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Ursula Weidenfeld

譯｜張守慧、周欣、楊燕詒、張翠蘚、李俞德

 

 

　　關於梅克爾和那些男性政治人物之間常見的故事，其實劇情非常簡單。在她擊潰了德國統一之父柯爾之後，緊接著對柯爾的黨主席接班人蕭伯樂步步進逼。而蕭伯樂與柯爾兩人又糾纏在一場極具殺傷力的彼此爭執當中，接著蕭伯樂自己捲入了非法政治獻金醜聞的風波裡。在檢察官調查期間，梅克爾卻從原本的黨秘書長晉升成了全黨主席。

 

　　之後，她又逐漸逼退那些充滿希望的中生代政治人物，例如黑森邦的總理羅蘭．科赫、薩爾蘭邦的總理彼得．謬勒（Peter Müller）、下薩克森邦總理和之後的聯邦總統克里斯蒂安．沃爾夫（Christian Wulff）、巴登——符騰堡邦的邦總理統根特．歐廷格（Günther Oettinger）、活躍於外交界的政治家弗里德伯特．普夫呂格（Friedbert Pflüger），尤其是基民黨在國會黨團的主席弗雷德里希．梅爾茨。

 

　　最終，她是「撐到最後的女人」，圓滿地從總理府卸任離開。

 

　　一個故事，既簡單又曲折。政治就像每張寄出去的履歷表一樣，暗藏著失敗的風險——自己會失敗、野心無法達成、對其他人有風險、對選民有風險。反正也只有一個人能搶到總理大位，因此大多數人都不肯邁出登上高峰的最後一步。在民主社會政治中，「只有選民才能決定誰成功」這個想法，完全是一種錯覺。在民主選舉制度中，政黨必須經歷毫不留情的競爭、採取各種策略、相互攻擊排擠。如同《梅克爾傳》作者格爾德．蘭格斯（Gerd Langguth）所形容， 不具備「追求權力絕對意志力」的人必輸無疑。

 

　　懷著入駐總理府夢想的政治人物很多，然而無一例外地都缺乏了絕對意志的決心。他們不僅成為對手的犧牲品，而他們的失敗也是因為缺少了一份「我絕對進駐於此」的動能。例如當年和柯爾競爭大位的巴伐利亞邦總理弗朗茨．喬瑟夫．施特勞斯（Franz Josef Strauß），就是缺少了那股掌握權力的決心，也因此柯爾才能當上總理，而不是那位來自慕尼黑、躊躇不前的男人。如果當時洛塔．施貝特（Lothar Späth）在一九八九年布萊梅黨員會議上提起勇氣挑戰柯爾，競選黨魁，次年他或許就可以成為總理候選人了。蕭伯樂和安妮格雷特．克朗普——凱倫鮑爾本可以對梅克爾發動政變，還有些勝算，但是在關鍵時刻，他們也缺少了決心和勇氣。

 

　　如果梅克爾是男性的話，人們會以不同的方式來談論對於政治結局的期望嗎？如果她的背景不是來自東德，而是西德呢？如果她看起來不那麼的無害、手無縛雞之力呢？身為總理的梅克爾，做了她的前輩們曾做過、她的繼任者也將會做的事情。她將黨員分類為圍繞在她身邊的盟友、她不想放棄的政治人物，和她存疑、必要時須與之對抗與擊敗的對手。就如同柯爾排擠他的勁敵們一樣。又或者像施若德把他的政敵們發配到政壇的邊陲地區一樣。之所以歷經這樣一個殘酷的過程，在於總理最後必須要組織起一個忠心於上司、且在緊急狀態下可以穩定運作的內閣。

 

　　然而被梅克爾排除的政治人物多為男性，這個現象，恐怕並非是女權主義的詭計使然，而應歸咎於基民黨的組成結構：黨內的男性競爭者本來就多於女性。在一九八○年代西德的高中學生及大學生社團中毫不掩飾的充斥著一種大男人主義風氣，由阿德諾基金會籌辦的「青年聯盟」海外參訪團，團隊成員神奇地清一色由男性組成，他們在一九七○年代末前往南美洲的旅途中，訂立一個傳奇且神祕的「安地斯條約同盟」（Andenpakt），同盟成員誓言彼此幫助與扶持，絕不相互競爭。梅克爾後來幾個最危險的競爭對手，皆來自這個圈子。這些西德的年輕保守派在與他們年齡相仿的梅克爾身上看到了生命中的對手，《明鏡週刊》如此的描述二十一新世紀之初時的局勢：「這些人是全心全意的基民黨人。」而當時的梅克爾只擁有一些後天學來的基民黨知識。

 

