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語言與情緒之間的關係近年已成為數個科學領域的研究重點，傳統觀念和社會心理學的理論皆表明，我們生活在互相連結的網路之中：我們不僅獨立思考，也與他人一起思考、一起交談、一起寫作、一起閱讀。外在環境影響情緒，也影響著內在的心境。印第安那大學的科學家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這些問題：「隨著時間演進，整個社會會變得更多或更少憂鬱嗎？是否可能從過去到現在書籍的用字遣詞變化來解讀集體的情緒轉變？」

　　印第安那大學資訊學與計算學教授約翰‧博倫（Johan Bollen）領導的研究團隊採用了嶄新的研究方法，結合了至少兩個領域的工具：大規模的數據分析與認知行為療法（CBT）。由於憂鬱症的診斷標準在過去40年才出現，這個問題似乎阻礙了縱向研究的進行。不過，認知行為療法提供了一種分析「認知扭曲」標記語言（一些過於負面的思考模式）的方法。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上的研究寫道：「語言與思考和情緒的關係緊密交織，從過去到現在的書籍字句顯示，近幾十年來認知扭曲的趨勢急遽攀升。」

　　研究團隊選擇從三種語言（美式英語、德語和西班牙語）尋找「被標籤為認知扭曲基模（CDS）的一至五個單字組成的短句（n-gram）」。這些單字和短句表達了負面的思考過程，包括「災難化」（catastrophizing）、「二分法思考」（dichotomous reasoning）和「妄自菲薄」（disqualifying the positive）等等。科學家在1855年至2019年出版的1400多萬本書中，發現這類字句的普遍存在。該研究控制了語言和句法在這段期間的變化，以及工具類和非小說類書籍出版量增加的情況（但並沒有區分文學類型）。

　　科學家在三種語言中都觀察到一種特殊的「曲棍球球棍模式」──從1980年到現在，憂鬱語言的使用率急遽上升。這段期間出現類似情況的時間點只有「鍍金時代」（Gilded Age，約為1870年代至1900年）的英語書籍，以及二戰期間及戰後出版的德語書籍。為什麼憂鬱語言會急遽增加呢？它真的可以代表集體的情緒轉變嗎？抑或只是歷史上被迫害的群體在過去四十年擁有了更多的出版機會，藉此對現狀表達不滿？

　　科學家非常謹慎地強調該研究「沒有得出任何因果關係結論」，但對這樣的現象他們有一套見解：「認知扭曲基模在美國的激增與1970年代末的情形不謀而合，當時的薪資逐漸追不上持續提高的勞動生產率。這個趨勢與收入不平等的加據有關，目前的不平等程度從1930年代以來前所未見的，大多數的發達經濟體（包括德國、西班牙和拉丁美洲）都出現了這種現象。」

　　其他被提及的因素還包括網路的快速發展及其助長的政治兩極化，尤其是「敵我分明」這樣的二分法思考，以及其他伴隨憂鬱而來的不適應思考模式。這種轉變或許足以解釋現代人得憂鬱症的比例大幅增加，而一位評論者提出了一種解釋：

　　「全世界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或正在經歷歷史性的大洪水：數十年間的多次經濟崩潰、房地產市場的鬼城（人口大量流失的荒廢城鎮）、持續多年的全球瘟疫、財富集中在0.01％的富人手裡、糟糕的勞資關係、阻礙工會發展與剝削勞工權利、警察軍事化濫權且毫無約束或訓練、無法負擔房貸也付不起高昂的房租、無止盡的戰爭。哦！別忘了還有一場億萬富翁的三方太空競賽，決定誰擁有最大最厲害的火箭。」

　　這些聽起來確實都像全球陷入憂鬱情緒的原因，但也可能剛好反過來：或許正是災難化的思想製造了真正的災難；二分法思考造成了無止盡的戰爭等等……。研究團隊指出，還需要進行更多研究才能釐清問題，但單從數據來看，「大量人口受到文化、經濟與社會的變化而變得壓力越來越大」。這些變化發生得更快也更頻繁，對人們日常生活所產生的衝擊也比從前都還要巨大。

原文出處：Open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