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蘭‧柯爾本（Alain Corbin）

譯｜謝珮琪

 

　　賣淫、瘋狂和歇斯底里之間的關聯，構成賣淫論述的一個基本主題。然而在十九世紀末，這方面的觀點正徹底逆轉。問題不再是強調妓女的精神疾病或歇斯底里症的發病頻率，也不再是以生存困難、酒精危害或特殊疾病的影響為由來解釋上述病症，而是將從事性交易本身視為一種精神錯亂，其症狀就是各種賣淫行為，並證明這種疾病是身心退化的結果。以此為目的，研究妓女和「良家婦女」的比較人類學和心理生理學作品不斷增多；這種與犯罪人類學演變有關的新論述，號稱為限制選舉君主制時期經驗主義社會學所編列的各種刻板成見之形成，提供了科學依據和解釋。

 

　　「瘋女人才賣淫」

 

　　這是一個幾乎所有十九世紀的精神病醫生（aliénistes）、神經科醫生和性學家都不厭其煩重複的陳腐成見，但並非立基於真正的臨床研究；人們不覺得有必要驗證這個假設，因為證據似乎很明顯。在這方面可以看出，當時沒有人提出，妓女精神錯亂的狀況可能比其他女性人口少一點。

 

　　精神科醫生尚—埃蒂安．埃斯基羅爾（Jean-Étienne Dominique Esquirol）在一八三二年成為第一個在精神疾病的病因學中提到賣淫行為的人，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也是唯一對這個問題進行臨床研究的人，他指出硝石庫慈善醫院（Salpêtrière）收容的精神病婦女中，有百分之五曾從事妓女業。帕宏—杜夏特雷繼米歇爾．庫勒希葉醫生（Michel Cullerier）之後，以埃斯基羅爾的研究為基礎，在他的書中以幾頁篇幅強調妓女精神錯亂的發病頻率。這一現象此時被公認為科學真理；侯西諾（S.Rossignol）、威廉．葛利辛格（Wilhelm Griesinger）、約瑟夫．吉斯蘭（Joseph Guislain）、賀諾丹（L. F. E. Renaudin）、奧古斯特．查特蘭（Auguste Châtelain），以及十九世紀末的赫斯醫生都曾報導。克拉夫特—埃賓在《精神病學臨床論著》（Traité clinique de psychiatrie）重申妓女極易精神錯亂。

 

　　苦難、窮困、不幸戀情、縱慾行為，甚至是酗酒和梅毒造成的傷害，似乎都足以解釋這種精神失常。賣淫被視為通往瘋狂之路的一個中繼階段。社會組織的不當行為和個人的道德錯亂都能解釋賣淫與瘋狂，而這些作者並沒有真正提到遺傳性特徵的影響。

 

　　然而，唯一稍具科學性的臨床研究，是法蘭索瓦．格拉斯（François Gras）一八九九年在隆河省精神病院進行的研究，卻仍無法確認妓女罹患精神病的頻率。一八七九年至一八九九年間，隆河省精神病院收治的五千一百三十七名婦女中，作者只記錄了四十名妓女，占所有人數的百分之○．八。這些人的確只是登記在冊的公娼，具體而言，是七名妓院妓女、十六名獨自賣淫的有牌妓女，以及十七名在登記前就被官方監控的私娼。但在一九○○年，有三千三百三十八名註冊或受監管的妓女在該市工作。作者將四十個案例中的七個精神錯亂案例歸咎於酒精中毒。導致妓女必須關入精神病院的精神疾病型態眾多，按出現次數遞減的順序是「過度的狂躁興奮」、「全身癱瘓」、「有自殺傾向的憂鬱症」和「幻覺性精神混亂」；另外，在隆河省的妓女中，精神癡呆的情況非常少見。

 

　　這項研究成果的確有限，其結論顯然也讓作者本人感到困擾，因此沒有引起太多關注；不過，它確實足以說明先決條件在醫學論述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知名精神科醫生致力於研究瘋狂和賣淫之間的聯繫，卻缺乏科學的嚴謹度。

 

　　「歇斯底里症」與賣淫

 

