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Bill Goldstein

譯｜張綺容

 

　　縱使吳爾芙沒生病，冬天也是勞神傷身的季節。

 

　　「噢，但羅德麥爾村實在冷得厲害。我給凍得像隻小麻雀。」吳爾芙在一月某日的日記裡寫道。心情好的時候，無論是在倫敦、還是在薩塞克斯郡羅德麥爾村的私人鄉居寓所「修士邸」（Monk’s House），吳爾芙都樂在寫作，絲毫不受天寒地凍阻撓，即便一個早上只寫出「幾句蹣跚的句子」也稱心遂意，天氣越嚴寒、心情越振奮，尤其「修士邸」在耶誕節和新年期間那片雪景，真是再冷都值得。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六，吳爾芙和丈夫雷納德在「修士邸」跨年，兩人期待新年提早開工，星期一下午便搭乘火車返抵倫敦西南邊市郊泰晤士河畔里奇蒙市，回到他們在天堂路四十號的霍加斯宅邸（Hogarth House）。

 

　　星期二是開工的日子，吳爾芙寫了一篇長長的日記，彷彿在預作準備；為了「儉樸」起見，她把「可憐的雅各剩下那幾頁」用來寫日記，跟她第三本小說《雅各的房間》（Jacob’s Room）共用同一本筆記本。她期待忙碌的生活—寫作、閱讀、出版。

 

　　她因為無法按時寫日記而感到愧歉，上一篇日記是十天前的事情了，「老實說，這是霍加斯出版社的緣故」。霍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於一九一七年成立，一九二二年即將滿五週年，一九二一年耶誕節有幾本書出乎意料大賣，包括羅傑．弗萊（Roger Fry）的木刻版畫集，短時間之內再版兩次，十二月時吳爾芙還親手裝訂，她和先生十月時用七十英鎊購入第二台二手印刷機，比第一台還大一點，決心將霍加斯宅邸的地下室變成印刷工場。更重要的是，吳爾芙在十一月完成了《雅各的房間》初稿，並著手潤飾，預計一九二二年春天出版─這將是她第一部由霍加斯出版社付梓的著作。

 

　　吳爾芙還打算寫一本散文集，主題是閱讀，一月開筆之後，「我敢說我就會開始構思下一本小說。」展望著一九二二年的工作，她不禁納悶：「我的手指寫得了這麼多字嗎？」不過，與丈夫回到霍加斯宅邸後，吳爾芙馬上因為流感病倒。一月五日晚間，「我在爐邊瑟瑟發抖，只得跌跌撞撞爬上床。」而文句（不論蹣跚與否）都不會來了。

 

　　這年冬天來得特別早，倫敦十一月便已入冬—「冬日來襲；霧，霜，各種恐懼，」（吳爾芙在給姊姊凡妮莎．貝爾（Vanessa Bell）的信中寫道）—而且一直冷下去，「晚上睡覺穿著毛皮大衣鑽進被子裡，再蓋上紅色毯子，」她擔心會得到流感，從秋天擔心到冬天，總算逃過一時，直到一九二二年一月才病倒。對雷納德來說，一月是令人沮喪的漫漫長月，尤其是「修士邸」的冬天：「東北風颳過整座農場……灰濛濛的陰鬱天空低掛在榆樹梢上方兩英里處，霙雪紛飛拍打著窗扉。」縱使在一月，無論早上寫作時天氣如何，無論人在鄉間還是在城裡，吳爾芙到了下午總是要出門散步—除非流感太嚴重，醫生不允許外出。

 

　　對吳爾芙來說，散步就是寫作，她會邊走邊構思文句，讓文句在心中沉澱後，隔天再寫在稿紙上。不管身在倫敦的隆冬，還是薩塞克斯郡的燦夏，四點鐘午茶一過，吳爾芙便出門散步，邁著她「孅弱」的步伐，「一隻腳微微內八，略嫌蹣跚，」走過鄉間、走過城市、走過上午構思的文句，一邊潤飾一邊打腹稿，封存好整天的文思—看一看路人，聽一聽街談市語，期待著隔日的冒險。「我不停地用不同的方法來處理場景，構思種種可能。散步在街頭時，生活就像無邊無際的隱晦題材，等待我用文字來捕捉、傳遞，」她寫下這段文字時，正在撰寫第二部小說《夜與日》（Night and Day，一九一九年），並且一直維持相同的創作模式—從未改變。

