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影響近七分之一的美國兒童——約1050萬人——而且影響範圍廣泛。充分的證據證明，生活貧困的兒童會經歷更多壓力，這些壓力可能會阻礙情感和認知的健康發展，並導致教育、就業和身心健康方面等問題的明顯差異。

 

　　研究貧困和逆境如何影響兒童發展的科學家，經常追蹤負面經歷——無論是貧困或父母入獄等因素——對決策、壓力程度或大腦功能各個方面的影響。但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心理學家賽斯‧波拉克（Seth Pollak）指出，這些努力往往忽略掉一個非常重要但長期被忽略的部分：孩子對自身經歷的看法。

 

　　波拉克研究了童年經歷（尤其是負面經歷）如何塑造孩子對世界的看法和感受，以及如何改變負責這些過程的大腦迴路。他在2020年《發展心理學年度評論》（Annual Review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的論文中，提到了一種研究兒童如何學習理解情緒的策略，他認為如果想深入瞭解逆境的影響，就應該超越對孩子所處環境的「客觀」衡量，採取更為人類學的方法：詢問和傾聽孩子對於經歷的真實感受，他說：「畢竟，只有親身經歷過的人認定它是負面的，它才真的是『逆境』。」

 

 

　　1980年代，波拉克還在研究所攻讀人類學的時候，心理學家才剛開始探索「經驗影響大腦發育」的理論，對於大腦可塑性的研究也越來越多。當時，他對逆境沒有特別感興趣，但他的指導教授手上有一份經歷嚴重虐待和忽視的孩童資料。波拉克覺得，這是觀察非典型經歷如何影響人類的機會。

 

　　早期科學家對於童年逆境的研究都非常「行為導向」：比如在操場上觀察孩子，或者調查父母的人格特質，這些都跟生物科學毫無關聯。此外，研究方法也很單純——整理家長或老師的問卷，或觀察孩子嬉戲玩耍——事實上，這個領域早期跟生物行為科學領域幾乎沒有交集。

 

　　隨著神經科學發展，這個領域變得熱門，它成為了觀察先天和後天影響的潛在模型，用來研究生物系統與童年逆境等負面經歷的交互影響。科學家們躍躍欲試，因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探索人類發展，以及一個人是怎麼變成現在模樣的科學問題，同時還有實際的、臨床研究與應用的教育意義。科學家的想像是，如果能從中找出某種機制，或許就可以設定一種干預措施幫助那些發生過可怕經歷的孩子。

 

　　問題在於，當科學家開始採用基於神經科學的方法研究人類大腦及其功能時，依然繼續使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過時問卷，就像是從神經科學方法獲得了所有的特徵，但分析使用的工具卻極為僵化和簡化，純粹是把孩子貼上標籤劃分成各種逆境類別（基於他們人生發生了哪些壞事的列表），比如母親是否上過大學，或者家庭經濟收入狀況。

 

　　雖然成千上萬的論文都表明「逆境」會影響大腦，但他們卻發現影響無所不在，原因在於衡量孩子經歷的方法過於草率、不精確且模糊不清，比如母親是否上過大學這種寬泛的變量，不太可能跟神經系統有什麼特殊關聯。

 

 

　　那該如何突破這種困境呢？波拉克認為，研究個體經驗的差異性更加重要。不同的孩子對逆境的反應具有非常大的個體差異，而研究方法卻沒有捕捉到這一點。在動物研究就能看到，當兩隻老鼠碰到掠食者時，一隻出現戰鬥反應，另一隻則出現逃跑反應，兩隻老鼠的大腦成像顯示了非常不同的啟動模式，但它們所碰到的卻是相同事件。

 

　　人類也是如此。為了瞭解生活事件如何影響一個人的大腦，就必須深入研究每個人如何感知這件事，而不是把科學家認定會產生壓力的經歷表格逐一套用。

 

　　波拉克指出，挑戰在於要求科學家放棄熟悉的儀器和方法，那些易於使用的做法。這個領域的大多數人都同意波拉克的觀點，但很多人不知道究竟該怎麼改變。波拉克在一篇評論表明，這樣的轉變有其必要性，但這是他寫過最難寫的文章，畢竟這個領域已經努力了25年，很難突然發表一篇文章直說：我們過去都做錯了。

 

 

　　波拉克已經著手調整開展新的研究，他蒐集孩子們對經歷的陳述，然後等他們長大後再觀察情況。最近的一項研究中，他們採訪了具有一系列跟壓力和逆境相關的人生經歷的小學生。10年後，他們成長為年輕的成年人時再次採訪他們，並讓他們在實驗室裡評估風險做出決定，以衡量其大腦活動模式。

 

