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Mumu Dylan、Gerda

 

　　英國詩人、教師凱特‧克蘭奇（Kate Clanchy）的回憶錄《我教過的孩子與他們教會我的事》（Some Kids I Taught and What They Taught Me）再次引發了爭議，這本回憶錄講述她教導不同背景的孩子寫詩的經歷。

 

　　儘管這本書剛出版時備受讚譽，甚至贏得了歐威爾獎（Orwell Prize），但批評聲很快就蓋過了讚美。讀者、知名的有色人種與自閉症作家達拉‧麥坎納蒂（Dara McNulty）抗議克蘭奇形容學生使用的詞彙（「索馬利亞的身高」、「德系猶太人的鼻子」、自閉症兒童是「格格不入的同伴」），出版商「Picador」同意這些反對意見；最終，這本書被出版商下架。

 

　　克蘭奇為作品所引起的爭議道歉，但堅稱這本書旨在反種族主義，她說：「人們在我的書裡看到偏見與不公，對此我感到驚訝。」在作者與出版商徹底決裂前，Picador聘請了「敏感性讀者」（sensitivity readers）徵詢修改建議。由於人們對文化表徵的意識越來越高，現在如果作者描寫自己生活經歷之外的文化，出版商會在書本出版前聘請敏感性讀者進行審閱。

 

 

　　敏感性讀者是什麼？敏感性讀者會在一本書、劇本或遊戲出版以前對其進行審閱，避免作品錯誤地描繪弱勢群體或文化，包括無意間使用了刻板印象或令人不舒服的詞彙。當一個創作者不是來自作品裡描寫的群體時，就可能會邀請某個特定社群的成員審閱，並提供回饋和建議，比如一本以跨性別原住民為主角的小說，通常會找一名跨性別原住民來閱讀。

 

　　支持者將敏感性讀者視為外部專家，就像經常與作者協作的編輯一樣。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寫道，描繪「可信的」人物和事件是美學的成功關鍵。敏感性讀者藉由發現不真實的細節，識別那些無論出於何種原因，都不太可能發生在其社群的場景與劇情，從而提高作品的藝術品質，使其更接近真實。

 

　　2018年，非裔敏感性讀者（兼小說家）黛尼爾‧克萊頓（Dhonielle Clayton）受訪時表示：「我不是負責監督非弱勢群體的多元化警察。不是，真的，我們做的只是幫助作者寫出更好的書。」敏感性讀者從生活經驗中獲得專業知識，意味著他們比不屬於這些群體的人有更多能力去辨別內容的不準確與刻板印象，也更有資格提出建言。

 

　　閱讀，無論是小說或非小說，都是人們在經驗以外瞭解世界的方式之一。錯誤施予我們錯誤的印象和信念，所以「避免錯誤」無論在倫理和道德上，甚至美學上都很重要。刻板印象可能有害，即使它們偽裝為正向的模樣。它們基於假設，無法反映人們的個性與完整的人性。

 

　　敏感性讀者有點像是歷史顧問，不過可能更加重要：因為在一部以15世紀為背景的電影中，誤用13世紀的盔甲並不會讓任何人受傷；但對弱勢群體的刻板印象或錯誤描繪，卻會帶來許多傷痛。

 

　　跨性別作家朱諾‧道森（Juno Dawson）也當過敏感性讀者，她在自己的作品《Her Majesty’s Royal Coven》中撰寫了一個混血兒角色萊奧妮（Leonie），並要求出版商聘請敏感性讀者確保角色的正確性，她說：「如果我想把萊奧妮寫進我的書，我必須知道我對她（和我自己）是公正合理的。」

 

　　敏感性讀者的機制已成為出版產業的一部分，因為作者和出版商都認知到，即使毫無惡意甚至是出於好意，事情還是可能出錯。

 

 

　　但前提是認真看待敏感性讀者的專業知識與見解才會有效，有些作者和出版商只是把敏感性讀者當成逐行檢查的例行公事，並忽略他們所提出的問題，同性戀作家威爾‧寇斯塔基斯（Will Kostakis）在推特寫道：「敏感性讀者通常被當成反擊批評的擋箭牌，更糟糕的是，它們在創作過程中被抹去。彷彿作者是天才，並沒有接受任何幫助。」

 

　　此外，來自弱勢群體的敏感性讀者如果公開談論自身經歷，也可能變成謾罵與騷擾的目標。瑪麗‧拉姆巴蘭—奧姆（Mary Rambaran-Olm）受邀審閱一本面向大眾的歷史書，關於中世紀早期英格蘭的篇幅。拉姆巴蘭—奧姆是專攻中世紀歷史的專家，也是一名非洲／加勒比印度裔的學者。然而，絕大多數白人男性作者並沒有接受她的建議，例如對過去的描述存在問題，以及它們如何助長當代種族主義。不過，作者還是在致謝名單對其表示感謝。這給予人們一種錯覺：她積極地塑造了書籍內容，而且也認同書中的觀點。