　　在專門研究歇斯底里症的大量文獻中，支持者之間辯論該疾病起源的不同理論內，有關賣淫的記載只占了一部分。這也說明為什麼這些作者在「賣淫對歇斯底里症產生的可能影響上，見解各不相同」，正如皮耶．布希凱（Pierre Briquet）在一八五九年所言。對於那些像藍杜吉醫生一樣支持子宮卵巢受孕，並認為禁慾造成歇斯底里症的人來說，妓女的活動自然使她們免於痛苦。因此，帕宏—杜夏特雷詳細說明歇斯底里症在妓女間十分罕見。另一方面，反對這一理論的人，特別是自布希凱之後將歇斯底里症視為神經系統疾病而非生殖器疾病的人，認為禁慾只是次要因素；這些醫生相當喜歡強調妓女罹患歇斯底里症的頻率。

 

　　一八五九年，布希凱發表了他在拉莫利葉（La Morlière）和布埃．路希（Bois de Loury）幫助下，對一百九十七名在聖拉札監獄醫護所接受治療、介於十六至三十歲之間的公娼進行的研究結果。他指出，其中有一百零六名歇斯底里症患者和二十八名「敏感情緒」（impressionnables）的婦女；只有六十五人在他看來沒有任何症狀。他認為，這些結果支持他確立了「一半以上的妓女受到不同程度的歇斯底里症影響」這項原則。波斯貝．德斯平（Prosper Despine）、亨利．索樂（Henri Legrand du Saulle）以及喬治．拉妥瑞（Georges Gilles de La Tourette）都贊同這一說法；他們也很樂意證明，若禁慾不會導致神經衰弱，那麼放縱的性生活則會助長神經衰弱。

 

　　對這些醫生來說，疾病的成因顯而易見。布希凱寫道：「貧困、熬夜、酗酒、被警察需索，或被同住男人虐待的長期恐懼，還有感染疾病遭強制隔離，使得她們發狂的失控忌妒心與猛烈的熱情」說明了疾病的發展。拉妥瑞認為，原因「與其說是來自器官的病變，不如說是來自她們可恥的職業所帶來的持續性恐懼、精神障礙和道德敗壞」。如我們所知，索樂認為遺傳是決定性因素。

 

　　一八九○年，沙爾科的學生亨利．柯林醫生（Henri Colin）對布希凱的論點提出質疑。他親自對聖拉札的一百九十六名性病患者再次進行了詳細檢查，發現其中只有十九名歇斯底里症患者，並指出「歇斯底里症患者一般都很聰明，至少智力水準比妓女要高得多」。這項研究結果並沒有妨礙某些執業醫生重新確認妓女罹患歇斯底里症的頻率。事實上，一八九○年以後，這類辯論已經有些過時；精神疾病和賣淫之間的關聯問題，此時以不同的術語呈現。

 

 

　　「天生的妓女」

 

　　我們知道，管制主義者和絕大多數新管制主義者都明確承認，個人天性是賣淫的首要成因，即使他們非常關注環境的影響。長久以來，某些專家如班傑明．鮑爾（Benjamin Ball）或圖爾的雅克—約瑟夫．莫羅醫生（Jacques-Joseph Moreau）都以遺傳來解釋賣淫行為。但這些只是偶然的反思，與本世紀初犯罪人類學派共同進行的計畫無關，該計畫旨在以科學角度確認賣淫的先天性。

 

　　先天性妓女（prostituée-née）是不完整的生命，她們成長停滯，是遺傳性疾病的受害者；她們呈現的身體和心理退化跡象，與本身不完美的進化有關。賣淫之於婦女，就像犯罪之於男人：是退化，甚至是倒退的結果。在精神層面上，先天性妓女是「道德瘋狂」的受害者，多次或反覆通姦的上流社會妻子也在此列。總而言之，退化的烙印使她們比小偷還更難成為良家婦女。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妓女生來都是妓女；有些是「偶發性妓女」（prostituées d’occasion），只是針對她們的研究沒有太多價值。這就是犯罪人類學學派的理論基調，該學派的傑出人物是俄國的塔諾夫斯基，以及義大利的費里加尼（Ferrigani）、切薩雷．龍布羅梭（Cesare Lombroso）和古列格莫．菲雷羅（Guglielmo Ferrero）。雖然他們受到嚴厲批評，但其作品迅速譯成法文，深深影響了一八九○年至一九一四年間的賣淫論述。的確，他們極端嚴謹科學的外表不可能不讓人印象深刻，因此有必要對其結果進行更精確的分析。

 

