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濁安（Giovanni Vitiello）

譯｜王晴鋒

  

　　事實上，在中文豔情小說的舞臺上，男性風流浪子不是從一開始就扮演主角。

 

　　最早的一些小說，諸如《如意君傳》、《痴婆子傳》等，它們都是以女風流者作為主角。第一位男性風流浪子的出現是在《金瓶梅》裡，即它的主角西門慶，這個醜惡的暴發戶有著一副英俊瀟灑的儒士外表，他也假裝自己是這樣的人；他貪得無厭、荒淫無度，既是懦夫，又是狡黠的操控者，他的妻妾、朋友都是些幼稚無知的玩偶。在性行為方面，西門慶主要扮演著插入者的角色，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的對象是女性，偶爾也會是少年。至於後者，西門慶之所以接受同性戀情感，這與他想要提升自己在精英階層中的地位以及投合精英階層的審美與文化標準直接相關。

 

　　他最惹人注意的初次嘗試同性戀行為是玩狎書僮，這件事情發生在獨特的故事節點上，此時他父權制的、甚至官僚政治的雄心開始產生欲想的結果。故事裡出現同性戀敘述正好是在蔡狀元到來之前，在他造訪時，西門慶讓小唱陪伴他，以供消遣娛樂，這是對同性社交關係和男同性戀關係的頌揚。鑑於這段情節在小說敘述中的特殊位置，促使我們將與少年發生性關係解讀為精英品位的體現，它成為西門慶在社會競技場上新獲得的榮譽之標誌。

 

　　西門慶擁有一官半職和一個兒子，更別提家裡還有如此多令人羡慕的美女以及興旺的生意，因此，他的權勢與日俱增。對處於如此地位的西門慶而言，在酷熱書房裡的午休時光，消遣一下小男生顯得再合適不過（縣官贈送給他這樣精美的「禮物」，絕非出於偶然）；誠然，這可能更多的是為了公共展示。這確實有效──蔡狀元完全被書僮和僱來的小唱們吟唱的「南腔曲調」所傾倒。

 

　　我們也可以這麼說，這些事件見證了西門慶在公共性的「外部」競爭舞臺上的崛起；此時，用來體現他不斷上升的陽的最好方式是與少年發生性關係，以及同性戀的易裝審美。

 

　　因此，偶爾與少年發生性插入行為恰恰鞏固而不是削弱了西門慶的男性氣質，另一方面，這是以他在性行為中不被插入為前提的。在後來的豔情文學裡，這種風流浪子的模式被普遍效仿。

 

　　在《浪史》和《繡榻野史》等晚明小說裡，它們的主角在女人和男朋友之間很持平。若要研究小說裡風流浪子這一角色的歷史演變過程，《繡榻野史》尤為重要。這部小說裡的人物東門生是性能力超強、總是蓄勢待發的西門慶的反面，他深受性無能的折磨，只好允許他的男朋友與自己的妻子睡覺，經常心甘情願地戴綠帽子，並成為窺淫狂。雖然敘述者說，東門生性無能的原因是年少時縱慾過度（包括自慰和同性性行為）導致的惡果，但是更為純粹的修辭性視角可以解釋這位身體有缺陷的風流浪子。風流浪子的這種限度要求擴大性資源，因此，在敏銳而自然的豔情文學的邏輯裡，它們也會引入新的敘述發展。

 

　　當被招來做風流者妻子的情人時，風流浪子的男朋友也進一步體現了他的價值。透過在探索慾望與性實踐（尤其是窺淫癖）的過程中打開新的視域，小說使性態的呈現變得更為複雜和豐富；有關愛慾的情節變得更加厚重，而在敘述上變得更加簡明，因為已經介紹過風流浪子的男朋友。（確實，敘述者先向我們介紹了兩個男人的風流韻事。）少年同時成為上流社會家庭的男人及其女人的戀人，此類主題是普遍流行的豔情文學的修辭，對於晚明小說《歡喜冤家》裡的故事而言，這一點極為重要，帝國晚期的愛慾小說紛紛效仿這種模式，絕不僅僅是出於巧合。

