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雜誌記者海倫‧路易斯（Helen Lewis）評論了三本關於美國女性性解放的書籍，她提出一個問題：數十年來女性主義推動性解放，男女雙方同意的性行為不再成為禁忌，但流行文化中「性應該很輕鬆」、「性沒什麼大不了的」、「對性大驚小怪的人一點都不酷，還可能是卑鄙的審查者」的論述，則顯然不成比例的對男性有利，女性至今仍然不可能跟男性一樣享受沒有罪惡感與心理負擔的性事。

 

　　崔西‧克拉克—弗洛里（Tracy Clark-Flory）的回憶錄《Want Me》的副標是「一名性愛作家的慾望之旅」（A Sex Writer’s Journey Into the Heart of Desire），她提到兩位色情男演員湯米‧岡恩（Tommy Gunn）和查爾斯‧德拉（Charles Dera）的感情生活都受到工作的影響，因為太多女性看過他們拍攝的成人片，並要求「重現影片情節」，她們以為自己會被掐住脖子、嘴巴塞滿東西、被打耳光等等。然而，誰願意把工作帶回家呢？德拉說：「這些甚至不是我的性癖好，我只想去吃飯，好好吃一頓美食，然後再想想要幹嘛。現在世界上是沒有淑女了嗎？」

 

　　這段陳述，對路易斯來說，或多或少有點故做悲情，不過她認為換個角度來說也頗具啟發性。網路色情已經滲透到生活之中，對人們的性期望產生影響。對於20多歲出生在網路色情無所不在的環境的年輕人來說，這樣的影響更為明顯。現在的年輕人第一次接觸到性，並不是從文學小說中的描寫，也不是情色刊物的圖片，更不是早期的三級片，而是自由網路上面那些粗暴、鹹濕、極端的色情影片。毫無疑問，有些人在現實中的初吻發生以前，就先經歷過數位的虛擬性愛派對。

 

　　色情消費現在已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性解放已經成了無可挑剔的社會自由主義的象徵：如果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成年人同意且知情，無論他們想怎麼樣，其他人都無權發表意見和干涉。要是對此有任何微辭，馬上就會被認為是卑鄙的審查者同路人。路易斯認為，這是女性主義作家（無論基進與否）所面臨的難題：開明的價值觀──對未婚媽媽的歧視減少、接受同性戀、女性擁有更高度的經濟自主、避孕措施的可得性，以及落實同意文化──並沒有轉化成毫無罪惡感的樂園。人們對性的雙重標準依然存在，那些說「不好」的女孩還是被說成「冷感」，而說「好」的女孩也還是被說成「蕩婦」。一部分男人握有巨大的權利，而其他男人則覺得在新的性趨勢下，無論自己做什麼都不可避免地被定位成「壞人」。

 

 

　　阿米亞‧斯里尼瓦桑（Amia Srinivasan）在《性的權利：21世紀的女性主義》（The Right to Sex: Femin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中坦承她不願在女性主義理論課堂上評論色情作品。畢竟，雖然她對性很開放，但她覺得學生可能對色情是否壓迫女性的問題感到煩悶。她也認為一些「反色情女性主義者」的聲譽早已因為與宗教組織聯盟，藉由限制接觸色情內容的法律而一落千丈。

 

　　然而，她在《與我的學生談論色情》（Talking to My Students About Porn）這篇文章指出，她的班級對性的議題很感興趣，文章寫道：「我問學生，色情作品是否不只描繪了女性的從屬地位，還使它變得真實呢？學生回答，是的。色情片是否讓女性沉默，使她們更難拒絕不想要進行的性行為，也更難讓男性聽見這些聲音？他們回答，沒錯。色情片是否對於女性的物化、邊緣化，以及相關的性暴力負有責任？他們回答，正是如此。所有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這些不僅限於女學生的回答，男學生也抱怨在進行性行為時被要求做一些「例行公事」；其中一名男學生反問，如果把性想像成愛與互相，而不是支配與服從，這樣是不是過於理想化。斯里尼瓦桑的學生與色情演員的想法有著相似之處：湯米‧岡恩和查爾斯‧德拉與他們的同行只是渴望享受一場「普通的浪漫約會」，卻覺得自己好像有義務要進行極端粗暴的性行為來滿足對方。這些年輕人在網路色情自助餐環境成長，他們渴望著浪漫與親密關係，但這種體驗卻需要另一半的完全與熱情的參與。

 

　　當代女性主義作家凱薩琳‧安吉爾（Katherine Angel）在《明日性愛將再次美好：同意時代的女性與慾望》（Tomorrow Sex Will Be Good Again: Women and Desire in the Age of Consent）探討了這個議題，安吉爾認為「同意不足以代表完全思考過性」，還涉及到已吸收的文化劇本──包括無所不在的色情影片、安排設計好的動作與期望、以及權力關係。我們太狹隘地只聚焦在同意的假設，但「我們並不總是知道與確定，也不是總能說出自己具體想要什麼。」

 