　　人體測量學（Anthropométrie）揭示了妓女有大量的退化跡象。在許多方面，妓女具有原始女人的外表，亦即比較近似男性，而不是「良家婦女」。因此，經過人體測量學不懈的研究，十九世紀末出現了新的妓女形象，精確得前所未見，因為這次是基於一套完整理論。

 

　　與罪犯、農婦和良家婦女等人相比，我們發現妓女的特點是顱骨和眼眶的容量都很小。另一方面，她們的下顎骨比良家婦女還重得多。她們更經常出現異常情況：頂骨肥厚、枕骨大孔極不規則、腦門塌或窄、鼻骨異常、凸頜畸形、面部陽剛、下巴巨大、面部和眉毛不對稱、牙齒參差不齊且有缺陷。她們的骨盆長度比一般「正常婦女」的骨盆平均長度還要短，而且有返祖現象（atavique）：骶管開孔；上肢也比良家婦女短；腳更小，且適於抓握；大多有深色眼珠。

 

　　三項基本特徵使妓女類似原始未開化的婦女，也更像男性：（1）豐腴，由於身高比良家婦女矮，體重卻比較重，且妓女的大腿平均比良家婦女肥大；（2）看起來陽剛，因為全身毛髮系統過度茂盛，特別在性器官周邊，而且頭髮茂密，還有很多長了毛的痣（妓女為百分之四十一，良家婦女為百分之十四）。此外，很常見因聲帶過於腫大而帶有男人嗓音；（3）大量紋身。

 

　　所有這些使我們能以人類學類型來定義先天性妓女的特徵，並不妨礙其青春之美；事實上，脂肪層、化妝、順應誘惑的需要，都有可能短暫隱瞞異常；可惜隨著年齡增長，這些異常變得更加明顯，然後，臉龐變得完全男性化，甚至「比男人還醜」。所有這些觀察結果使我們能夠肯定，妓女比罪犯更能讓人聯想到原始女人。此外，龍布羅梭指出，「原始婦女……始終是妓女」。男子氣概確實是未開化女人的其中一項特徵；同樣根據龍布羅梭所述，返祖現象是否跟過度豐腴有關，只需參考霍屯督人（Hottentotes）的外觀即可。

 

　　生理生物學（Physio-biologie）證明了人體測量學的結果。在這一領域，先天性妓女的特徵首先是早熟，這也是退化的另一個痕跡。她月經來潮很早而且不規律，正如侯西諾的觀察證實的；也很早就失去童貞，這是原始女人的另一個特點。

 

　　先天性妓女還有一個特點是極為愚鈍。壓力痛覺儀（algomètre）顯示，她的舌頭和陰蒂對疼痛的敏感度低於正常婦女。妓女常常味覺遲鈍加上嗅覺失靈、視線範圍狹隘。這並不妨礙先天性妓女比「良家婦女」更早表現出淫蕩的一面；這種性格往往使她更像男性。然而這方面的科學論述仍然不足；對性活動進行生理測量的時代還沒有到來。龍布羅梭和菲雷羅以舊有研究、甚至帕宏—杜夏特雷的著作為基礎，強調妓女之間經常出現的「女陰摩擦」和女同性戀；陽剛之氣誘惑著先天性妓女，而「返回雌雄同體時期的傾向」（tendance au retour atavique vers la période de l’hermaphrodisme）則是另一種退化的跡象。

 

　　先天性妓女的精神退化引起道德上的錯亂。這種疾病的主要特點是缺乏廉恥心，是賣淫行為產生和發展的根本原因。根據努力定義這一類型的塔諾夫斯基的說法，「道德錯亂」的特徵相當多種：缺乏關愛，猛烈的嫉妒和報復欲，對財產意識和友誼感受的薄弱，母性本能萎縮使得妓女經常迫害兒童，並在老年時操控自己的女兒賣淫，被犯罪吸引，特別是盜竊和勒索，以及身體暴力和貪得無厭，都是界定道德錯亂的首要參考依據。

 

　　此外，先天性妓女的智力低於平均水準。智力功能的下降和繁殖本能的衰退，意味著她隨心所欲，力行營養至上，並表現為對酒精、甜點抑或暴食的癖好。熱愛賭博，喜歡游手好閒，對煩惱敏感度極低，具有無所事事及發呆的天分，這些都是退化的特徵，與舞蹈激情的騷動形成對比。這些特徵也令人聯想到未開化人類同時具有懶散與狂歡的特徵。此外，先天性妓女也是騙子。跟所有的「道德錯亂者」一樣，她們對動物非常依戀，像狗一樣忠於她們的皮條客。在龍布羅梭看來，妓女的宗教精神本身就是退化的跡象。