 

　　在這個關於放蕩者的故事裡，俊美的男侍提出了一個絕妙的計畫，它使兩位沉溺於肉慾享受的儒士（其中一位是他的主人）能夠與彼此的妻妾睡覺（也包括這位男侍本人，他是這場交易中自願的一方）。但是，這種愉悅的敘事有其陰暗面；這一男性夢想的對立面是懼怕被戴上綠帽子。在該故事裡，少年是主人尋歡作樂的巧妙協調者，在有些情況下，他還是偷偷摸摸的誘惑者，勾引恩客的女人。例如，《痴婆子傳》的主角阿娜正是與父親的男友發生了初次性體驗。這個問題必定在小說之外的世界產生了影響。因此，在諸如「功過格」之類的道德說教的作品裡，它們的告誡就涉及仕紳家庭撫養與庇護嫵媚的男侍，從不忘提醒這種癖好可能引發通姦的危險，即男人的龍陽會轉變成侵犯性的姦夫。

 

　　西門慶展現了「雙性戀，但在性行為中不被插入」這一風流浪子模式，它既被用於前文提及的晚明作品，也同樣出現在清初小說，如《肉蒲團》，儘管它更強調這樣的觀念，即與少年發生性關係是暫時的替代品，而與女人發生性關係更令人滿足。

 

　　因此，在小說裡，一旦風流浪子做了奇異的陰莖增大術（它長在人身上顯得不那麼靈巧），便馬上打發走一直陪伴他的兩位男侍，而且就在他開始狩獵女人之前。在所有這些敘事裡，與少年發生性行為不會損害風流浪子的男性氣質，只要他在性行為中扮演插入者的角色，並且少年的年齡恰到好處，即未冠，根據鑑賞男色的金科玉律，這樣的少年具有女性化的美。

 

　　如前文所述，蘇成捷關於清代雞姦法案的著作揭示了一種汙名，它與肛交中被插入的一方聯繫在一起，在明代刑法典第一次公布反對（強制性）雞姦的子法規時，這很可能就已經流行。更具體地說，恥辱是針對自由的良民被雞姦玷汙而言的，這個問題在《金瓶梅》裡已出現，例如，西門慶的女婿陳經濟墮落到了極點，他先是成為道長的情人，後來又成為乞丐的情人。另一方面，這種汙名不適於戲子或僕人，從某種意義上說，在性行為中被插入符合他們已經低賤和被汙名化的身分。因此，在同性戀關係裡，被插入的「良民」構成了規範性男性氣質的例外。

 

　　在明代的小說中，唯一挑戰這種邏輯的是《弁而釵》裡的中篇小說，它將被插入的良民少年的地位問題化。在該小說裡，有為了愛情而甘願被插入的情節，這實際上間接證明了被插入帶來的社會汙名。在《弁而釵》裡，侵犯者出於情感而為他的侵犯行為承擔全部責任，透過擁護同一個情感倫理體系，被插入的少年則使他的社會地位合法化。

 

　　但在清代初期至中期──其時間範圍大致從十七世紀中期到十八世紀中期──出版的一系列豔情小說裡，風流浪子及其男性氣質的呈現似乎經歷了多重轉型。透過仔細考察風流浪子性敘述裡的同性愛慾傾向，尤其是有關他最好朋友的情節，可以表明確立和調整關於他的性態和男性氣質的邊界，以及在這個過程中明顯出現改變邊界的情況。

 

　　無可否認，明清兩代的豔情小說存在效仿甚至相互抄襲的現象，這可能削弱我的觀點，即認為某種既定敘述的重複出現是話語轉型的重要標誌。但是，這種效仿或抄襲也使我們更容易地辨識出敘述性的細微差異以及分歧，而它們可能涉及意識形態的轉變。再者，在抄襲的過程中，某種既定的敘述或想像增強了它的適應力，這本身是它能對帝國晚期讀者的想像力造成影響之明證。

