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60多年，露比・布麗基（Ruby Bridges）回顧了六歲時第一天上學的紀錄影片。這些影片拍攝於1960年11月14日，當時她並不知道這一天改變了自己的一生，也塑造了美國歷史。那天，布麗基成為路易斯安那州第一個進入全白人學校受教育的黑人孩子，但她的故事沒那麼勵志，反而還有點悲傷。

 

　　前往紐奧良威廉弗朗茨小學的上學過程可說是危機四伏：布麗基穿著漂亮的新制服、白色襪子和白色髮帶，身旁站著四個身穿西裝、高大魁梧的聯邦探員護送她進入校園，校門口等待她的除了攝影師和記者以外，還有一群充滿敵意的抗議者，大多為白人父母和孩子，他們對著布麗基說出惡毒的種族歧視字眼，並時不時高呼口號和揮舞標語，一塊牌子上寫著：「我的聖誕節禮物想要一所乾淨的白人學校。」還有一名白人婦女舉著自製小棺材，棺材裡放著一個黑色的娃娃。1964年，美國畫家諾曼・洛克威爾（Norman Rockwell）以此為靈感，創作出廣為流傳的民權運動代表作──《我們活在一起的問題》（The Problem We All Live With）。

 

　　這是意料之中的衝突。在布麗基出生前三個月，美國最高法院就《布朗訴托彼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做出具里程碑意義的判決，宣布全美各州實行種族隔離錯失的學校違憲。然而，六年後，南方各州依然頑固地拒絕改變。1957年，九名黑人孩子在阿肯色州小石城學校入學時便引起嘩然，艾森豪總統不得不指派聯邦軍隊護送孩子穿過聚集在校外的暴民。三年後，輪到路易斯安那州了，布麗基是通過考試進入白人學校就讀的六個黑人孩子之一，但其中兩個孩子退學了，另外三個在同一天轉學到其他學校，所以最後就只剩下布麗基一個人。

 

　　許多人從布麗基那天的行為看到反抗種族歧視的決心，但其實她當天不太清楚發生了什麼事，她回憶說：「我沒有意識到自己即將進入一所全白人學校上學，我的父母從來沒有對我解釋過。我跌跌撞撞地走進人群，住在紐奧良早已習慣每年舉行盛大的狂歡節，當天我真的以為是什麼大型活動，沒有必要為此擔心。」

 

　　60年後，布麗基重新回顧了那天的影片，她說：「這真是令人震驚與恐懼的過往，讓我產生以前從未有過的感覺……直到今天已經為人父母和祖父母，我甚至還無法完全理解怎麼會把自己的孩子送進這種環境之中。」

 

 

　　不過，布麗基似乎稍微能夠理解父母的決定，他的父母成長於民權運動以前，出生於密西西比州貧寒的佃農家庭，直到1958年才搬到紐奧良，她說：「他們小時候不能每天上學，而且都沒有受過正規教育。如果碰到收割莊稼或農忙時期，上學就是一種奢侈；這是他們過去不被允許做的事情，所以他們打從心底希望讓自己的孩子有機會受教育，得到他們不曾擁有過的機會。」

 

　　然而，布麗基的父母為這個決定付出了高昂代價，母親堅持讓她讀白人學校，但因此失去了家庭幫傭的工作；父親是在加油站工作的韓戰退伍軍人，也因為這次事件失去工作。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NAACP）在布麗基的事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們建議布麗基的父親為了人身安全，不要出外找工作，布麗基說：「這件事造成非常大的負擔，因為我是八個孩子中的老大，那時候父母基本上已經無法養活自己的家庭，所以他們只能依靠捐款和善心人士的幫助。」此外，當地商家拒絕為布麗基一家服務，甚至連布麗基的佃農祖父母也被迫從密西西比州的農場搬離。不意外地，布麗基的父母最後不堪壓力而離婚，她說：「我記得曾經寫過一封信給聖誕老人，請他把父親的工作還給他，父親沒有工作是因為我要去上學，所以我的內心不知為何對此感到有些自責。 」

 

　　上學的新生活也不輕鬆。第一年，布麗基每天都需要聯邦政府護送，因為抗議者總是堵在校門口，包括那個舉著棺材的女人，她說：「那時我經常做惡夢，經常夢見棺材晚上跑到我的臥室裡飛來飛去。」布麗基每天都要自己帶午餐，以免被人下毒；白人家長讓孩子退學表示抗議；除了來自波士頓的芭芭拉・亨利（Barbara Henry），所有老師都拒絕教布麗基，因此第一年亨利老師獨自教導布麗基，教室裡只有他們兩個人，她說：「我們都知道彼此必須互相支持對方。」

 

 