 

　　我們必須重申，先天性妓女最主要的特徵仍然是缺乏廉恥心。這個特點絕妙地構成了道德退化的心理症狀，並認為妓女是在道德精神失常、而非性的驅使下從事她的職業，這種現象解決了一直以來在性早熟、從事賣淫和性慾低下症之間存在的矛盾。對她來說，性慾低下症更是一種優勢，「一種物競天擇的適應」。正因為無論在道德上還是身體上，性行為在她看來都微不足道，先天性妓女才能對賣淫駕輕就熟。

 

　　系譜學（Généalogie）充分證明了先天性妓女理論。左拉的作品是最好的例子。我們知道，十九世紀的作家重視家庭的重建，並渴於證明犯罪、淫蕩和所有其他缺陷的遺傳性根源。訴諸遺傳，主要是為了追蹤和解釋病態及不健康的現象，並希望將錯誤視為自然現象。關於先天性妓女的科學論述，是這種做法極具說服力的例子。塔諾夫斯基指出俄羅斯妓女的祖先患有酗酒、肺結核、梅毒、神經或精神疾病的頻率。她表示，若母親沉溺於杯中物，退化的跡象就特別明顯。

 

　　當然要重申，也有一些是後天養成的偶發性妓女，大部分是私娼。塔諾夫斯基認為世上的這些「無憂無慮女子」（insouciantes）是通姦的女人，她們只獨寵一個情人。「沒有為惡而惡的習性」，這一點將這些女子與妓女區分開來。她們若從事性交易，通常是受到貧窮、家庭不良榜樣、被誘姦者拋棄所驅使，或是被販賣婦女的人口販子陷害。一旦下海，她們會表現得比先天性妓女更持重；她們仍然懂得羞恥和悔恨，並極為關愛孩童。

 

　　先天性妓女理論遭到廣泛批評，然而在法國醫學界仍有相當大的迴響，也出現在不計其數的作品內，即使作者們對於塔諾夫斯基或其他義大利犯罪學家的理論仍持保留意見，不願完全認同。早在一八八八年，巴黎比塞特醫院（Bicêtre）醫生、聲譽卓著的性學家夏爾．費雷（Charles Féré）就把賣淫與犯罪相提並論；他認為妓女和罪犯的共同點是不事生產，是「文明的廢人」、「適應性的渣滓」、「因先天性殘疾和疾病而無能」。在他眼中，拒絕工作與尋求享樂，還有「易怒的體質……這些最有利於藝術的生理條件」都是退化跡象，也是神經系統類疾病的特徵。阿爾芒．科爾醫生（Armand Marie Corre）強調，賣淫提供了一個在此之前幾乎沒人想到的優勢，即構成犯罪婦女轉移注意力的消遣。在一篇內容只不過是推廣先天性妓女理論，尤其是推廣龍布羅梭和菲雷羅著作的文章中，艾彌爾．洛朗醫生（Émile Laurent）強調了酗酒遺傳成為賣淫起源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很多家庭中只有瘋子、罪犯或妓女。格拉斯醫生則在其論文的結論中鼓吹先天性妓女理論，儘管他的臨床觀察傾向於凸顯這一理論的錯誤。

 

 

　　「生殖錯亂」

 

　　在法國， 對先天性妓女理論說明得最仔細也最完整的，是奧克塔夫．西蒙諾醫生（Octave Simonot）。這位掃黃警隊醫生表示，檢查過兩千名賣淫婦女後，他努力描述生殖錯亂（la folie de lagénération）的心理生理特徵；在他看來，這是一種妓女特有的精神錯亂形式。帕宏—杜夏特雷於一八三六年創立的有關法國妓女的漫長人類學論述，由西蒙諾於一九一一年的研究告終。西蒙諾一開始就駁斥社會學家援引的起因；對他來說，「賣淫是一種病態的有機感情」。他認同塔諾夫斯基的人類學觀察，主要將自己的理論建立在神經學、尤其在大腦活動障礙的基礎上。在他看來，「賣淫是一種自動反射行為」，妓女的生活則是「一種純粹的反射」。然而妓女的這種「生殖錯亂」特徵具有遺傳性，它是由其「遺傳血漿（plasma）的化學、生物改性產生的」。