 

　　從整體而言，這些小說好像講述了一個完整的故事，它們描述了一位出身於富裕家庭的英俊青年的生涯，他追求一種雙重的事業：官場仕途和感官享樂，其目標是建立理想的一夫多妻式家庭。透過接踵而至的好運，他實現了這些目標──客棧老闆放任地喝醉，這樣少年可以與他妻子睡覺；丈夫是流動的商販或酷愛男風，這樣他的女人淪為我們主角的獵物，諸如此類。由於女人主動想要得到他，夢想著成為他的情婦，這更是助長了他的感官享樂。因此，他推開閨房半掩著的門，還經常服用春藥，使自己表現得更令人著迷；總之，沒有人能夠抗拒他。因而，他成功聚集了一群非凡卓越的配偶，數量是西門慶的兩倍之多，卻沒有惹來任何麻煩。

 

　　儘管在這個過程中，這位新式風流浪子違犯各種規則與禁忌，而且他不道德的享樂行為被數次曝光，但都沒有使他遭到任何譴責，或導致法律制裁。由於與達官顯貴、地方法官之間的同性戀共謀關係，後者被他的魅力與博學所傾倒，每當他有危險時便受到保護，因而，他總是能夠僥倖地逃脫懲罰。在接二連三的風流韻事之間，他還在科舉考試中同樣獲得了成功，經常成為狀元，有時甚至官至兵部尚書！

 

　　因此，風流浪子是一位享盡各種特權的達人，透過運用這些特權，甚至不惜違反法律，得到了想要的一切。他想方設法同時實現肉慾和當官的夢想，也就是說，魚與熊掌兼得。從《繡榻野史》到《肉蒲團》的很多豔情小說，儘管它們自覺地尊重歷史悠久的文學傳統，而且不乏某種諷刺意味，但都是以風流浪子最終轉變為禁慾者作為結局。

 

　　然而，在本章詳細探討的小說裡，風流浪子經常處於縱慾放蕩之中，而不是像更傳統的早期敘述裡那樣（可能先閹割自己，如《肉蒲團》的主角），在修身養性和贖罪的道路上踽踽獨行。換言之，這些小說的風流浪子往往呈現出這樣形象，他絕不會遭受任何挫折，無須付出任何代價，便可擁有夢寐以求的一切。於是，我們進入到一個純粹豔情烏托邦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沒有痛苦和死亡。

 

　　但是，此類情節也會出現不同形式的變體，我們這裡特別關注一種次敘事的轉變，因為它挑戰了成人男性的性活動與女性和少年的被動性之間作出的明確區分，這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已探討的風流浪子的角色特徵，同時也闡明了風流浪子的同性社交與異性戀忠貞之間的競爭。簡而言之，在第一類清初小說裡，風流浪子具有這樣的能力，即他的違犯行為不會遭致任何後果，包括在性行為中被插入而不會令男性氣質受貶損；它也不會產生連帶汙名，從而對他徹底的自我實現造成負擔。在縱慾生涯的某個時刻，此類新式風流浪子會發現地位低賤的少年，享受由他們帶來的快感（有時甚至認為它比女人產生的快感還要強烈），這正符合由其文學先輩西門慶樹立的關於男性氣質之性標準的典範，但這裡它不是主要關注的問題。

 

　　在第一類小說裡，新的是一種次敘述，它大致是這樣的：喜好感官享樂的儒士見到貌美的女子，她通常坐在窗戶旁──就像《金瓶梅》裡的潘金蓮──明顯未得到滿足，渴望著能有消遣的事物。她被嫁給某位男子，但可悲的是，這個男子捨棄她的閨房，轉而追求少年。於是，我們的風流浪子將目光落到她身上，然而不知道的是，她的丈夫也將目光落在了他身上。

 

