄羅斯，壓迫其他民族的大俄羅斯主義都不會改變，只有受大俄羅斯壓迫的民族都得到獨立自主的地位，才能根本改變俄羅斯的政治本性，對畢蘇斯基來說，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同時是地緣政治上的革命，而畢蘇斯基定下的反俄政治基調也是波蘭社會黨兩次分裂的緣由。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對畢蘇斯基的戰略深惡痛絕，甚至到了讓人誤以為她全然不在乎波蘭獨立的程度，一方面，盧森堡反對在階級革命到來前，能有任何的民族獨立空間；另一方面，盧森堡批評畢蘇斯基將民族獨立局限於大波蘭區，而忽略了歐洲其他地方的民族壓迫問題。

 

　　其實，兩人的根本分歧不在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獨立的優先問題，而在於看待俄羅斯的態度，在畢蘇斯基看來，莫斯科對於邊疆民族的壓迫是俄羅斯政權的本質，如果革命的目的是徹底瓦解國家機器，邊疆民族的反抗就會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第一步，獨派立場與左派立場並不衝突。

 

　　帝俄的提前瓦解讓波蘭社會黨免於在路線問題上進一步分裂，在「民族自決」成為一次戰後重建歐陸秩序的規範時，畢蘇斯基成功抓住了這個歷史契機，雖然他因反俄立場而選擇德奧同盟曾引起西歐的疑慮，但畢蘇斯基所堅持的軍事獨立讓他的波蘭無論大戰結果如何，都能保有斡旋各方並維持主動的本錢。畢蘇斯基始終掌握獨立的軍事武力，這也是他晚年發動政變所憑藉者。波蘇戰爭與政變讓畢蘇斯基毀譽參半，似乎又是一個從民族英雄墮落為法西斯獨裁者的套路。

 

　　在西方人眼中，波蘇戰爭的勝利為西歐抵禦了紅色革命浪潮，蘇維埃不得不暫退東方，西歐因此爭取到起碼十年的喘息時間，就結果論或許是這樣沒錯。但守護西方文明，抵禦野蠻俄羅斯並不是畢蘇斯基的主要關懷，這純粹是西歐人的角度。正如米沃什所說，東方歐洲人究竟身處怎樣的世界，對於西歐人來說，是猶如生活在火星般難以想像。而對畢蘇斯基來說，歐洲文明的地緣政治問題並不只是誰戍守邊界而已，而是能否在東歐大陸重建秩序。什麼樣的政治秩序？一個由民主的民族國家之間所組成的秩序。

 

　　在畢蘇斯基看來，只有在東歐大陸重建類似於神聖同盟的政治理念聯合體，才能徹底將俄羅斯阻卻於歐洲之外，西歐與東歐之間也才能夠更進一步結合成新的歐洲。畢蘇斯基並不如史奈德所暗示，是個浪漫的民族夢想家，而是務實的民族戰略家，他的民族志業從來都不是讓兩個世紀前的波蘭－立陶宛聯邦重現，而是構想一個民主的獨立民族之間的聯邦聯合體。

 

　　畢蘇斯基是幸運的，帝俄的提前瓦解以及歐洲對於紅色蘇維埃的憂慮，讓他以反俄為基底的民族戰略得到普遍的認可，然而畢蘇斯基也是不幸的，他未能生在一個人們選擇遺忘民族遠古神聖的戰後，以致他對於「受帝俄壓迫的民族彼此之間可以和平共處」的信念在他那個時代看來全無現實感。對烏克蘭人與白羅斯人來說，波蘭對於他們民族存亡的威脅還勝過俄羅斯，波蘭人眼中的民族光榮傳統對立陶宛人來說卻是歷史恥辱，為了將波蘭文化徹底驅逐，立陶宛人先是不惜讓普魯士人得到波羅的海控制權，後是不顧一切投入蘇維埃的民族自決迷夢。

 

　　畢蘇斯基從不是民族夢想家，堅定的反俄立場讓他注定反對訴諸語言與原生文化的民族主義，這讓他在彼時「官方民族主義」浪潮席捲的東歐顯得不合時宜，他透過公投解決民族紛爭的主張無疑過於現代。就算畢蘇斯基從未有過「強大波蘭」的現代民族想像，立陶宛人也不可能不把他的聯邦美夢解讀為民族兼併，「一個民族是由更多亡者而非生者組成」是他在維爾納斯注定得到的失望回應。

 