　　結果表明，成年人生活的壓力並沒有影響實驗所衡量的參與決策的大腦機制，但童年經歷的壓力卻會影響。那些自述童年壓力很大的人，並沒有察覺到研究者給出他們將要失去很多錢的暗示——這些警告信號暗示他們應該改變自己的行為。這些觀察到大腦對風險的反應，也跟他們陳述的日常活動有關——比如他們開車或騎車是否繫安全帶或戴安全帽。

 

　　這些孩子都來自高壓環境的家庭，有些孩子的父母被人槍殺，或者被關進監獄，還有一些孩子經歷了恐怖的肢體家暴，最後被送到寄養家庭。其中有一個八歲左右的小女孩，她的壓力分數很高，原因是家裡最近搬家了。有趣的是，她們家還是住在同一條街上，只是搬到了兩個街區外更大的房子，她讀著同樣的學校，擁有同樣的朋友，住在同樣的社區，但對她來說，那卻是巨大的壓力來源；還有一個九歲左右的男孩，他的母親因為販毒和賣淫入獄服刑，他的祖母最近剛搬過來照顧他。這當然打亂了他的生活，但卻沒有影響他的想法，他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壓力。

 

　　如果我們「客觀地」評價這兩個例子：搬家到同一條街的兩個街區外，我們可能會覺得這是壓力相對小的事件；母親入獄服刑，孩子感到的壓力應該會非常大。但當我們從當事人的角度來看，才發現他們對這些經歷的感受並不相同。

 

 

　　但我們該如何判斷孩子所說的話真實反映了事件或環境的影響？波拉克說：「你就直接問他們，這聽起來很簡單，但人們通常不這麼做。你可以這樣問：『你對此有多生氣？這件事真的困擾你嗎？你經常想到這件事嗎？你認為這是你人生中的大事之一嗎？』孩子會自己去評估，有些人可能會說：『沒錯，我不斷哭泣，這真的讓我很困擾。』有些人則可能說：『沒有，其實我更難過的是這禮拜數學沒考好。』」

 

　　波拉克認為這種做法更接近人類學，他說：「對於這類分析，你更希望聽到人們的說法，你的數據就不會是所謂的『客觀』衡量標準，而是人們選擇告訴你、對他們來說重要的事情。」

 

　　其他研究也展示了這種方法的價值。在其中一項研究中，科學家詢問一組低收入戶的青少年，父母支持與回應他們的程度。然後，科學家運用大腦成像衡量了他們在青年時期的大腦活動。結果發現，那些認為父母非常支持自己的孩子在長大後，大腦迴路看起來很正常；但那些不認為父母支持與回應自己的孩子，在調節認知、情緒和行為的大腦迴路連結較差。過去，科學家通常會拿家庭貧困與富裕的孩子進行比較，但在這裡的兩組人經濟條件和成長環境差不多，結果卻依據孩子的個人觀點而有所不同。

 

　　波拉克還熱衷觀察那些社經地位較低的同卵雙胞胎，社經地位是由父母的收入、教育和職業所決定，當研究者詢問這些青年（他們都是同卵雙胞胎）認為自己家庭的社經地位後，結果發現，那些認為自己家庭社經地位較低的個體，在濫用藥物和心理健康問題方面具有更高的風險；但另一個雙胞胎（也就是這些人的兄弟姐妹）如果不覺得自己家很窮，在青年時期所表現出來的結果就會好得多。同一個家庭的兩個孩子，如果對自身處境有不同的看法，結果卻截然不同。

 

 

　　波拉克不覺得我們已經很瞭解童年逆境，甚至還不知道哪些大腦系統潛在地受到影響。大部分針對暴露在高壓環境的孩子的干預措施就像鎮痛藥一樣——使用範圍非常廣，但只能減輕緩解症狀，因為我們仍不知道是大腦哪個特定系統損傷了。

 

　　為了提出更有針對性的干預措施，首先必須找出正確的方法將負面經歷進行分類。目前，學術界的做法是根據孩子所經歷的事件種類——肢體虐待、忽視、目擊家暴、父母離異等等。但波拉克不認為這種分類方法，會精準地映射到任何特定的大腦迴路上。

 

　　波拉克認為重點在於「人們如何理解這些個人經歷」，才有助於明白他們的生物機制怎麼反應與應對人生中所發生的事件，他說：「我們應該在意那些『影響人們如何解讀事件』的因素，比如孩子獲得的社會支持程度（如果發生了壞事，周遭的人會支持與安慰你嗎？）或孩子所處環境的可預測程度（這些不好的事情是可以預期的，還是讓人感覺是隨機或突如其來的？）。這些因素更可能跟注意力問題、壓力調節或藥物濫用等相關的大腦迴路連結。如此，我們才能找出合適的干預措施來對症下藥。」

 

 

原文出處：Know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