　　女性們在年度聚會上通常被視為女友們或妻子們。但年輕的女性政治人物卻不會主動要求參加這樣的聚會，加入青年黨團的女高中生和女大學生也絕少會利用這個時候展現政治野心。就算有，也總是扮演組織內秘書的角色。一九八六年間，當時基民黨萊茵蘭——法爾茨邦地方黨部協會召開會議，會議唯一的女性代表瑪麗亞．博麥爾（Maria Böhmer）拒絕延續以往的優良傳統：負責撰寫會議紀錄，立即成了一樁相當轟動的事件，萊茵蘭——法爾茨邦的人民不習慣如此忘恩負義的行為。博麥爾後來在梅克爾政府中成為總理府的國務部長，會議紀錄就交由其他人來撰寫了。

 

 

　　練習謙卑

 

　　二○二○年九月，聯邦議院議長沃夫岡．蕭伯樂決定，他將再一次競選聯邦國會的議席。雖然沒人敢打賭，但若是他當選，他這輩子的國會議員任期累積時間將超過五十年，比德國任何其他人都還要長（先前的紀錄保持人是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共同創辦人奧古斯特．倍倍爾August Bebel，任期長達四十三年）。

 

　　蕭伯樂曾是由柯爾和反對黨領袖所指定的部長、儲備的繼任總理、黨主席。二○二一年間他是現任聯邦議院議長，之後也很可能還會繼續留任。蕭伯樂經年來一直警惕人民，政治的真正樣貌是什麼，而且提醒人們不僅要辨別社會的危機，並要用政策方案和信念與之抗衡。身為基民黨黨員、議員和部長，他是聯邦德國戰後政策的化身：通常有效率、大多時候睿智、偶爾傷人。尤其是迴避風險這件事，儘管他堅定地提出草案，卻總是小心謹慎、四平八穩地公諸於世。

 

　　蕭伯樂可能會成為德國前所未有最好的總理。對梅克爾而言，他填補了自己施政上的空缺。但在另一方面，她也看出蕭伯樂的從政原則當中最危險之處：當基本的事物無法控制時，他會消極接受局面的發展，而梅克爾則會踩下剎車，翻轉局面。在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期，他已準備將希臘排除於歐元區之外，她卻在最後一個可能轉寰的時刻阻止了他。

 

　　在她來之前，他已經在這位子上很久了。現在他想要再續任四年，藉此他似乎想要確認：沒有她，他依舊有存在的價值。

 

　　蕭伯樂璀璨與苦難交錯、極其戲劇化的政治生涯，幾乎無人能比。即便在議會工作了將近五十年，他這位律師依然堅持著「言而有信，曾經協議過的事就該維持」。科爾與梅克爾與他不同的是，他們清楚協議至少也得取決於對的時機，而且必要時必須拋開協議，就連承諾或者是友誼也能拋開，這樣才能成為總理。否則仍然只會是一位部長，就像蕭伯樂。

 

　　一九七二年，蕭伯樂才剛完成他的法律系課程，獲得博士學位沒多久，便開始了財政官員的職業生涯。他的崛起非常快速，同年秋天他便初次獲選為聯邦國會議員了。他成為基民黨／基社黨議會黨團的議會主任、總理府主任和德國統一合約的首席談判代表。他的從政之路和後來的梅克爾同樣步步高升，當初許多人確信他最終會坐上內閣總理的那把高靠背、位置比其他椅子更高的扶手椅上。當時他本人並未對此發表任何意見，但他本人的想法也是這樣。曾有記者想在《亮點》週刊為他撰寫一則標題為《柯爾的儲君》的報導，他雖然對記者說「這是胡說八道」，但實際上他卻認為這是個不錯的點子。

 

　　他經歷一次暗殺而導致癱瘓，即便如此他還是儘快地重回了聯邦德國政壇，即便行動不便，卻升任成為議會黨團主席，成為首都波昂第二大有權勢的政府人物。同時期的梅克爾曾經一再表示，她可以想像自己「沒有從事政治，會有什麼樣的人生」，但蕭伯樂卻被所有人永遠視為那個「沒有政治就活不下去的人」。她公然表現出來的獨立和他那頑強的熱忱，是將兩人徹底分開，卻也一再將兩個人鏈結在一起的矛盾之處。

 

　　一九九一年間，身為婦女事務部長，梅克爾坐在內閣中最不重要的職位上。她必須為了爭取幾分鐘的發言時間，不斷向總理討價還價，以便能夠在內閣中推動她的政治提案。在婦女聯盟的支持下，她懇求當時位高權重的蕭伯樂幫忙疏通，請他無論如何將她的《以婦女利益為主， 一項可靠的婦女政策》以及刑法第二一八條（禁墮胎）修正案排進議程裡。蕭伯樂也認為這是聯盟黨團推出的第一批嚴謹的現代婦女法律，但他認為沒有必要讓這位年輕的婦女部長和她稚嫩的團隊去使喚他「替婦女地位帶來實質的改變」。這點梅克爾事先並不知道，畢竟她在政治這行待得還不夠久，她是外來人，在政黨內無以為家。