　　兩人相互結識之後，這位男子邀請他去家裡共進晚餐，趁他醉倒之際與他發生性關係。料想到第二天清晨他會大發雷霆，因此，男子將與他沆瀣一氣的妻子交付於風流浪子，以此作為回報。年輕的風流浪子不僅毫無異議地接受了這筆交易，而且這還出乎意料地成為兩個男人建立堅實聯盟的基礎，它實際上將整部小說的情節串聯起來。如後來的情節發展所表明的，正是這位新的朋友──我們知道他心胸坦蕩，具有俠的性格──將拯救我們的風流儒士，或者在危難之際被他拯救。

 

　　這兩個男人最終訂立契約，它往往發生於這樣的時刻，即當酷愛男風的男人在長期出遠門之前，將美麗的妻子作為禮物贈送給他的朋友。很久之後，他將再次出現，此時的風流浪子已經加官進爵，身邊聚集了一大堆絕豔佳偶，而那位曾經酷好男色的男子則將他以及他的女人們帶到宛若天堂的隱蔽之地，他在那裡獲得更加完滿的福佑，即使不是永恆的。

 

　　因此，風流浪子成功地將人間天堂變成了現實，既不會有對他的懲罰，也無須贖罪，來自塵世的判決也不再必要。他的生活是一種完滿的夢想，沒有任何事物會阻礙他滿足慾望，他可以暢通無阻地進入所有深閨、插入作為良民的女子，而不會因此惹禍上身；他也可以既被插入，同時又成為帝國的狀元。顯然在這些敘述裡，與插入有關的汙名即使不是令人愕然地被忽略，也會被調侃地輕描淡寫。或者我們可以說，風流浪子的男性氣質被不同的邊界所定義，它被擴展到這樣的程度，只要對象合適，他可以在性行為中被插入，而不會難以挽回地損害其男性氣質的憑證。

 

　　在第二類小說裡，風流浪子的朋友不再與他尋求親密的性關係，但仍然為他提供自己的妻子，而後者不曾引誘過他，此時原來的敘述方式發生了改變。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他的角色恢復到更為古典的俠的角色，它涉及交換女人以鞏固男性社交聯盟。

 

　　現在強調的是，俠客朋友使作為主角的風流浪子在超越世俗愉悅中發揮的作用。在這種新的敘述裡，當風流浪子在俠客朋友以及其他志趣相投者的陪伴下開始遠遊生活時，他一夫多妻的福祉最後將被取消。這種模式將男性的同性社交視為優越於異性戀婚姻的情感方式，事實上超越了它。這些小說的結尾──風流浪子選擇放棄閨房裡成群的妻妾而與朋友相聚──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敘述的互文性變體，性慾最終被超越，並得到昇華。

 

　　在從感官享樂的幻覺中拯救出來的目的論敘述裡，超越、修養和男性友道共同反對肉慾、放縱和異性戀。風流浪子最後的行為，通常是神祕地信奉佛、道的貞潔觀，但在第二類小說裡，它被轉化為加入崇高的男性社交聯盟，從而超越世俗的男歡女愛。最後，第三類小說徹底抹除了關於風流浪子的朋友的敘述，主角（風流浪子）甚至表現出厭惡同性戀，它成為奴僕與流氓才幹的事情。

 

　　因此，在明清時期的豔情小說裡，關於「異性戀」風流浪子的敘述始終貫穿著一種顯而易見的同性戀傾向。然而，它的進程與型態卻隨著時間而發生變化。對一系列豔情小說進行仔細研究，正是為了表明，關於風流浪子的同性戀經驗的敘述如何經歷了實質性的重寫，並思考這些小說的變化和這一時期發生的政治與意識形態轉變之間可能存在的聯繫。

 

（本文為《風流浪子的男友：晚明到清末的同性戀與男性氣質》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風流浪子的男友：晚明到清末的同性戀與男性氣質》 The Libertine’s Friend: Homosexuality and Masculin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作者：魏濁安（Giovanni Vitiello）

出版：時報出版

日期：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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