　　我們所說與所做之間的鴻溝，使性成為一個無法抗拒的話題。路易斯指出，這些書都是在MeToo運動的陰影下所寫，作者們深入探討了這場運動暴露出來的矛盾：性是女性解放的象徵，而擁有拒絕性的能力也是如此。斯里尼瓦桑發現，我們的語言依然缺乏詞彙描述許多不符合強姦或性侵標準，但卻讓人不舒服的惡劣性行為，她寫道：「一個女人做著她不想再繼續進行的性行為，她知道自己有權力起身離開，但同時也知道這麼做就會被貼上『玩弄男人』的標籤：這裡所發生的不僅是矛盾、不愉快和遺憾，還帶有某種強迫的意味……對性別的性期望之下的無形壓力。」這些性期望影響了女性要回答「好」還是「不好」，正如安吉爾所寫：「女性存在一種雙重困境：說好很難，但要拒絕也很難。」

 

　　文化和政治對期望的影響究竟有多大？舉個例子，色情網站跟其他網站一樣採用演算法，Pornhub會推薦特定的影片給使用者，以建立品牌忠誠度與增加收入，這傳遞出一個隱含的訊息，好像所有人都能從中找到喚起性的東西。但我們如何才能從自己與其他人反覆接收到的東西之中，抽絲剝繭找出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 路易斯寫道：「沒有人的性慾存在於真空之中，不受資本主義所驅動的外部壓力影響。」

 

 

　　我們似乎習慣了這樣的觀點：今天的性劇本對女性不起作用，而且讓她們感到壓力，覺得自己好像要跟色情影片中的女性那樣除毛和順從才對。但男性呢？斯里尼瓦桑認為：「當然，我們也必須聊聊男性慾望的政治形成。」這幾本書以不同的方式探討了一種觀點：儘管傳統的異性戀統治模式可能適用於精英階層，但它在其他男性中引起了廣泛的不滿。畢竟，大多數人不是性慾的奴隸，大多數男人在跟女人做愛時，也希望對方可以享受。

 

　　然而，性涉及身體與心理的暴露，帶來了拒絕、嘲笑或失敗的可能性。在傳統文化中，男子氣概與力量緊密相連，所以如果性讓一些男人感到害怕，那他們也在努力辨識與應對這些恐懼，路易斯寫道：「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慾望作為失去控制的象徵，被堅持且持續地重塑為戰勝女人，對她們進行的詆毀與羞辱。這些是控制與權力的理念，男人用它們來懲罰女人，也懲罰他們自己。厭女的色情作品幻想把焦慮轉化為控制：彷彿能讓女人窒息的男人，才不會暗自擔心自己無法勃起。」

 

　　這種幻想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有性權利嗎？這個問題背後隱含的意思是男人有性權利嗎（很少有女性為性付錢，更少女性因為被拒絕而實行大規模謀殺）？斯里尼瓦桑探討了艾略特‧羅傑（Elliot Rodger）的案子，羅傑於2014年在加州艾拉維斯塔島（Isla Vista）瘋狂開槍掃射。羅傑是一個宅男，他的暴力是受到網路賦予他的理念驅使，他認為自己是「被拋棄與排斥，被迫忍受孤獨與渺小的存在，而一切都是因為女性無法看見他的價值」。

 

　　斯里尼瓦桑相信「沒有人有義務去渴望別人，也沒有人有權利要求被人渴望」，但她試著同情羅傑的處境，或者說至少同情羅傑被診斷出來的問題：種族主義與異性戀男子氣概的規範使他無法被渴望。斯里尼瓦桑認為人們的審美標準反映了其他方面的不平等。確實如此，例如約會網站OkCupid在2014年的報告指出，黑人女性從白人、亞裔和拉丁裔男性所得到的配對要比白人女性少得多，這種差異很可能是斯里尼瓦桑所稱的「性種族主義者」所造成。

 

　　然而，這面臨了兩種立場的矛盾──在個人層面上，性界限神聖不可侵犯；但在人口層面上，又變得好像是種族主義者（或恐變性者，或恐殘疾人士）。在這方面，斯里尼瓦桑對消除矛盾似乎抱有烏托邦式的夢想：假如稱職的自由主義者能發現每個人都同樣具有魅力就好了。

 

 

　　三位作家主要關注男性與女性的性別差異，她們覺得分析其中涉及的權力差異與歷史包袱很重要，她們也毫不掩飾地以女性角度書寫：除了生物學和文化意義之外，女性現在經常代表「公開談論性的群體」。在社交媒體上，女性興奮地公然把性感男星物化，然而，她們所使用的詞彙如果換成男性評論女性公眾人物時，卻又會被抨擊噁心低俗。路易斯寫道：「我們似乎已經準備好如何斥責男性慾望的言論，將其斥為更衣室裡的粗俗談話，不然就是那可悲的性需求。」

 

　　然而，性是需要誠實與嚴肅地探討的議題，而不是羞愧或尷尬，因為它跟個人與社會關係的基本問題有關：我們能根據自己的政治立場來塑造自己的性取向嗎？還是一旦房門關上，我們就註定要永遠虛偽？性是否被認為是一種身體需求，如同呼吸一樣？還是作為一項人權，跟言論自由一樣？還是作為精神上的連結，只有在它是關係中的一部分時才有意義？或者，它只是讓腎上腺素飆升的身體行為？其中一個框架的信徒所制定的規則能否適用於其他框架下的人？

 

　　路易斯最後寫道：「只要有些人比其他人擁有更多金錢、選擇和權力；只要生育責任更多落在另一半人身上；只要殘酷、羞恥和內疚是人類經歷的一部分；只要別人對我們保持神秘（同樣地，我們也對自己的慾望保持神秘），性就不會一直都是好事，而我們也永遠不會只渴望我們被容許渴望的東西。」

 

 

原文出處：Atlan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