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英制度，或者翻譯為「功績制度」，是一種取代貴族制度以決定誰更有價值獲得更多的系統。表面上，菁英制的競爭是相對公平且任人唯才的。至少體制內的贏家可以理直氣壯覺得一切都是自己努力的功勞，並且認為那些沒有辦法成功的人只是不夠努力。

 

 

文｜Daniel Markovits

譯｜王曉伯

 

　　老一代的菁英是以土地與（後來的）工廠來持有其財富。土地與工廠能夠產生租金或是利潤，而無需所有者花費任何勞力，並且往往根本不需要所有者工作。貴族時代的收租公因此可以不勞而獲。低收入的佃農或是低薪的勞工提供了所有的勞動，而遊手好閒的貴族階層卻取走了大部分的獲利。物質與金融資本讓其所有者完全解脫束縛。

 

　　相較之下，新一代的菁英所擁有的是培訓與技能。就某種意義而言，他們也是收租公。他們的確擁有資產：他們的培訓與技能，也就是所謂的人力資本。和所有的收租公一樣，新一代的菁英也是透過他的資本與勞動來獲取所得與利潤。但是他們之所以能夠致富並不是擁有什麼別人所沒有的祕密，而是在於他們這些醫師、律師、銀行與經理人每一工時所生產的價值遠超過不具特殊技能的勞工，而且他們的產出價值每一單位都是來自過去在培訓上的大量投資。菁英體制下的超菁英人士之所以擁有高薪，並非在於他們的努力超過常人，而是在於他們所積聚的人力資本的經濟價值。

 

　　菁英階層與貴族階層擁有的資本形態迥異，對他們生活所造成的影響更是完全相反，尤其是在自由度方面。與土地與工廠不同，人力資本所產生的所得──至少需要使用現代科技──是依賴持有人同時所從事的勞動。（即使超菁英人士僱用別人，也是需要運用自己的技能與培訓，例如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可能會僱用同行來輔佐他的案子，或是經理人會僱用生產工人來執行他的計畫──他可以將他的人力資產與別人的勞動相結合，不過他自己也必須隨同工作。）今天，這些富有的菁英都近乎工作狂，因為唯有這樣才能利用他們特有的財產。人力資本非但沒有讓持有人解脫束縛，反而對他們形成制約。

 

　　對人力資本的依賴使得菁英階層的負擔更形加重──這樣的負擔相對於長時間工作，儘管比較無形，但是卻更令人煩心。隨著菁英的收入與社會地位都越來越倚重人力資本，競爭也變得更為直接立即與個人化。菁英體制的競爭文化主宰了每一位菁英的外在環境與內在生活（希望與恐懼）。他們從幼兒學校一直到退休都被不得落後同儕的競爭壓力所淹沒。成就成為他們的構成要件，身為菁英那種出類拔萃的成就感如今已變成他們的全部。在一個成熟的菁英體制下，學校與工作主宰了菁英們的一生，他們根本沒有擺脫的可能。例如一位投資銀行家，兩歲時就進入聖公所學校（Episcopal School），接著是道頓（Dalton）、普林斯頓、摩根士丹利、哈佛商學院，最終進入高盛（Goldman Sachs）工作（他以在高盛的所得將子女送進他曾經就讀的學校），這樣的資歷正是大家夢寐以求的，而且可能也是他本人所期望的。

 

　　資產所有人在利用其資產時大都會無視其資產的本質與其固有的價值。甚至是貴族階層的收租公在利用其土地來獲得收入時，也不會顧慮封建制度下封邑對其爵位的意義。契訶夫（Chekhov）在其劇作《櫻桃園》（The Cherry Orchard）就感嘆追逐利益的行為「吞噬了其所經過的所有事物，並且將之轉變成另一種東西。」這座古老的櫻桃園最終所產出的最大利潤就是砍掉所有的櫻桃樹改建假日別墅──以自身的毀滅來凸顯過去生活方式的毀滅。

 

　　但是土地或工廠的所有人──尤其是反對封建價值的新任所有人（在契訶夫的劇作中是一位農奴的兒子），其實可以吸收或是完全不顧這樣的成本。是的，收租公所獲取的利潤可以允許他將個人的精力投入真正的興趣與志向──例如藝術、政治家，或者只是想當一位上流社會人士──而不必擔心其所得或是社會地位。傳統上的財富，包括物質與金融資本，不僅是容許所有人不需要工作，同時也可讓他實現自我。

