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當伊恩・佛萊明（Ian Fleming）開始撰寫詹姆斯・龐德（James Bond）系列小說時，英國正從災難性的戰爭中重新爬起來。雖然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取得勝利，但損失遠遠超過所能承擔的範圍。在英國國內，民眾享受著從戰時緊縮過渡到戰後富裕的生活。然而，從外在來看，這個曾經勢力遍及全球的日不落帝國已經搖搖欲墜。佛萊明筆下的龐德反映了兩種對立趨勢：他既當代又古典，他既享受現代化，又積極捍衛英國在戰前的世界強國地位。

 

　　1953年，佛萊明出版《皇家夜總會》（Casino Royale）——龐德系列小說的第一部作品，而英國正逐漸失去全球超級強國的地位。正如英國歷史學家馬歇爾（P. J. Marshall）指出，就在幾年前，印度宣佈獨立，英國也放棄了巴勒斯坦。龐德小說系列前幾集出版時，大英帝國撤離了非洲和加勒比地區。第一部改編電影《第七號情報員》（Dr. No）上映的時間，就在烏干達宣佈脫離英國獨立的前幾天。

 

　　然而，這沒有阻止佛萊明將龐德描繪成典型的英國英雄人物，他的國家身份認同是他的性格與使命成功的核心。佛萊明非但沒有承認大英帝國衰落，反而對它視而不見，彷彿過去20年間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每一個敵人幾乎都有摧毀英國的意圖，並將英國情報機構視為頭號勁敵。在《第七號情報員續集》（From Russia With Love）中，就連龐德在莫斯科的敵人也滿懷敬意地承認軍情六處（MI6）及其情報行動的厲害。這種獨特的英國特色，融合了英國戰前的榮耀與戰後的現代化，成為龐德系列電影最持久的影響之一。

 

　　如果龐德代表英國，那他的敵人也是國家的敵人。佛萊明選擇了東方的敵人，並竭盡全力地將其東方化。諾博士來自中國與德國，雨果・德瑞斯爵士（Sir Hugo Drax）來自德國，而龐德系列電影中最具代表性的反派人物金手指（Goldfinger）則來自波羅的海地區。佛萊明誇大了這些國家的刻板印象，把他們──以及他們所代表的國家──描寫成不道德的惡棍，並屈服於龐德式的英國道德觀。當龐德勝利時（他總是能夠獲勝），勝利也屬於整個英國。

 

 

　　在電影中，這種暗示反映在佈景與拍攝地點的設計。肯・亞當（Ken Adam）是許多早期龐德電影的佈景設計師，他對古典建築的熱愛符合龐德的戰前傳統主義風格。龐德工作的英國情報機構通常位在一座古典建築裡，同樣地，我們在《第七號情報員》中瞥見的龐德公寓也是喬治時代（Georgian architecture）風格的建築。龐德居住的建築有如一種自信的制度力量，堪比英國在二戰爆發以前的地位。

 

　　相比之下，龐德系列的反派往往居住在寬廣的現代主義空間。亞當看到了現代主義建築與戰後權力之間的關聯，而這種關聯源於完全地控制，以及冷戰時期全球對於毀滅的恐懼。在亞當的作品中，現代主義代表著冷酷無情的力量，一種既迷人卻邪惡的力量。這些場景通常是專門用來象徵反派本身的狂妄自大，就像《雷霆谷》（You Only Live Twice）裡布洛費德（Blofeld）的火山巢穴那樣。在其他電影中，亞當採用了具代表性的現代主義建築，比如《金鋼鑽》（Diamonds Are Forever）中的埃爾羅德之家（Elrod House），將流暢的線條與寬廣的房間隱喻為精心策劃的邪惡計畫。

 

　　亞當的手法跟佛萊明個人的意識形態不謀而合。眾所周知，佛萊明極其厭惡現代主義，他鄙視現代主義的建築先驅勒・柯比意（Le Corbusier），甚至用現代主義建築師埃諾・戈德芬格（Ernő Goldfinger，順帶一提他還是佛萊明的鄰居）的名字來命名他筆下最著名的反派人物「金手指」。

 

