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軍面臨著內部的生存威脅：一次肝炎的爆發懷疑感染了數十萬人。當時尚無用於研究病毒性肝炎的動物或細胞培養模型，但軍方迫切希望找出爆發源頭，並瞭解該怎麼控制疫情。於是，軍方與生物醫學科學家合作展開了人體實驗，而這些實驗在二戰後還持續了數十年。

　　歷史社會學家賽德尼‧哈爾彭（Sydney Halpern）在著作《危險醫學：肝炎人體實驗背後的故事》（Dangerous Medicine: The Story behind Human Experiments with Hepatitis）提到這個為期30年的實驗計畫，科學家刻意讓1000多位民眾感染會引發肝炎的病毒，其中甚至還有150多名兒童。受試者包括囚犯、殘疾兒童、重度精神疾病患者，以及以社區服務代替服役的拒服兵役者。由於美國監獄與精神病院體制的種族偏見，因此黑人受試者的數量也不成比例的高。我們永遠無法估算這些實驗所造成的長期影響：雖然在短期之內肝炎很少致命，但可能會在感染的數年後引發慢性肝病與癌症。

　　二十世紀中期駭人聽聞的人體實驗故事屢見不鮮，其中最著名的是在阿拉巴馬州的塔斯基吉梅毒實驗，該研究從1930年代開始，不讓數百名患有梅毒的黑人男性接受治療長達數十年。 然而，《危險醫學》不僅只是再一次講述經典案例，它還對社會、軍事與科學背景進行徹底地探索，而這些環境孕育了過去那些恐怖且不道德的醫療行為。哈爾彭儘量避免單純描述單一個人或團隊的故事，而是拼湊整理了數百份歷史文獻，將焦點放在整個體制的濫權。

　　肝炎的人體實驗始於1942年，當時肝炎在美國士兵與軍事人員之間爆發，科學家最終確定，疫情是由一批受污染的黃熱病疫苗所引起。這些研究在戰爭的支持下展開，直到1972年因公眾與學術界對人體實驗的態度轉變才中止。

　　科學家廣泛研究了肝炎生物學，區分A型肝炎（藉由被污染的食物傳播）與B型肝炎（藉由被污染的血液製品傳播），試圖在血液供應中尋找將B型肝炎病毒滅活的方法，並測試治療與預防方法。有些研究還刻意讓人們接觸汙染物質，不是透過注射就是讓人攝入混合巧克力牛奶與糞便樣本、內含肝炎病毒的「奶昔」。在各種實驗過程中，至少有四人死於肝炎。但由於沒有長期的追蹤調查——當個體實驗結束後便停止監測——因此沒有數據證明究竟有多少受試者在數年後因感染肝炎而致殘或死亡。

　　數十年來，科學家向學術界與媒體證明了研究的必要性，並隨著時代風氣重新設計實驗方法。最初，它被形容為「幫助軍隊的必要犧牲」。後來，在監獄進行的實驗則被認為是囚犯透過社會服務改過自新的途徑。對精神病患者的研究是「發燒療法」的延伸——當時一些科學家認為，瘧疾與肝炎等傳染病引發的高燒，或許能夠改善某些精神狀況。在殘疾兒童身上進行的實驗，被合理化成嘗試讓兒童對特定疾病產生免疫力，因為這些傳染病在其居住的擁擠和不衛生的環境很常見。

　　儘管哈爾彭重點放在大環境，但她並沒有讓個人卸責。一些研究負責人知道研究作很可能讓民眾恐懼，因此試圖控制媒體輿論——剛開始是把報導壓下來，後來則鼓勵把受試者描繪成英雄。一些期刊編輯不僅發表了肝炎實驗的科學發現，而且還撰寫了讚揚這些研究的評論。

　　哈爾彭還指出，儘管實驗期間還沒有完全瞭解肝炎的長期影響，但早在1940年代就已經有跡象表明，科學家知道有這種可能性。最終，到1970年代和1980年代，流行病學研究證明，B型肝炎帶原者比非帶原者更容易罹患肝硬化與肝癌。

　　對肝炎的無知也影響了許多兒童。由於兒童的直接症狀沒有那麼嚴重，因此科學家以為讓年輕人感染可以獲得免疫力，在長大後也比較不會變成重症。但事實上，兒童得到B型肝炎比成人更可能變成終身的B型肝炎帶原者，並且長期影響著他們的健康狀況。

　　當我們看見二十世紀中期人們對於傳染病的無知時，或許會對此嗤之以鼻，但在這個世界仍處於Covid-19病毒流行的時期，兩者具有某些相似之處。我們可以發現，人們在嘗試解決傳染病的嚴重影響（住院、死亡）時，往往沒有考量到長期的影響（殘疾）；而那些最沒有權力的人——兒童、監獄囚犯、重度神疾病患者——則經常被握有權力的人置於危險之中。

原文出處：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