 

　　然而人力資本的運作卻是完全相反，也就是說一個人的人力資本最終可能會對他造成威脅，形成勞動異化：此一觀念下的盈利體系對人力資本所產生的利潤需索無度，具有毀滅性的胃口。菁英體制對菁英們密集灌輸這樣的觀念，使得菁英人士的才幹與技能成為他最大的經濟資產，也是主宰他財富與地位的最大力量。為了利用這樣的資本來獲取利益與地位，菁英們必須把自己設想成是工具。為了確保其菁英地位，他們必須接受嚴格的教育與勤奮工作──培訓與發展別人珍惜的技能，然後在工作上努力達成別人的要求。事實上，他扮演的是資產經理人的角色，而其投資組合包括了他自己。

 

　　菁英體制將契訶夫所感嘆的土地商品化搬到人力資本身上。的確，菁英體制的文化把菁英所受的培訓與其工作商品化。菁英學校與大學把他們對學生的培訓打包成標準化，可以評估，甚至可以分級的單位（例如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美國大學排行榜）──坦白說，就是學位。與此同時，菁英的勞動市場也會把各項工作予以分級（例如銀行、顧問公司與律師事務所的排名，或是公司內部以收費時數做業績的審核標準），包括薪資在內。（高盛──超高級勞工的代表人物──甚至其人事部門改名為人力資本管理部）菁英體制將契訶夫劇作中貴族階層封地所遭遇的異化，轉置於其菁英階層身上。然而與貴族階層不同的是，菁英階層無法以其他的替代品來緩和與治癒他們的異化。

 

　　一個成熟的菁英體制要求菁英們充分利用自己作為攀升向上的工具，而菁英的一輩子都將承受這樣的壓力。菁英父母──儘管不願意，但也是自覺性地──允許子女的教育不是由實驗與玩耍主導，而是累積可以在日後進入頂尖大學，保有菁英工作的人力資本。菁英學校的教學完全圍繞著人力資本的累積，時時根據最新的教育科學趨勢調整其教學。即使是容許學生玩耍的學校，他們也會將玩耍成為工作的附屬品。有的時候玩耍本身就是一種工具，例如用來教導團隊合作，或是培養未來工作所需要的創造力。在其他的時間，玩耍則是受到嚴格操控。例如有一所菁英小學，老師會以「這一天的問題」要求學生在放學之前回答，但是並不會給予確切的解答時間。這樣的做法是為培訓五年級的學童如何在課堂上一心多用，以爭取額外的時間，或是乾脆犧牲下課時間。藉由這些方式，菁英體制把菁英的童年由一個消費基地變成生產基地，生產未來成為菁英人士所需要的人力資本。

 

　　菁英成年後在工作上也是採取相同的模式，不是把工作視做表現或實現自我的機會，而是提取價值的工具。然而當一個人的財富與社經地位完全依賴他的人力資本時，他根本負擔不起以自己的興趣或熱情來選擇工作──他對他的培訓與工作倚重之深，使其難以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追尋心中的呼喚，或者只是度假。與此同時，隨著薪資越來越集中在少數高薪的人員身上，支持高薪資的工作也越來越少。因此，一個人若是想得到菁英級的收入──或是只是想得到足夠讓他的子女能和他一樣接受菁英教育的收入──他所能選擇的工作範圍也十分狹窄，主要是集中在金融、管理、律師與醫師。至於中產階級所從事的工作，例如教師、記者、公共服務，甚至工程師，每一百個工作中還不到一個──或者可以說是根本沒有──其薪資能夠與菁英相匹敵。此外，如果某人的興趣是在上述領域，或是在讓人力資本回報率最大化以外的任何領域，他若是想追隨心中的呼喚，他只有犧牲自己或是子女的菁英階層。

 