　　畢蘇斯基晚年發動的政變，事實上是其民族戰略的延續。「民主」對畢蘇斯基來說不單純只是一個中立的政治博弈規則，民主機制的運轉要能抑制極端的政治勢力，一次戰後在歐洲新生的民主幾乎未能通過這個考驗，加布列爾‧納魯托維奇（Gabriel Narutowicz）的遇刺讓畢蘇斯基下定決心選擇政變重新來過。托洛斯基暗示，畢蘇斯基晚年發動的政變與其民族激情，不過是動員小資產階級打造法西斯暴力的雅各賓民粹手段，即便他口口聲聲捍衛議會民主。

 

　　但畢蘇斯基不是墨索里尼或者希特勒，畢蘇斯基在政變後並沒有選擇重訂憲法，也沒有改變國家政體，他僅僅只是讓國家元首的權力正常化，避免過去權力過度向議會傾斜的弊病，人們或許依舊無法接受畢蘇斯基粗暴的政變，確實比起墨索里尼與希特勒，他的手法過於直接也缺乏戲劇張力；但人們也無法否認，比起威瑪共和與義大利王國，波蘭第二共和並沒有名存實亡，就如米沃什所說，那個波蘭還是個「人們能夠發表與當權者願望相悖的觀點，能夠表達自己理想」的地方，畢蘇斯基從來沒有使用過「防衛性民主」這類納粹崛起後學者才猛然意識到的詞彙，他對民主危機的反應是直覺的：波蘭必須首先是一個能起碼運轉，並抑制極端政治勢力的民主政體，民主神聖同盟的民族戰略才有實現的可能。

 

　　打造獨立於俄羅斯的民主神聖同盟是畢蘇斯基的波蘭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堅守的地緣政治戰略，而當獨立國家與反蘇兩個戰略目標衝突時，畢蘇斯基不得不選擇遷就前者，里加協議是他不得不的妥協，波蘭不得不用承認蘇維埃烏克蘭與白羅斯，以及放棄維爾紐斯，換取國際承認其在加利西亞的主權。畢蘇斯基選擇不插手俄羅斯紅軍與白軍的衝突，乃至於晚年尋求與德蘇關係正常化，也都是一貫延續的妥協考量。

 

　　波蘭在畢蘇斯基身後的命運表明了畢蘇斯基民族戰略的核心困境。法國寄望波蘭可以牽制德國，歐洲寄望波蘭可以阻卻俄羅斯，但如果德蘇因為地緣政治考量狼狽為奸，波蘭將立即淪為刀俎魚肉，波蘭的「大國等距」外交在後人看來只是苟延殘喘，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德俄密謀都依然是波蘭的夢魘。西歐人「守衛西方文明」的美譽對波蘭來說其實是詛咒。

 

　　畢蘇斯基始終將他的戰略目光投向東方，他身後的波蘭卻慘痛的發現，在沒有德國支持的狀況下，波蘭並沒有獨力打造東歐民主神聖同盟的能力。

 

　　畢蘇斯基打造民主國家神聖同盟的民族戰略是務實的，俄羅斯所悍然發動的侵烏戰爭，足以證明歐洲的「東方問題」並非過往雲煙。而畢蘇斯基的悲劇性是在訴求同文同種的新一波民族主義風起雲湧，以及威瑪共和崩解的時代，他的民族戰略幾無現實感可言，波蘭人民可以怪罪畢蘇斯基被迫妥協的大國等距，讓波蘭後來陷入被瓜分的境地，但實情是在民主神聖同盟成為泡影的狀況下，波蘭並無更好的路徑可以選擇，要麼提前被納粹肢解，要麼提前被蘇維埃赤化，畢蘇斯基幾乎已經奮力為波蘭爭取十年以上的喘息時機。

 

　　畢蘇斯基構想的民主神聖同盟要直到一九四五年以後才方見雛形，要在一九九一年以後才在東歐大陸降生。到了那個時候，波蘭人民會記得華勒沙，會記得若望保祿二世，但很少人想起畢蘇斯基，想起他的民族戰略。這本傳記題為《波蘭國父畢蘇斯基》，但人們、歐洲的人們、全世界愛好自由民主的人們，以及身為帝國邊緣弱勢民族的人們，或許應該謹記，「波蘭國父」這等獨一無二的殊榮，對於畢蘇斯基而言，仍是過於蒼白了，它可能也不是畢蘇斯基最希望被記住的聲名。

 

　　畢蘇斯基，歐洲文明秩序的前瞻戰略家。

 

書籍資訊

書名：《波蘭國父畢蘇斯基：從民主信徒到獨裁領袖，影響二十世紀歐陸政局的關鍵人物》 Jozef Pilsudski: Founding Father of Modern Poland
作者：約書亞．齊瑪曼（Joshua D. Zimmerman）
出版：臺灣商務
日期：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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