 

　　當她在推特上公開發表批評言論並談論個人經歷時，拉姆巴蘭—奧姆遭受一波謾罵與騷擾，人們在網路上評論她的照片，質疑她的身份，質疑她的學術專業，拉姆巴蘭—奧姆說：「這是大多數BIPOC（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種）所熟悉的處境。令人沮喪的是，我們只對我們視其為『盟友』的人有用，前提是我們不曾批評他們，即使這些評論出於愛。他們預設了『白人立場』而不願溝通，讓誠實的對話難以進行。」

 

　　敏感性讀者的專業知識有其價值，如同編輯、歷史顧問和其他專業人士的技能與知識一樣，他們所做的事情值得拿到相應的酬勞。但目前並非如此。寇斯塔基斯指出，200美元的費用「似乎已經變成公定價」，這是作為敏感性讀者所收到的金額。他補充說，如果還是同樣的酬勞，他不會再做第二次。

 

　　非二元性別作家愛麗森‧埃文斯（Alison Evans）也表明，敏感性讀者的報酬落在350至400美元之間，她說：「我不會接受低於這個價格的案件（除非是為了朋友或我主動想做），因為做這件事佔用很多時間，而且大家必須知道，當你進行敏感性閱讀時，就是強迫閱讀那些可能有毒而且傷人的內容。」

 

　　作為比較，澳洲和紐西蘭的專業組織——專業編輯協會（Institute of Professional Editors Limited）表示，「具豐富或專業經驗的自由編輯」的底價為每小時120美元，即使以新手60至80美元的時薪來算，「公定價」還是遠低於審閱一本書完整草稿所耗費的時間。

 

 

　　不過，也有人反對引進「敏感性讀者」機制，主張這種做法可能淪為變相的言論審查。2017年，小說家蘭諾‧絲薇佛（Lionel Shriver）稱這種機制「讓創作變得綁手綁腳」。當一本書的內容同時涉及不同種族、不同文化、不同性取向等等潛在政治正確地雷區……又需要聘請多少敏感性讀者才足夠？有沒有可能最後成品都變成一些不痛不癢的敘述？

 

　　「敏感性讀者」機制建立的前提是：具有特定身分的人「有資格」書寫自己的經歷，沒有這種特定身分的人則必須借鑑「真正有這種經歷的人」的看法。這是一種服膺身分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極端表現。然而，既然是身分政治的表演，最簡單的疑問就是：身分政治中最基本且普遍的「男性」、「女性」身分差異是否也該考慮？亦即，男作家寫女角色時，他們這輩子根本沒有經驗過身為女性的感受，是否要引進女性作為敏感性讀者以免他們寫出「不道地」、「冒犯」的言論？如果你覺得「男作家不可能書寫出真實的女性感受」這種想法有問題，那為什麼其他類型的敏感讀者機制又有道理呢？確實，作家應該審慎取材，不應妄加代言自己不了解的事物，但虛構作品畢竟只代表作家個人的意見，讀者可以選擇買或者不買，事前審查的道理何在，值得討論。

 

　　另外，敏感性讀者機制事實上有可能流於偽善跟膚淺，它假設「只要是特定人種、族群、文化、宗教『內部』的人，就不會寫出冒犯他人的作品」。這顯然不正確，而且是否冒犯別人也不應該是文學被出版時應該優先考慮的問題。按照敏感性讀者的邏輯，撰寫《魔鬼詩篇》的魯西迪出身自有色人種的穆斯林家庭，那麼他必然知道印度裔、有色人種、伊斯蘭信仰文化圈的「真相」是什麼，但事實是：他勇敢地寫出了他的看法，而且冒犯了非常多人。《魔鬼詩篇》引起的反彈非常巨大，有些穆斯林認為該書褻瀆了先知穆罕默德，他最近遇刺受重傷的原因就是在幾十年前寫了這本書，不但本人遭到伊朗政府通緝和追殺，該書的日文版譯者也慘遭殺害，其他如義大利版、土耳其版、挪威版的譯者則分別遭遇刺殺、縱火、槍擊等事件，為了追求文學創作自由可說是死傷慘重。若現在有人說，文學追求的是「不要冒犯」，那麼是否這些捍衛創作自由的人都「站錯了邊」？

 

　　敏感性讀者是某些國家日益分歧的身分政治的縮影，引入敏感性讀者當然無法保證一本書、電影或遊戲不會遭到批評，它表現的與其說是更多元進步的價值觀，不如說是出版商感覺動輒得咎的焦慮，因為多樣性與包容性是絕對正確的政治口號，這裡頭沒有少量容錯或者學習進步的空間。在一個無法呼吸的社會（無論是指被警察壓在地上窒息而死的那些非裔美國男性，或者沒有辦法安心描寫跟自己不同種族或性取向角色的作者），敏感性讀者顯然是必要的。

 

 

參考報導：Convers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