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蕾爾‧溫漢姆（Clare Wenham）在倫敦經濟學院研究全球衛生政策，她在接受BBC採訪時談到了英國處理武漢肺炎的做法，但此時女兒史嘉蕾（Scarlett）卻跑進房間，她有一個更緊迫的問題：獨角獸放在哪個架子上展示會最好看？

 

　　溫漢姆扛住了史嘉蕾的懇求，採訪者甚至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這段影片在網路上瘋傳，與2017年前的另一起事件形成鮮明對比，而且也是在BBC播出。美韓事務政治分析家羅伯特‧凱利（Robert Kelly）在家裡接受現場採訪時被孩子打斷，當時凱利的妻子為了挽救局面，急忙地跑進房間把女兒和兒子帶走。但對溫漢姆來說，這不是選項之一：因為她的伴侶正在另一個房間工作，對這個突發狀況渾然不覺，她只能靠自己堅持住。

 

　　理想化的職業父母形象——表面平靜，私底下拼命應付各種狀況——成為疫情的意外犧牲品，遠端會議使雇主和外界不得不看見職業父母們碰到的窘境。

 

　　英國新聞工作者海倫‧露易絲（Helen Lewis）早在2020年寫道，武漢肺炎會成為「女性主義的災難」，許多女性為因應政府和雇主的要求，被迫改變時間安排的優先順序。研究過往傳染病的科學家預測，學校關閉迫使職業父母被勞動力市場排除在外，而在家上課的負擔更多地落在母親身上。女性更有可能是單親家長，而如果是異性戀夫妻，她們也更可能變成收入較低的一方。科學家預測，由於實際的經濟原因或無意識的文化原因，多數夫妻在被迫選擇讓一方繼續工作時，通常會選擇保留男性的工作。疫情讓許多家庭回到了1950年代的情況，重新出現了養家者與家庭主婦的分歧。

 

　　露易絲的預言都發生了。2017年，凱利採訪被打斷的情況很罕見，因此是個不錯的新聞話題，而溫漢姆的採訪則因為相反的原因爆紅——它很容易引起共鳴。她指出，陌生人會向她尋求育兒建議，但她其實更喜歡談論政策和數據，她說：「在家裡，我只有兩個樣本數量啊。」

 

 

　　露易絲寫道：「女性主義是一個支離破碎的運動，畢竟除了性別相同以外，貧民窟的單親媽媽與曼哈頓的社交名媛又有什麼共同點？」這場疫情以極其相似的方式影響了全世界的婦女和女孩，在瑞典和奈及利亞等不同國家，家暴案件有所上升；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24個國家中，有17個國家的女性面臨失業衝擊，這些國家在2020年的失業率整體都升高了。在美國，2021年1月有27.5萬名女性離開了工作崗位，男性則為7.1萬；在南非，2021年7月的一項調查發現，在疫情剛爆發的頭幾個月，失業或被迫休假的受訪者中有三分之二為女性。

 

　　溫漢姆是國際性的「性別與COVID-19」（Gender & Covid-19）計畫的共同負責人，他將這樣的全球趨勢一部分歸因於富裕國家的高傲態度：那些本能做得更多的國家，卻沒有做更多。她指出，當她探討COVID-19的性別影響時，英國政府給出了這樣的回應：「倫敦不是利比亞，這種情況不會在這裡發生。」

 

　　高傲態度也阻礙了收集疫情對醫療與社會影響的數據，對社會科學家和政策制定者來說，缺乏數據是個問題，溫漢姆說：「在我比較憤世嫉俗的時候，我覺得政府根本不想要這些資料。」這些證據確鑿的資料彷彿在告訴女性，自疫情爆發以後的日子變得有多慘。

 

　　與此同時，學術研究者和比爾與美琳達‧蓋茲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等國際組織填補了資料缺口。在英國，由獨立科學家組成的婦女預算團隊（Women 's Budget Group）記錄了疫情影響所造成的不平等。一項針對1003人的調查發現，如果學校和托兒所關閉，低收入父母失去工作的可能性要高出9倍；同時，有五分之一的母親因為肩負照顧孩子的責任被解雇或沒有工作的時間，父親的比例為13％。除了投資於兒童保育和讓更多婦女參與政治決策以外，婦女預算團隊還呼籲對飯店和零售業等以女性為主的產業提供支援。

