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莉‧拉森（Nella Larsen）的《白色通行證》（Passing）探索了一種微妙的騙局——生來是被排斥歧視的種族，但為了特權、安全或權力而冒充為另一個種族。然而，《白色通行證》的意義不在於表面的事實，而在於其出色的手法：優美的文筆，細膩的人物刻畫，以及心理焦慮之強烈。

　　拉森的小說散發出感官上的魅力、挫敗感與不祥的預感。1927年的芝加哥，兩名淺膚色的黑人女性，她們雖然是兒時玩伴，卻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後來在「白人的空間」裡再次相遇。儘管這樣的關係可能帶來危險，但這段詭異的友誼就此重啟。

　　愛琳‧雷德菲爾德（Irene Redfield）是一名黑人醫生的妻子，活躍於哈林區的社交圈，對她來說，冒充白人只是一種無傷大雅的放縱，偶爾為了「方便」這麼做，而這樣的種族彈性使她獲得了「餐廳、戲院門票之類的好處」；對美麗的孤兒克蕾兒‧肯德利（Clare Kendry）來說，冒充白人是一種生存方式，克蕾兒跟那些看不起黑人的白人親戚同住，她想得到更多的東西，然後牢牢抓緊它們。

　　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女性的奇妙重聚：一個魯莽、輕浮、大膽；另一個封閉，規矩，謹慎。長大後的克蕾兒以白人的身份生活，她是時尚貌美的女性，嫁給了一名種族主義的富商，一無所知的丈夫肯定無法接受克蕾兒的混血身份，以及她過去的交友圈。她的選擇出於絕望與野心，但在對期望嗤之以鼻的同時，她逃避了種族分類的獨斷與靈活性。她拒絕按照過往的規則生活，也拒絕完全離開她現在的世界。當她遇見老朋友、已婚的愛琳，這場重逢點燃了她內心的渴望。

　　相反地，愛琳小心翼翼的生活在自己打造的高牆裡，她總是注意自己的言行，甚至擔心丈夫會告訴孩子「種族問題」。她試圖讓孩子遠離醜陋的世界，認為自己能保護他們不去知道種族主義。但這是一個信號，表明她已經脫離了現實。

　　兩位女性之間的對比、相似性與相互影響是《白色通行證》如此美妙的部分原因。每一個選擇都經過精心思考，她們的互動禮貌客氣，但拉森卻有辦法讓這些簡單的事情，都感覺像是暴風雨來臨前的序曲。

　　除了社交方面的描繪，拉森也一再地嶄露其藝術技巧：尤其是她對情節、角色與情緒的嫺熟處理。懸疑與恐懼的語言和形象從開始就一直存在，以及角色微妙的情緒轉變；愛琳的心境變得越來越緊張，因為她跟克蕾兒的交情加深，她開始覺得這個迷人的闖入者，正在威脅她所建立的生活。

　　拉森大膽地把哥德式的方言放進愛琳的腦海，以此喚起害怕、預感，與恐懼。在克蕾兒歇斯底里的言談中有一段鋪陳，她在跟愛琳對話時，把自己形容為一個威脅，說道：「難道你沒有意識到我一點都不像你嗎？為了得到我想要的東西，我願意做任何事，傷害任何人，拋下任何東西。真的，我很不安全。」或是在愛琳見過克蕾兒的丈夫後，她在街上產生渾身冰冷的感覺：

　　「她微微打了一個寒顫，她對自己說：『沒什麼，就只是像孩子們所說的那樣，有人走過了我的墳墓而已。』」

　　《白色通行證》出版於1929年，當時正值哈林文藝復興運動——拉森也參與其中。在《白色通行證》出版後，它引起的漣漪多於轟動，在評論界的好評遠遠超過了銷量。著名的社會學家W.E.B.杜波依斯（W.E.B. Du Bois）在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發行的《危機》（Crisis）雜誌中，給予了《白色通行證》正面評價，並讚譽它是年度最佳小說之一，他寫道：「拉森解釋了事物的心理；它對朋友與敵人的反應。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但她無所畏懼地以精湛的藝術解決了問題。」

　　近100年後，拉森的影響依然存在。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的文學作品中，「悲慘的黑白混血兒」是非常典型的角色：一個有黑白混血背景的人，因為非洲血統與憧憬白人的生活，從而導致了巨大的孤獨和痛苦。儘管具有相似的輪廓，但拉森的小說超越了過往的手法。她巧妙地在心理層面與大環境之間切換，更深入也更矛盾地把這些舊有形象複雜化，使杜波依斯的雙重意識概念變得栩栩如生。拉森呈現了親密的選擇是如何與社會力量連結，同時賦予了書中角色不可磨滅的獨特性。

原文出處：N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