 

　　據他表示，在聖拉札監獄醫護所接受治療的女性，有百分之八十患有大腦機能衰弱症，導致記憶力喪失，注意力降低且不連貫。妓女與未開化人類一樣，只剩下「出於本能的關注力」。兩者都無能力進行「有意識的關注」，而這種關注是工作的條件，也代表人類高度進化的程度。這一特徵與分心狀態的頻率和產生癡迷的敏感度息息相關，兩者都是退化的症狀。

 

　　患有「生殖錯亂」的妓女沒有意志力；在聖拉札監獄醫護所接受治療的妓女，有百分之七十也是如此；她們對工作的渴望僅停留在「內心夢想」的階段。此外，妓女也容易受到幻覺影響，因為她的大腦無法完成感知領會所需的合成工作；因此她也苦於「大腦感官意象極度混亂」。妓女的大腦有時保持在「完全沒有生命力和存在感」的狀態，作為這種「生理斬首」（décapitation physiologique）的受害者，只有衝動能支配其行為。

 

　　在聖拉札接受治療的妓女，有百分之九十投入精力尋求肉體享樂，這是「生殖錯亂」的另一個症狀。她們仍然受到「由周邊神經組成的低級感官」支配，因此鮮豔的色彩、音樂和性關係對她們具有吸引力。這種長期追求快樂的行為，使妓女看起來像個孩子和未開化的人。對妓女來說，愛情與生殖行為是一致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妓女在「如兩棲類或鳥類的階段便停止發育」。「生殖行為」在她身上產生了真實的激情，而「生殖行為」在「正常的、發育良好的人身上引起的情感，是暫時且轉瞬即逝的」。然而「由生殖行為產生的激情，即是賣淫」。

 

　　妓女易於被慫恿的脆弱性、特有的不穩定性，以及用來指控她的、與任何形式的流浪一樣受到譴責的「精神流浪」（vagabondage mental），都是因為她的「大腦機制」中產生了「阻止思想、運動和行為協調的連續性消解」。最後，西蒙諾醫生認為，在賣淫的起源中，遺傳所引起的脊柱刺激症狀（l’irritation spinale）極為重要；他認為這種疾病伴隨著一種「大致上完全阻斷脊髓與腦的傳遞」所引起的「反射興奮性」（excitabilité réflexe）。

 

　　作者論證中的譫妄特徵，一方面也揭示了醫學論述今後在探討賣淫現象時的極端張力。此外，西蒙諾醫生的研究並非人們想像的那麼可笑；這倒不是因為它刊登在一本廣為流傳的重要期刊上，而是因為這位前掃黃警隊醫生始終以他所認為的科學方式，關注如何證成早期管制主義文獻中的刻板成見。總結來說，西蒙諾醫生像早先所有人類學家一樣，強調了妓女的邊緣化，但這次他借鑑心理生理學，用成套偽科學理論建立了這種社會排除現象的基礎。「強壯、適應力強、集體的人類不斷進化；弱小、個別的妓女不具適應力。」根據西蒙諾醫生的看法，排斥工作、逃避痛苦、拒絕安定，以及無休止地追求享樂，造成了生殖錯亂，這是退化的結果。

 

　　我說閣下你是否有病？

 

　　無論先天性妓女理論的影響如何，都廣泛遭受質疑。就連龍布羅梭本人後來也不得不收回這個理論。除了社會主義者、自由至上主義者，和所有拒絕承認天性做為賣淫行為的首要因素的人們可想而知的敵意外，醫學界大多也持保留態度。格拉斯下筆謹慎，但保留態度有時會變成公開的敵意。一八九七年，布魯塞爾的丹尼葉醫生（G. Daniel）嚴厲批判了塔諾夫斯基的著作。他問道，辨識良家婦女的標準是什麼？他也補充，關於妓女，「單純地說，我認為沒有任何理由對妓女進行專門的精神病學研究，對裁縫師或賣花女也是一樣。她們和其他工匠一樣，為了一筆錢從事一項工作。她們的特點，首先就是沒有任何特點」。當然，廢娼派醫生的批評最為嚴厲、往往也是最清醒的。莫哈特醫生在強調管制主義與先天性妓女理論之間的延續性後，於一九○六年寫道：「在路易十二時期，妓女是道德墮落者。自龍布羅梭以來，她們也是身體墮落者……因而再一次，可以對她們為所欲為。」