 

　　除了公務員體制中婦女地位的平等問題之外，議會黨團主席當前另有其他的一些問題要煩心：兩德統一帶來了沉重的負擔，經濟情況岌岌可危，對於稅收的提高、大量的失業率和社會福利保險危機的擔憂，正在逐漸取代統一的喜悅。

 

　　第一個立法會議任期對梅克爾而言是練習謙卑的時期，而蕭伯樂便是促使她學習謙卑的人。《明鏡週刊》在大約一年後的判斷是：「她所有的重大計畫完全沒有進展」。她並不服輸。她一次次地重新來過，失敗，再重新開始，偶爾也會有成功的確幸。

 

 

　　那些重要的政治人物、議會黨團主席和總理玩著嘲諷的政治遊戲，看後輩中誰能成大器，誰被允許升遷，誰會被剔除。在總理府舉辦的男士晚宴上，他們相互點頭肯定「那個小姑娘」處事條理分明。《漢諾威匯報》悄聲評論了這位女部長：「那表示，她在內閣中表現的很不錯。」她可以繼續做下去。

 

　　根據參與這些男士晚宴的消息人士指出：「無庸置疑，她和她的繼任者有著不同的樣貌。」年輕、來自圖靈根的克勞迪婭．諾爾特（Claudia Nolte）起初也是東德人才計畫的一份子，自一九九○年起擔任議會黨團婦女政策發言人，九四年後擔任聯邦家庭事務部長，但不久之後她被認為在這個職位上的表現太過軟弱了。從此就自議會上消失了，並於二○○五年退出政壇。

 

　　不同的是，梅克爾在下次選舉後成功拿下環境部，該部成立於蘇聯車諾比核災事故之後， 她的前任克勞斯．特普費爾（Klaus Töpfer）把該部發展成了德國的核能中心。越來越多基民黨成員懷抱著環保的想法，並且認同黨派理念。如今蕭伯樂和梅克爾彼此之間的工作關係和個人的價值觀越來越契合。蕭伯樂事後回憶道：「我曾經緊盯著她擔任部長以及代理黨魁職務時的表現，對她是越來越敬佩。」現在她有了幾項足以登上《法蘭克福匯報》頭條的話題：一九九五年以減少溫室氣體為主題的首次國際氣候高峰會、運送核廢料到德國東北方偏遠的戈萊本（Gorleben）儲存問題、夏季霧霾條例和生態稅。

 

　　她取得了許多次成功。在環境會議尾聲，為了通過京都議定書談判所擬定的《柏林授權書》（Berliner Mandat）就是她的功勞。

 

　　她提出了超越時代的建言。「現今的能源太廉價了」，她在接受《法蘭克福評論報》採訪時如此表示，並要求提高汽油、柴油以及燃料稅，雖然她後來在碰到反對聲浪之後，快速地修正了她的立場。基民黨在一九九八年大選敗落後不得不淪為在野黨，施若德結合社民黨與綠黨聯合執政的「紅綠政府」引進生態稅時，她極力地反對藉著生態提高稅收。

 

　　當時的梅克爾成為一名激進的環境政治人物，早已擺脫了科爾的陰影，轉而關注其他的議題，並且還贏得了議會黨魁蕭伯樂的尊敬，在基民黨中已經無人能出其右。兩人早有預感，柯爾會在一九九八年的選舉中落敗。兩人事前都知道，柯爾無論如何都會參選，而且會違背讓蕭伯樂成為繼任者的承諾。儘管蕭伯樂有幾次機會可以發動政變，但這位儲備總理自始至終並沒有這麼做。他一再表示，「我很忠誠」，對梅克爾亦是如此。他在等待，等總理大位被騰出來。然而政壇上的最高職位，從來就不曾空下來給消極等待的人。

 

　　當基民黨在一九九八年大選失利，蕭伯樂接任黨魁後，他任命梅克爾擔任秘書長。那是個革命性的決定。因為對一個不得不成為在野黨的執政黨而言，有許多老經驗、已有政治成就的黨團領袖們正在尋找自己的一席之地，但黨內的職位太稀少了。那些在政府輪替後沒有迅速讓自己成為話題、而是心存等待、希望被徵詢的人，很快就會被淘汰。

 

　　主要原因不是攸關誰能夠得到最大的辦公室、最多的幕僚以及議會中最好的席位。而總是關於自我與他人的形象。例如那些專長在財經領域的政治人物，如果敗選了，或是當選後卻流落到訴願委員會任職，那麼與其說他們關切國家財政前景是否繁榮，還不如說他們關心的是自己職涯的前途。

 