 

　　吳爾芙回到倫敦，決心開筆寫關於閱讀的雜文，她琢磨這個主題已經琢磨了好一陣子，「明天就開始閱讀！」她在日記中寫道。但閱讀並沒有開始。

 

　　雷納德的袖珍記事本記錄了吳爾芙的健康急轉直下：「上，工作。下，與妻走。妻不適。藥局。醫生。」意思是說：雷納德早上寫作，下午跟吳爾芙出門散步，晚上吳爾芙病了，雷納德去藥局買藥，帶吳爾芙去看費格森醫生，費格森是附近的醫生，診所跟霍加斯宅邸一樣位在天堂路上，走幾步就到了。

 

　　雷納德的袖珍記事本充滿了簡寫，提醒自己每天、每週發生了哪些事，一看字跡便知下筆急促，或許是為了省時間，又或許（考量到他勤儉治家）是為了省墨水。這本袖珍筆記本記錄了吳爾芙夫婦每天的例行公事，雷納德鉅細靡遺鐫刻著每日行程（寫作和印刷通常在下午）本身也是例行公事，一整年過完只有每日來訪的客人不同，有的來喝午茶，有的來吃晚飯，有的來過夜。對於吳爾芙夫婦來說，不論在霍加斯宅邸還是在修士邸，週間和週末都沒有區別。「如果不每年工作十一個月、每週工作七天、每天工作一個上午，我們應該會良心不安，而且心生厭煩。」雷納德回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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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可惡，」吳爾芙寫下對流感的看法，「把人搞得像不會滴答走的錶。」什麼也寫不出來。吳爾芙整天臥病在床，沒見什麼人來探望。換作是平常，下午的訪客是上午寫作的犒賞。她感到光陰虛度。談閱讀的散文毫無進展，《雅各》的初稿校閱停擺—光是這樣就讓她損失連連。隨著一月的日子一天少去一天，一月二十五日（吳爾芙的四十歲生日）一天逼近一天。

 

　　一月十二日星期四，吳爾芙生病滿一週，病情開始好轉，「妻下樓喝茶，」雷納德的筆記寫道。隔了幾天，一月十五日星期日，「姨姊晚飯，」雷納德在袖珍本裡註記。凡妮莎剛從法國回來，結束為期三個月的寫生之旅，不久之後又要離開倫敦，啟程之前兩姊妹匆匆碰了幾次面，但每次都不歡而散。吳爾芙看著姊姊來來去去、有夫有子，擔心自己相形見絀，讓姊姊覺得自己「安於現狀」，甚至連自己都瞧不起自己。吳爾芙沒生孩子，總覺得天生「不比姊姊正常」。而凡妮莎看著妹妹，想著自己在法國追求藝術，總覺得妹妹和妹夫結婚十載的某種「契合」，是她和丈夫克萊夫生了三個孩子都沒有的，和情夫鄧肯．格蘭（Duncan Grant）也沒有。雖然繪畫是凡妮莎和鄧肯在法國的生活重心—就好比寫作和書本是吳爾芙夫婦和文友在倫敦的生活重心—但她和鄧肯的畫作在倫敦無足輕重。

 

　　凡妮莎覺得自己在倫敦像隱形人，活在布倫斯貝里（Bloomsbury）文藝圈的陰影裡，光環被更大的藝術界所掩蓋。「我見了所有的聰明人，」她向吳爾芙埋怨道：「沒有半個人問起我在南法的日子，也沒有半個人跟我談論繪畫。」她甚至把自己和鄧肯最新的兩幅畫作掛在經濟學家凱因斯（Maynard Keynes）的公寓裡，但他連看都沒有看一眼，凡妮莎說。吳爾芙努力想擠出一絲同情，但看著姊姊超然獨立—「每年只賺一點錢—情人一個接一個—巴黎啊—生活啊—愛情啊—藝術啊—刺激啊—天啊！我得走了！」讓吳爾芙「相當沮喪」。某次凡妮莎來訪後，吳爾芙寫信給「最親愛的海豚」（這是她給姊姊的暱稱），她在信中說自己的人生看在姊姊的眼裡「單調、中庸又荒謬」，「想著想著眼淚就掉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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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感打擾了吳爾芙的雄心壯志，但這還不算完，她病倒的那天早晨，《泰晤士報》刊出報導：流感在一週內奪走一百五十一人的性命，這是前一週死亡人數（五十四人）的三倍左右，而且很快就會被認為是流感爆發的開始。《泰晤士報》早在去年十一月初就報導過「冬季病患」人數劇增，醫學特派員還警告：「心臟及胸腔虛弱者必須避免溫差過大，以免循環系統過於吃力、導致抵抗力下降」，此外也警告要小心用藥。