　　佛萊明尤其反對現代主義對烏托邦的癡迷，這跟他的保守理念背道而馳。佛萊明認為，理想世界存在於過去，存在於一個已經存在的權力結構之中。勒・柯比意和密斯・凡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等現代主義者則認為，建築可以用來創造一個更美好且更理想的世界，對於權力具有全新的概念。西方世界將現代主義視為消除低效率、建設更繁榮社會的方式，並且普遍貫徹資本主義的原則。而在蘇聯，現代主義代表共產主義計畫的目標：平衡、平等，以及國家強大的象徵。

 

 

　　佛萊明對現代主義和烏托邦的不信任，體現在龐德系列的反派的意識形態之中，這些意識形態往往基於一種現代主義思想，即科技和實用主義可以從根本改善人類生活。現代主義者對烏托邦如此著迷的部分原因在於，他們對歷史的終結很感興趣。在創作龐德系列的反派角色時，佛萊明採納了這種觀點，並將其變為現實：幾乎所有反派都想要終結歷史，而且是藉由大規模毀滅的手法。

 

　　包括丹尼爾・克雷格（Daniel Craig）近幾年主演較新的龐德系列電影，一直以來都是採用這樣的觀點。跟《第七號情報員》一樣，龐德在《007：惡魔四伏》（Spectre）的公寓也是喬治時代風格的建築。雖然室內陳設簡樸，但空間裡的傢俱與裝飾顯然非常傳統。新電影裡的反派基地也具有亞當的現代主義元素，在《007：惡魔四伏》中，布洛費德的基地位在摩洛哥沙漠中的現代主義住宅；多明尼克・格林（Dominic Greene）在《007：量子危機》（Quantum of Solace）裡的生態酒店則是在具現代主義色彩的帕瑞納天文台（Paranal Observatory）所拍攝。

 

 

　　最新的龐德電影《007：生死交戰》（No Time to Die）也是過去半個世紀龐德系列電影慣用手法的延伸：龐德依然是英國人，依然遊走於傳統和現代之間，依然穿梭在許多古典建築裡。反派魯西法・薩芬（Lyutsifer Safin）具有東歐血統，懷抱著統治世界的毀滅性夢想。他的基地位在俄羅斯海岸某處一個廢棄的導彈發射井中，靈感同樣來自亞當的設計。這個空間本身就像洞穴，到處都有傾斜的角度——一個混凝土建築而成的烏托邦。

 

　　但與先前的龐德系列電影不同的是，薩芬在《007：生死交戰》的藏身處建立在蘇聯現代主義的廢墟之中，恢復了它昔日的輝煌。在發射井的大廳內，薩芬設置了一長排的燈光，使人想起冰島藝術家奧拉佛・艾里亞森（Olafur Eliasson）的裝置藝術，發射井的另一部分則被改造成修剪整齊的禪宗花園。這個空間的再利用帶有一種懷舊色彩——不僅是它讓人回想起亞當對現代主義的巧妙設計，還因為它看起來是在恢復昔日榮光，而不是重建。

 

 

　　在現代主義廢墟中尋找懷舊之情並不稀奇，比較文學學者安德烈亞斯・海森（Andreas Huyssen）寫道：「我們懷念現代主義的廢墟，因為它們似乎仍然保留著在這個時代已經消失的承諾：一個供人們選擇的未來。」海森認為，這樣的未來是烏托邦式的，是自由、進步與理性思考的理想。他將這種懷舊之情追溯至啟蒙運動時期，即現代性的最初。他認為，啟蒙運動對於理性的著迷，激發了對現代性的自我反思，而這種自我意識很容易引起懷舊情緒。換句話說，當我們看到廢墟的原貌時，我們會變得懷舊，同時想像它本來會變成什麼樣子。

 

　　儘管有這種自然的懷舊傾向，但在蘇聯共產主義垮台後的幾年間，建築師們普遍譴責現代主義及其烏托邦思想。許多人認為，現代主義者為了追求虛假的烏托邦，毀掉了城市與生活品質。然而，在過去的十年裡，烏托邦的理想捲土重來；先是在學術界，然後逐漸出現在流行文化之中。

 

　　漸漸地，我們也開始對共產主義的烏托邦產生興趣，因為我們看見了它們的魅力，而不是它們的衰敗。《007：生死交戰》一如既往地忠於過去的陳腔濫調，但與丹尼爾先前的系列電影相比，它對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態度顯得溫和許多。幾乎每一部龐德電影的結局都一樣：龐德阻止了敵人毀滅全世界的計畫，並在過程中摧毀了敵人的現代主義基地，以及他們所代表的烏托邦理想。

 

 

原文出處：Js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