 

　　然而，當加布里埃爾．塔爾德 （Gabriel Tarde）提出一個極其創新、令人目眩神搖的分析，對義大利人類學進行了最深刻的批判後，才解釋了為什麼義大利人類學發展的理論無法說服人。這位法蘭西公學院（Collège de France）社會學教授的推理非常簡單：「愛情生來就是性交生殖的奴隸，藉由文明試圖擺脫這種……猶如動物生活的單純生育手段，其本身趨向成為一個目標。」 在塔爾德看來，這種「愛情的絕育」是他那個時代的主要現象。但他認為，這種絕育所增加的肉體享樂，不應該被當成是「可恥」的東西。

 

 

　　這些新的資料對「感官之樂的實用或美學價值，對其個人和社會作用」進行審思，並由此產生一種新的行為準則。實際上，「明日的道德，將是明日對於性關係的重要性、性質和意義的信念」；根據人們對享樂的評價，「整個婚姻和家庭的概念將隨之而來，關於性行為義務的整套系統將由此推論出來」。如果認同情慾占首要地位，對賣淫的構想方式就會產生根本轉變。它遠遠不像艾德瓦德．韋斯特馬克（Edvard Westermarck）所說的那樣，是一種原始性濫交的後遺症，而是隨著文明發展所致。這其實是一種美學的職業，直到基督教的廉恥概念出現，才為這種職業貼上了羞恥的標籤。被法令所局限、圈禁的不育之愛將被頌揚。但賣淫也滿足了一個極重要的功能，即在以生育為目標的一夫一妻制婚姻中，彌補其弊端與缺陷。作者總結：「總之只有兩種可能性：要麼即使有用卻仍舊可恥的賣淫注定消失，並被其他某些更能有效彌補一夫一妻制婚姻缺陷的制度取代；要麼賣淫變得受人尊重並繼續存在，也就是不管人們願不願意，它都得到尊重。當賣淫工會化，並組織一個提供某些擔保才能加入的同業公會，由此培養一定的職業美德，提高會員的道德水準，它就能漸漸受到尊重。」此處的社會學分析結合了自由至上主義者的訴求，與俄羅斯和義大利人類學理論截然相反。

 

　　從帕宏—杜夏特雷到謙遜的西蒙諾醫生，醫學和人類學論述的一致性，乍看之下使人不得不震驚，這些論述傾向於呈現天性優先於社會結構的影響。但十九世紀末發展的妓女人類學，並不盡然是七月王朝慈善家事業的延續；這些慈善家的研究方法在某種意義上屬於前社會學（présociologique），包含對生活方式和環境的研究。塔諾夫斯基或龍布羅梭之流的研究，則承認生物學的首要地位，環境的影響不敵遺傳的天命，目的是說服人們，賣淫無論是否被邊緣化，都不是一個社會類別，而是一個生物環境；與此同時，對精神病學的研究也正圍繞著賣淫問題發展。將賣淫和世俗的縱慾詮釋為一種精神錯亂，如同試圖將犯罪視為精神病，等於將賣淫與縱慾排除在正常狀態之外，以制止女性離經叛道的性行為。

 

　　賣淫被視為遺傳性、而非社會組織不完善的後果，這種想法能規避許多問題；醫學論述聲稱為先天性妓女理論提供科學依據，也更加鞏固了管制主義。

 

　　認為賣淫和放蕩來自病態的遺傳，終究是發動了當時輿論對退化的深層恐懼，來反對賣淫行為與婦女的性自由。柯林醫生在一八九○年寫道，「遺傳是宿命的現代表達方式」，而我們也已看到性病危害的宣傳者如何利用這個概念。在任何一種情況下，由遺傳病態觀念產生的這種將不道德行為的天性化，加重了性焦慮，尤其是婦女的性焦慮。

 

（本文為《歡場女孩：慾望、歡愉與性苦悶，近代法國性產業的形式與管制》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歡場女孩：慾望、歡愉與性苦悶，近代法國性產業的形式與管制》 Les Filles de noce: Misère sexuelle et prostitution au XIXe siècle

作者：Alain Corbin

出版：臺灣商務

日期：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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