　　蕭伯樂正在迫使黨內有影響力的議員們接受這樣的命運，並保全梅克爾免受波及。他知道，如果基民黨成為人民未來支持的黨派，那麼就必須改革。他不想和前總理的老員工繼續耗下去。他親身經歷過科爾的總理優勢如何快速的消失。他也看到，基民黨在很多人眼中看來，就像是一位已經跟不上時代潮流的老姨媽，與時代脫節的程度甚大，甚至沒有人願意勸她再也別去村里的舞廳了。此時的基民黨需要創造新的話題，需要一張更年輕的面孔，讓黨內的女性能被看見，並且必須要開拓一條通往核心中央之路。因此，蕭伯樂詢問野心勃勃的安娜特．莎萬（Annette Schavan）是否願意承擔這個角色，可是當時有許多人認為她將順利進駐巴登——符騰堡邦的首府斯圖加特，成為下一任邦總理，因此她拒絕了這個提議。之後他問了梅克爾。她同意了。即使現在回想起來，蕭伯樂認為這是「在我任期內所做的最佳決定」之一。

 

　　社民黨和綠黨的勝選，向基督教民主的黨員證明了兩件事：他們的核心選民減少得有多快，以及吸引新的選民層支持的成功率有多低。越多學生從高中畢業並進入大學，日後就有越多的女性投入職場，人們思想也就越自由，越少上教堂。這個情況對施洛德和綠黨的約施卡．費歇爾（Joschka Fischer）有利，但對蕭伯樂和他的政黨就很不利。

 

　　新任黨魁蕭伯樂認為可以暫時抵擋這個趨勢一陣子，但是無法打破僵局。至少，基民黨需要找到一個新方向。他希望有人能夠用冷靜的眼光看待這個政黨。一位來自黨內組織和委員會之外的女性，一個過去沒有長年在各種派別、立場、團體之間斡旋調解的人。一個不受幾十年來記憶、義務和創傷牽絆相互影響的人。蕭伯樂確信，梅克爾他是選對人了。他要想交出黨團主席的位子，梅克爾應該是那位現代的女性行銷主管。

 

　　當然在一九九八年的十一月，他們兩人都沒有想到，正是這樣的工作分配和梅克爾自身的特點，會在一年後，不僅使得柯爾，而且還有蕭伯樂都黯然失色下台。

 

　　新的紅綠聯盟政府開始執政初期，因人事問題爭執不休以及半生不熟的勞工權益改革運動面臨了災難性的失敗，一連輸掉六場選舉。此時有些基民黨的人夢想著找到恢復權力的捷徑，但就在這個時候，一九九九年十一月間，前基民盟會計主管瓦爾特．萊斯勒．基普（Walther Leisler Kiep）無預警的被指控逃稅並遭到逮捕。奧格斯堡市的檢察機關懷疑他在一九九○年代初收下了數百萬的政治獻金，但卻沒有按照規定向稅務局申報。

 

　　這位基普並非黨裡的等閒人物，他可是基民黨中最傑出的人物。他出身於黑森邦最優秀的商業家族，曾經擔任過保險公司經理和監察理事會成員，擁有完美的國際交流天賦，還有總能感應出大批財源的靈敏嗅覺，使得他在基民黨更加閃亮耀眼。讓人驚訝的是，正是這樣一個所有人眼中的成功者、完美的外表、無可指摘的人，現在公開地受到撻伐。

 

　　這筆錢來自不久前在加拿大被逮捕的富商卡爾海恩茨．薛瑞柏（Karlheinz Schreiber），他是一名企業家、軍火說客，也是基社黨成員和巴伐利亞邦前總理弗朗茨．喬瑟夫．施特勞斯的親信，因涉嫌逃漏稅被德國通緝。隨著他的被捕，相繼揭發了黨內的捐款醜聞，不僅摧毀了蕭伯樂和柯爾的政壇生命，也幾乎撼動了整個西德的政黨聯盟。薛瑞柏等人在一九八○年代和一九九○年代以捐款方式，資助政黨附屬的基金會，或者乾脆將現金交給基民黨領導人物，數額高達好幾百萬元，不少人對於這件事略有所聞，並也從中獲得相對的利益。案發後，黨庫裡的地下現金系統和虛構的基金會逐漸地被揭露，這整個系統替長期缺乏金錢的政黨以及其主席提供現金。柯爾藉由這些錢來取悅市長們、郡縣議員和基民黨的官員們。薛瑞柏只是這眾多資助者之一，卻是最危險的那一位。

 

（本文為《梅克爾總理時代：從科學家到全球最具影響力領袖新典範》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梅克爾總理時代：從科學家到全球最具影響力領袖新典範》 Die Kanzlerin: Porträt einer Epoche

作者：Ursula Weidenfeld

出版：遠流

日期：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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