　　布麗基在校外還有另一個盟友：羅伯特・科爾斯（Robert Coles）。他是一名白人兒童精神科醫生，他親眼目睹校外的情景自願協助布麗基及其家人，每週都到布麗基的家裡探視，並開始研究廢除種族隔離對學童的影響。後來證實，布麗基上學第一天穿的新衣服是科爾斯的一名親戚贈送，以布麗基的家境完全買不起。

 

　　隨著時間過去情況也逐漸改變。在第一年的學期期間，一些白人父母開始把孩子送回學校上課。起初，他們與布麗基分開上課，她說：「校長是反對派的一員，她會把其他孩子帶走藏起來，這樣他們就永遠不能跟我接觸。」然而，在亨利的堅持下，在第一學期快結束時，布麗基終於被允許與其他六歲孩子一起上課，布麗基回憶說：「一個小男孩對我說：『我媽媽說不要跟你玩，因為你是黑鬼。』他說這句話的那一刻，好像所有事情都解釋得通了，腦袋裡所有的疑惑都明白了，我這才知道：教室裡沒有其他同學是因為我和我的膚色。所以我不能下課出去玩，這裡又不是狂歡節。所有一切都說得通了，這是一次非常突然的覺醒。今天我經常這麼說，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種族主義。」

 

　　布麗基後來意識到，這也能解釋種族主義的根源，她說：「如果在成長過程中我的父母告訴我不要跟誰玩──無論他是白人、亞洲人、西班牙人、印度人或任何種族──我會乖乖聽話不去跟他玩。這個小男孩並不是故意對我種族歧視；他單純解釋了為何不跟我玩的理由，這就導出了我的論點：種族歧視是後天習得的行為。人們將種族歧視傳給自己的後代，然後就這樣一代又一代地傳下去。那一刻證明了這點。」

 

　　第二年布麗基回學校上課時，風波基本上已經平息。校門外沒有抗議活動，她跟其他孩子在正常大小的班級裡上課，雖然主要是白人，但也多了一些黑人孩子。儘管布麗基對於亨利的離開感到沮喪（他們一直是一生的朋友），但整體情況已經有所改善。由於亨利的教導，布麗基說話帶著濃濃的波士頓口音，因此經常被她的老師批評──這名老師也是一年前拒絕教她的人之一。然而，每年有越來越多黑人學生進入這所學校讀書。儘管黑人和白人學生依然不會混在一起，但她畢業時校園內的種族隔離已經廢除了近十年。

 

 

　　布麗基畢業後並沒有職業規劃，她說：「我更在意的是如何離開路易斯安那州。我知道在家鄉以外，還有比我所接觸到的更多東西。」她首先申請了一份空服員工作，後來在美國運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當旅行代辦人長達15年，在此期間周遊了全世界。

 

　　在35歲左右，布麗基似乎已經滿足了流浪各地的欲望，於1984年嫁給馬爾科姆・霍爾（Malcolm Hall），兩人育有四個兒子，但她依然感到不安：「我問自己：『我在做什麼？我是在做有意義的事情嗎？』當時我很想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標究竟是什麼。」1993年，布麗基的弟弟在紐奧良街頭被人槍殺，好一段時間她照顧著弟弟的四個女兒，她們也在威廉弗朗茨小學讀書。1995年，現在是哈佛大學教授的科爾斯出版了兒童讀物《露比布麗基的故事》（The Story of Ruby Bridges），讓露比・布麗基這個名字再一次出現在大眾之中。布麗基解釋說，紐奧良人從來沒有真正探討她的故事，就像達拉斯人多年來從未談論過甘迺迪遇刺案那樣，她說：「你必須明白，那時候沒有黑人歷史月。我不可能拿起課本打開來看自己的故事。」布麗基自願幫忙推廣宣傳科爾斯的新書，走訪美國各地學校演講，後來它成為了一本暢銷書。幾年後，迪士尼製作了一部有關布麗基的傳記片，她本人則擔任顧問，她說：「我想每個人都開始意識到，我，露比布麗基，其實就是諾曼・洛克威爾畫作中的那個小女孩。」

 

　　對布麗基來說諷刺的是，如今威廉弗朗茨小學已經變成100％的有色人種學校。白人在1960年代中期陸續搬離，一部分原因是1965年貝琪颶風帶來的災害，但一部分也是地區的人口結構改變。現在這裡是紐奧良最貧窮的區域之一，犯罪率相對較高。不僅僅是紐奧良：「白人逃離」的情況使美國各地學校以一種變相的方式重新開始種族隔離。

 

　　布麗基認為這是下一場挑戰，她說：「就像以前那些人覺得不公平，就在民權運動期間努力讓法律改變一樣，我們必須重新來過。首先，我們必須看見它的重要性，因為我們的國家面臨著如此巨大的分歧，但要從哪裡著手呢？從很小的時候開始。所以我相信這非常重要，我們必須讓孩子有機會了解彼此：讓他們一起成長、一起玩耍、一起學習。孩子不在家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學校，所以我們的學校必須重新整合。」

 

 

原文出處：Guard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