　　因此，當面對這種兩難的抉擇時，要避免未來的失落感，最好的方式就是先拋棄個人對某些事物的熱情。這也說明了菁英體制的模式為何是前所未有的原因──菁英的工作場所充滿了寧願從事其他活動的人，但是由於他們的人力資本太過珍貴（尤其是對其所得與社經地位），使得他們負擔不起滿足個人的抱負。例如在學校唸的是英文或歷史，最後卻變成了銀行家；當初是受到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或是個人權利中心（Centers for Individual Rights）的感召才進入法學院的，然而最終卻成為一名商業律師。這也是為什麼菁英人士即使產生勞動異化，也會全心全意地一輩子堅持他的工作。菁英體制的不平等或許能讓有錢人財務自由，但是卻嚴格控管他們的產出。

 

　　一個人身處這樣的環境下，坦白說，就是任由他人宰制──他會秏盡自己，精疲力竭。一再受到評等與生俱來分級的生活，有如置身珠寶商的磅秤上，隨時都處於秤重的陰影之下。最糟的情況是這些菁英將自己的能量虛擲於追求所謂的本質上真正的價值目標，最終得到的不過只是毫無實質意義的榮譽。然而即使是最好的情況，菁英體制造成深沉的異化，菁英們靠著剝削自己與強行扭曲自己的個性來獲得優渥的收入。菁英學生深怕失敗，因此他們儘管公開嘲笑那些「金星」或是閃閃發光的獎章，內心卻是極度渴望能夠得這些代表成功的傳統標誌。至於菁英人士則是發現自己越來越難自他們的工作中找到熱情與意義。菁英體制的陷阱使得整個世代陷落到害怕失敗、遭到貶低的恐懼與虛假的野心之中：永遠感到飢餓，然而卻一直找不到，甚至根本不知道真正的食物何在。

 

　　菁英體制下的生產，是要求菁英利用自己的人力資本來獲取利益與所得，等於是將工作變成一個進行壓迫的地方，而不是讓菁英人士表達自我的場所。這樣的情況，實際上就是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十九世紀指出勞工階級遭到剝削的異化現象。的確，科技發展使得中產階級供過於求，同時也把擁有超高技能的人員置於生產的中心地位。菁英體制改變了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日益過剩的中產階級下降到流氓無產階級原本的位置，遭到異化的勞工則是回家仰人鼻息。

 

　　菁英體制的異化論是一雙面刃。菁英階層是自身人力資本的收租公，他們的自我剝削，不但使其成為受害者，同時也成為自我異化的媒介。再次強調，菁英不應該──也沒有權利──指望能夠享受到那些仍被菁英階層特權與利益排除在外的人的同情；但是菁英人士所受到的痛苦遠超過無法獲得同情的失落感，而且異化沉重的人力負擔無處不在。儘管物質與金融資本讓所有人得以擺脫滿足他人要求的壓力，但是人力資本卻將這些壓力完全集中在所有人的身上。

 

　　新一代菁英的致富之道與舊時代菁英靠著出身繼承財富形成強烈對比。舊時代下的傳統財富較能夠允許貴族階層表現自我，新財富──人力資本──卻使得菁英失去自我。菁英體制為菁英階層帶來心靈上的痛苦，使他們陷入存在性焦慮與深沉的異化之中。即使是再多的所得與再高的地位都無法減輕這樣的痛苦。

 

　　白領鹽礦坑

 

 

　　即使菁英有所成就，其中也透露痛苦與緊張──這是來自菁英體制競爭壓力下的自我壓迫。耶魯大學最近收到一封入學申請函，申請人為了證明她是多麼地用功，在申請函中提到她在高中時曾與一位她頗為敬重的法文老師交談，為了避免中斷此一知識性的對談，她寧願尿在褲子上也不去廁所。菁英大學的文化中充斥這種彰顯成就的作為，學生甚至為其取名──例如史丹福大學的「鴨子症候群（Duck Syndrome）」，指的是水面上鴨子姿態優雅，然而牠的腳蹼在水面下卻是拼命地滑水，表裡之間形成強烈對比。此外，根據哈佛商學院最近一項針對高階主管所做的調查顯示，一位受訪者驕傲地表示，「我晚上與我的孩子們共處十分鐘，效用要勝過我工作十分鐘百萬倍。」就十分鐘啊！

 