 

　　吳爾芙一直擔心會生病，而且確實很值得擔心，《泰晤士報》警告的高危險群就包括她，而她之所以急著在一九二二年初開工，是因為一九二一年那場大病蝕去了她大把光陰。

 

　　七個月前，一九二一年六月十日，雷納德的記事本上出現了不祥的轉折：「妻聽音樂會，夜不成眠。」上次雷納德記錄吳爾芙失眠是好幾年前的事了，他已經很久都不需要像這樣鉅細靡遺地監控吳爾芙的健康。緊接著週末到了，新的一週來了，吳爾芙的健康每況愈下：星期一，「妻仍不適」；星期二，「妻不適」，到了星期三、星期四，雷納德的日記精簡到只剩「同上」兩個字，平時慣用的簡寫顯然已不夠簡，上次他用日記追蹤吳爾芙的健康惡化是六年半前的一九一五年二月，這一回的簡寫有上一回的影子，曾經的熟悉重演，不祥的預感回來了。一九一五年大半年，醫生開給吳爾芙大量鎮靜劑，這情景跟一九一三年一模一樣，當年她病了將近一整年，還吞服了大把的「佛羅拿」（Veronal）想自殺。一九二一年，吳爾芙又開始服用「佛羅拿」助眠，時空就此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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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納德一雙眼睛都盯在妻子身上，吳爾芙未必高興，甚至感覺丈夫有些苛刻，而雷納德也曉得：縱使是為了妻子好，依自己的意思控制妻子的日程未必明智，而他之所以要替妻子多留一顆心，一來是因為吳爾芙大而化之，二來是因為吳爾芙就像薇拉．凱瑟筆下的凱瑟琳．曼殊菲爾（Katherine Manseld），「從不讓自己喘息片刻，總是要把自己逼到心力透支。」一九二一年那讓吳爾芙跛行兩個月的空白，眼看著就要毀了一九二二年，雷納德不得不更加斟酌應對。那年冬天，吳爾芙某次檢查完後，在日記中寫下醫生對她心臟的擔憂，醫生說「我脈搏異常得沒有道理，簡直逼近瘋狂」。這段話說的是心病，用的是隱喻，他們站在懸崖邊上，掙扎著不要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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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二十五日，吳爾芙生日，令人不快的事實盤據在眼前、糾纏著她的未來，她對自己的成就感到迷茫。照理來講，四十是作家的而立之年。一九二二年一月，年近不惑的吳爾芙還不成氣候，跟想像中四十歲的自己頗有差距。

 

　　討厭的生日就近在眼前，吳爾芙更加驚覺自己在小說藝術上的成就日漸遙遠，時間的浪濤一拍，舊作便成為時空錯置的英國戰前遺跡。

 

　　吳爾芙的處女作《出航》於一九一五年出版，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打第一年，第二部小說《夜與日》於一九一九年問世，距離停戰差不多滿一年。在她看來（相信別人也是這麼想），這兩部小說怎麼也不像文學變革的先聲，《出航》其實完成於十年前—一九一二年，她二十歲的年華就在潤飾《出航》中度過，寫出一個又一個版本，堪稱嘔心瀝血之作，然而，精神崩潰加上戰事爆發，《出航》遲至一九一五年才出版，續作《夜與日》則以結構精緻贏得讚譽，但也遭致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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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拗的吳爾芙是某個顯赫文藝圈的女祭酒，說起這個文藝圈，欽羨有之，奚落有之，在同代文人的眼裡，這個文藝圈是個與眾不同的所在，像個「閃閃發亮的村子，沒有村門，」《玉女神駒》（National Velvet）的作者伊妮．巴諾（Enid Bagnold）回憶道：「盤旋著，沒有座標，村子裡（在我心中）只有一位居民—一位魅力無窮的女子。」