 

 

　　統計數據是一回事，當你跟這些職業父母交談時，就會發現他們心力交瘁，通常還夾帶一種不公平的感受。蘇珊娜‧海爾斯（Susannah Hares）是全球發展中心（Centre for Global Development）的資深政策研究員，她是一名育有兩歲孩子的單親媽媽。她的日常工作包括研究COVID-19對性別造成的影響，而諷刺的是在過去一年內，托兒所把她的兒子送回家裡自我隔離了三次，每次都超過一周，每一次都沒有事先通知，她說：「我不得不退出研究小組，我覺得這影響到我的職業生涯。」

 

　　露易絲還引用了一年前採訪埃默里大學流行病學家瑞秋‧帕茲（Rachel Patzer）的例子，當時她必須照顧一名三周大的嬰兒和兩名年幼的孩子，她的丈夫（在當地一間醫院急診室工作）則必須住在車庫，以防把病毒傳染給家人。帕茲現在還保有原本的工作，儘管如此，反覆不斷地隔離、缺乏兒童保育支持，以及虛擬學校的費用，都讓她的生活變得艱困。更糟糕的是，身旁的人很難理解她所面臨的挑戰，或者寧可不去相信這些問題存在，她說：「我的許多同事是沒有孩子的男性，或者孩子已經長大成人，他們根本無法理解我的情況。我向同事表達過種種擔憂，但只被建議不要再用孩子當藉口影響到工作。」

 

　　「重新開放學校」在政治上的優先程度排得如此低，許多美國家長感覺受到了特定的侮辱，帕茲說：「我仍然對我們的文化與政府的領導能力感到失望，我們允許酒吧、餐廳和其他非必要的業務在學校仍然關閉的情況下開放。在過去的一年內，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受苦。」

 

 

　　在英國，當財政大臣里希‧蘇納克（Rishi Sunak）稱讚「各地的母親兼顧照顧孩子和工作」時，立即引起了強烈反彈。這看似是得體的官方回答，但人們認為與其嘴巴稱讚，還不如直接給錢實際。這個聲明也冒犯到父親們，他們認為自己的付出沒有被承認而覺得受辱，儘管人口層面的數據顯示，女性承擔的無償照顧工作確實更多。這一直都是女性主義的悖論：當妳忙著幫孩子包尿布和煮晚餐，還會有多少時間去反對這種不平等。此外，女性運動長期以來都把「提升意識」當成行動的第一步，但就像格洛麗亞‧斯泰納姆（Gloria Steinem）所說：「真相會讓你自由，而在那之前你會先抓狂。」

 

　　在疫情爆發後的這段期間，多數女性被迫面對生活中的不平等，所有人也都意識到：疫情的影響將持續數年，甚至數十年。但女性也比男性更容易受到疫情影響，因為如果一間公司需要裁員，很大的機率會先挑出需要請假照顧孩子的員工，而這些人大多是女性。

 

　　對海爾斯來說，前景並不完全黯淡。她在閱讀中世紀黑死病的相關文獻時，感覺到意外的安慰。黑死病造成的死亡人數導致農業勞動力短缺，反過來「鼓勵不需費力使用重犁的技術，為女性提供了工作機會」。一些歷史學家認為，現代女性結婚的年齡更晚，孩子也生得較少，從而增加她們的獨立性。海爾斯認為，在家工作的轉變加速了彈性工作的趨勢，從而讓職業女性受益。在疫情以前大部分雇主極力反對讓員工彈性工作，她補充說：「在疫情爆發前，我的日常生活總是遲到，而且壓力很大——每天都要設法處理托兒所的接送工作。但自疫情爆發以後，這部分生活變得輕鬆許多。」

 

　　儘管如此，科學家在2020年的大部分預測都已成為現實。武漢肺炎對女性主義是一場災難，更重重打擊了女性主義在過去50年所取得的進展。

 

 

原文出處：Atlan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