　　菁英人格的自我扭曲也有悲劇性的一面，例如加州的帕羅奧圖（Palo Alto）──當地成年人有五分之四都具備學士學位，有一半以上都擁有研究生與碩士的學位，而且當地家庭所得中間值是全國中間值的近三倍──是菁英體制下的教育樣板。該鎮平均花在每位學生身上的教育經費是聖克萊爾湖畔的近兩倍；帕羅奧圖兩所公立高中帕羅奧圖高中與岡恩高中（Henry M. Gunn High）的學生平均成績，居於全國SAT分數的前百分之十；有超過百分之六十的高中畢業生都是進入菁英大學，而且一年有四十位高中畢業生是進入史丹福大學就讀。但是帕羅奧圖的孩子們都是悲慘地陷落在菁英體制下必須「有所成就」的壓力之中。帕羅奧圖高中與岡恩高中近十年來已成為所謂的自殺學區，十年期的自殺率是全國平均的四到五倍。有些自殺案件是臥軌輕生，一位學生形容在課堂上每二十分鐘就可聽到的加州列車警笛聲，就像是「飢餓遊戲（The Hunger Games）電影中每次紀念小孩死亡時的砲聲」。

 

　　帕羅奧圖高中的自殺學區現象其實並不罕見。一般而言，今天富人區的高中學生吸毒與酗酒的比率都高於相對貧窮地區的中學，他們患有臨床顯著性抑鬱症與焦慮的比率也是全國平均的二到三倍。這樣的趨勢帶來嚴重的困擾。例如最近一項針對另一所矽谷高中的調查顯示，有百分之五十四的學生都有中度到重度的抑鬱症癥狀，有百分之八十的學生都有中度到重度的焦慮癥狀。而今天的大學生，患有抑鬱症的比率是千禧年交替時的兩倍。大學也面臨自殺學區的情況。賓州大學日前成立一個心理健康小組，以因應近來的學生自殺潮，根據該校調查，此一自殺潮與學生承受的壓力有直接的關係，在這樣的壓力下，學生「情緒低落、有疏離感，以及出現焦慮與抑鬱的症狀。」另外，一個由菁英教育人士組成的團隊（包括哈佛大學教育研究所）在其報告中感嘆，「競爭狂潮」已席捲入學考試，並且警告這樣的競爭嚴重威脅申請者的心理健康。

 

　　進入成年期並未為這些菁英的壓力帶來紓解。工作上的高度緊張使得菁英的焦慮達到頂點，甚至崩潰。菁英人士──不論是在帕羅奧圖、紐約，還是全國──都陷入工作狂熱。的確，菁英體制下的工作壓力之大，甚至使人可以不顧身體上的健康。例如紐約的一位初級銀行家表示他曾不顧自己的鼻竇炎，搭機去見客戶，導致在飛行途中耳膜破裂，結果他是在耳朵半聾又流血的情況下為客戶進行簡報，直到搭機回來才衝進急診室。一位前律師也有類似的經驗，他表示他事務所的一位同事在會議中途突然暈倒，她的團隊為她叫來救護車，然後在護理人員將她抬走後繼續工作。（這位同事最終成為合夥人，有人認為她的暈倒有助升職，因為代表她戮力從公。）有些銀行家甚至工作至死，高盛的一位分析師就因多天連續不斷地過度工作，不慎從高處跌落而死。這種在在顯示對工作近乎偏執的情況，往往在頂尖運動員身上較為常見：國家美式足球聯盟（NFL）的球星羅尼．洛特（Ronnie Lott）為了一場重要的比賽，不惜決定將受傷的手指截肢，以免要進行手術而錯過比賽。這些工作狂的菁英就是白領版的羅尼．洛特。

 

　　即使是對身體極盡保護的工作文化，也可能會對心理造成傷害。亞馬遜的辦公室要比倉庫安全得多，但是儘管如此，卻是更加無情與冷漠。該公司的「領導原則」要求經理們必須「努力不懈維持高水平」與「取得成果」。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亞馬遜要求經理互相挑戰，「即使會造成不安與摩擦」，而且還借用傳統上只有在邪教與極權國家才會使用的技巧──「大聲自我批評」，即使此舉會造成尷尬與難堪。亞馬遜的一位員工就表示，在這樣的工作氛圍下，「我所共事的同事中，幾乎沒有一人不曾躲在桌邊哭過。」另一位員工表示在最近的表現評估中，他的上司花了半小時持續不斷指責他欠缺技能與沒有達到目標，然而最後的結論卻是「恭喜你，你升職了。」