 

　　布倫斯貝里儘管位置明確，其存在卻難以捉摸、無法定義：起初是落腳倫敦的劍橋大學幫，成員包括吳爾芙的丈夫雷納德、吳爾芙的兄長托比．史蒂芬、作家立頓．史崔奇、經濟學家梅納德．凱因斯、畫家羅傑．弗萊、小說家福斯特……等，他們在一九○○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遷居倫敦，有些則是經常往返倫敦，布倫斯貝里成為他們在倫敦的劍橋校園，成員來來去去、聚散有時，聚會方式類似「劍橋使徒社」（Cambridge Apostles），這群懷疑論者質疑所有定論，包括「布倫斯貝里」是否存在—但這是數年後的事了。

 

　　「雍容文雅」是布倫斯貝里的標誌，畫家兼評論家弗萊認為這是怎麼學也學不來的，根據弗萊的說法，敵視布倫斯貝里者有些是打從心底批評，有些則是看不慣其名士做派，但這些敵視者有個共通點，就是「嫉妒並憎恨思想自由」。然而，布倫斯貝里的思想公正，旁人看來近乎驕傲自滿、朦朧成一條死路，這些人或公開譴責、或私下痛罵布倫斯貝里勢利、封閉，吳爾芙再有魅力，也吸引不了這些批評者，某位作家還以「中央暖氣」稱之，艾略特也曾經惋惜阿道斯．赫胥黎在「布倫斯墳裡」，而且（不只一點點）擔心自己會因為走得太近而遭到玷汙。

 

　　縱使吳爾芙的興高采烈溢於言詞，也掩蓋不住（而且本來就不打算掩蓋住）她品評作家時那辛辣且傷人的勁道，她品評的作家包括文友和勁敵（以及文友兼勁敵）。「我知道她非常美麗也非常出眾，但她滿口嘲諷、語帶輕蔑，別人在她眼裡總是錯的……她沒血沒淚，哪裡懂得人呢。」奧德霖．莫雷爾夫人寫道。在吳爾芙的日記裡，奧德霖．莫雷爾是文友兼勁敵。這位莫雷爾夫人是名媛貴族，極富教養，懂得待人，慷慨大方，週末常在嘉辛頓莊園（Garsington Manor）舉辦沙龍，有人欽慕她，也有人詆毀她。一九二二年，詩人西格弗里德．薩松（Siegfried Sassoon）深情歌頌莫雷爾：「噢！嘉辛頓的女哲學家」。莫雷爾的自尊跟吳爾芙一樣脆弱，一直擔心著吳爾芙對自己的評價，她在日記中寫下前引那段文字，一旁用更深的墨水補了一句：「她的輕蔑和她的心腸無法相抵。」

 

　　一九二○年，薩松在美國之行中寫信給奧德霖．莫雷爾，信中提及倫敦和布倫斯貝里帶給他的虛耗感，「隔著這段距離，」他在伊利諾州湖森市寫道：「我帶著些許失望回首—看著那些聰明人互相調侃—唧唧咕咕、咕咕唧唧……」。福斯特對布倫斯貝里的偶像崇拜敬而遠之，儘管與雷納德交情甚篤，跟史崔奇、凱因斯等布倫斯貝里「創始成員」往來熱絡，但對布倫斯貝里這座孤島所形成的結晶戒慎恐懼：「倫敦知識界佻達而淺薄，像一條永不入海的溪流。」

 

（本文為《世界一分為二》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世界一分為二：吳爾芙、T．S．艾略特、E．M．福斯特、D．H．勞倫斯，以及他們的一九二二年》 The World Broke in Two: Virginia Woolf, T. S. Eliot, D. H. Lawrence, E. M. Forster, and the Year That Changed Literature

作者：Bill Goldstein

出版：木馬文化

日期：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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