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轉變造就了全世界規模最大的中產階級，這個市場非常渴求物質商品和西方影劇，至少有一段時間確實如此。但中國消費者的習慣正在迅速改變，《華爾街日報》記者艾里克‧施瓦策爾（Erich Schwartzel）在著作《紅地毯：好萊塢、中國和文化霸權的全球之戰》（Red Carpet: Hollywood, China, and the Global Battle for Cultural Supremacy）詳細記錄了這些變化。

　　中國崛起之際，好萊塢正轉向高製作預算的系列電影，並將重心放在海外市場。隨著好萊塢向中國示好，中國也在學習好萊塢的模式，邀請資深電影製作人製作中國電影，並就電影的寫作、表演和技術方面開設「大師課程」。

　　2017年，中國製作帶有極端愛國主義色彩的動作片《戰狼2》成為中國影史上最賣座的電影，票房收入高達8.74億美元。當美國電影萎靡不振之時，緊隨其後的還有其他中國大片，比如2021年的《長津湖戰役》。2020年，在Covid-19疫情最嚴峻的時期，中國超過美國成為全球電影票房第一的國家。

　　長期以來，好萊塢製片人在中國做生意始終盡量遵循嚴格、有些甚至是詭異的潛規則，但近年美國電影卻越來越少獲准在中國上映，施瓦策爾在跟《洛杉磯日報》的對話中談到了中國政府的宣傳、審查制度與威權主義劇本。

　　隨著需求下降，獲准在中國上映的美國電影越來越少，是否意味著好萊塢進入中國的大門正逐漸縮小？施瓦策爾表示：「我不確定觀眾是否不想看到美國人出現，但中國高官似乎不希望如此。不僅是美國電影表現不佳，就連強檔大片也根本進不去，在中國市場上留下了大大的鴨蛋。更讓好萊塢高層沮喪的是，他們真的沒有其他辦法了。中國電影賺了很多錢，我覺得中國人如果想看中國電影，就會進電影院。但如果想看新的美國電影，他們會認為只要上網看盜版就好。」

　　而對於先前約翰‧希南（John Cena）因為稱台灣為國家，接著迅速錄製了道歉影片，施瓦策爾指出：「這意味著《玩命關頭》（Fast and Furious）系列電影必須打進中國市場，確保環球集團的主題公園繼續發展，以及確保環球集團（透過NBC）轉播北京冬奧的合約安全無虞。它看似是匆忙製作的詭異道歉影片，而實際上背後牽涉了更大的企業利益。」

　　然而，Netflix沒有進軍中國，但似乎還是盈利的狀態，為什麼電影公司不能效仿這種模式呢？施瓦策爾認為，過去十年內好萊塢幾乎完全依賴於高製作預算的影院票房，電影公司優先考量的是那些成本可能高達2億美元、必須在全球上映才能獲利的電影。於是，當你想開拍另一部耗資2億美元的電影時，為了證明製作預算可行，就會有高層跑出來說，我們預計在中國回收X美元的票房。

　　當談到對電影製作的要求時，施瓦策爾將北京比喻為納粹，他說：「北京的做法與美國參戰以前的納粹極為相似。當時納粹政府明確表明，將懲罰製作反納粹電影的電影公司，即使電影沒有在德國上映也是如此，這跟中國對《達賴的一生》（Kundun）和《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所做的一樣，這兩部電影雖然一開始就沒打算在中國播放，但還是讓兩間電影公司吃盡了苦頭。另一件事是在前期製作階段控制電影製作方，明確表態如果電影繼續這樣拍攝，那能否上映就會是一個問題。最後是採取『殺雞儆猴』的做法，藉由公開懲罰中國政府不同意的電影題材，讓所有人都知道假如越界會發生什麼事。」

　　但中國的宣傳電影能在國外贏得民心嗎？施瓦策爾認為，短期之內似乎不太可能在美國推出一部中國大片。但是他曾在非洲待過一段時間，那裡有許多觀眾正在以中國取代美國。

　　在談到2022北京冬奧與2008年北京奧運的對比時，施瓦策爾說道：「兩者的對比相當巨大。2008年，中國正在填補一個世紀以前美國所扮演的角色：一個在世界舞台上亟欲展現自身實力的新強國。但從那之後，一切都不一樣了。聚光燈聚焦在人權、言論自由和專制行為等問題，彭帥是一個例子，新疆的維吾爾族集中營則是更大的例子。2022年冬奧不是2008年奧運的續集，而是一場關於中國崛起對這些重要問題意味著什麼的探究。」

原文出處：Los Angeles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