 

　　令人驚訝的是，其他一些熟悉內情的人士認為亞馬遜的情況並未過於誇大，也並非特例。相反地，這些觀察人士全都認為亞馬遜的情況可想而知，不足為奇，甚至可說是相當普遍。其他一些菁英工作場所──例如科技業、銀行、律師事務所、顧問公司，甚至一些大型企業與其他的「白領鹽礦坑（salt mine，意謂極端辛苦與壓迫的工作場所）」──其實並無二致。菁英的工作場所總是令人秏盡心力。

 

　　為了成為菁英階層的一分子，一個人必須能夠優雅地吸收自我剝削的壓力，或者至少能夠表現得堅定冷酷。最成功的是那些能夠不中斷地保持工作熱誠而又不致崩潰的人。菁英人士非常明瞭這一點，因此把耐受力作為評量其地位的標準，就像有閒階級以精緻優雅來評量其地位。亞馬遜告訴旗下經理，如果他們的工作「撞牆了」，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攀牆而過」。一位投資銀行家最近表示：「除非每週在公司工作九十小時，實在很難做一個稱職的中階副總裁。」一位在財星五百大企業的主管指出，滿懷抱負的經理在展現自己的才能與熱誠之後，終會面臨「終極考驗」：有些人最後筋疲力竭，因為一直在工作而變得舉止怪異……不過在上層的人都很聰明，他們瘋狂工作卻不致筋疲力竭。他們仍然能夠維持良好的心智與美滿的家庭生活。他們是這場比賽的贏家。

 

　　菁英階層所享有的物質優勢並不能確保他們的幸福，即使是超乎尋常的韌性也無法去除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所帶來的苦澀。悲傷與失落感正逐漸宰制菁英的工作與生活。調查顯示，今天有三分之二的菁英人士都表示，如果他們需要工作得更辛苦，投入更多的精力，他們寧願不要升職。祈求工作／生活平衡的哀怨之聲目前已響徹菁英的工作場所。

 

　　菁英的不滿導致美國的菁英體制走向所謂的「越南時刻（Vietnam moment）」。越戰時期，美國政府採行徵兵抽籤制，斷絕了以上大學為由延後服兵役的路子，同時也加重了富人家庭打越戰的負擔，結果是導致菁英階層最終也開始反對越戰。隨著菁英日益受到菁英體制陷阱的威脅，即使是富人也開始反對菁英體制的不公。史丹福法學院院長最近在寫給畢業生的信中指出，菁英律師目前正陷入劇烈轉動的滾輪之中：高報酬要靠更多的收費小時來支持，然而長時間的工作則需要有高報酬作為動力，不論哪一項增加都會造成另一項的增加，永無休止。他最終感嘆，這樣的循環到底對誰有利？真的有人會想這樣嗎？

 

　　但是，懇求並不代表規劃：當升職就擺在眼前，菁英人士只會接受，並為自己的新職位付出更多心血，工作／生活平衡於是變成一個虛無的口號，而不是實質的計畫。菁英尋求逃避菁英體制陷阱的努力，最終被該體制的經濟邏輯所擊敗：人力資本的所有人只能靠著剝削自己來賺取所得，或者是說要依賴光鮮工作的蘿蔔與晦暗工作的棍子。菁英體制下菁英人士無論獲得多少收入與財富，都無法提升他們的自由與幸福。相反地，這些有如浮雲的名與利反而使得菁英更加深陷菁英體制的陷阱內。

 

（本文為《菁英體制的陷阱：社會菁英為何成為威脅平等正義、助長貧富不均，甚至反噬自己的人民公敵？》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菁英體制的陷阱：社會菁英為何成為威脅平等正義、助長貧富不均，甚至反噬自己的人民公敵？》 The Meritocracy Trap: How America’s Foundational Myth Feeds Inequality, Dismantles the Middle Class, and Devours the Elite

作者：Daniel Markovits

出版：時報出版

日期：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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