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名為雪布尼查的小鎮，居民們慌張的收拾東西逃向聯合國維和部隊駐軍基地，阿依達的丈夫還有兩個兒子也在隊伍之中。然而人們卻被堵塞在基地門口，因為士兵宣稱裡頭人口已經滿載，而塞爾維亞共和國的軍隊則正通往雪布尼查，並打算往基地前進。危機迫在眉睫，長官面露不安，阿依達發現要想保住家人，她必須得行動。

 

　　《阿依達的救援行動》是一部殘酷的電影，殘酷在於片中並沒有任何的奇蹟，而只有現實。這個現實並非是說對當時歷史環境的重現，而是對於一種永恆情境的塑造，那麼奇蹟是什麼？奇蹟是一種神聖的偶然，這部片裡沒有什麼神聖的偶然，只有人與人間的談判。談判必須基於籌碼，所以電影一開始我們會看到，當地居民跟維和部隊的將軍的第一場會議就是如此。當地居民指責維和部隊辦事不力，導致他們得離開當地，將軍則對當地居民的反應莫可奈何，他說自己只是彈鋼琴的，負責傳達訊息而已。

 

　　「去他媽的彈鋼琴的。」

 

　　居民很憤怒，明明這裡就是聯合國劃定的「安全區」，為何他們現在得捨棄一切走出城市？

 

　　但他們也不能怎樣，想活命就得走，不然就留下迎接塞爾維亞士兵。這些士兵正摩拳擦掌打算為了替與波士尼亞軍和聯合國軍交戰中死去的塞爾維亞士兵復仇，他們不像聯合國士兵一樣有人道問題要考量，他們想動手就動手，反正他們在聯合國的故事裡已是十惡不赦，只要沒打輸戰爭，被抓到國際法庭，多幹件壞事又如何？

 

　　塞爾維亞將軍姆拉迪奇佔據了軍事優勢，卻要求荷蘭駐軍派人前來談判，姆拉迪奇說希望這件事能夠圓滿落幕，而那些躲在基地的人們，原雪布尼查的居民可以自由選擇留下與離去，他們也會派車協助居民離開。本來在基地意氣風發的荷蘭長官到了這裡也只能幫姆拉迪奇點煙，而阿依達的丈夫，一名歷史學者以及前校長，還有一名女經濟學家，也在談判隊伍裡，雖然這一趟會議根本談不上談判，而比較像是叫人來聽訓。

 

　　他們的學位與知識在眾多軍人包圍中一無所用，反倒是要小心自己的話語別太聰明讓舌頭被割掉。

 

 

　　阿依達之所以可以穿越隔絕難民與基地的大門進進出出，是因為她是少數能說英文與波士尼亞的人，她的價值在於可以作為談判的工具，這項翻譯能力就是她與人談判的籌碼。也是在此地，比起歷史學知識還有經濟學知識更有用的能力，最重要的當然是她是聯合國員工，與其他波士尼亞人身分有別。

 

　　在進行談判的同一時間，姆拉迪奇派遣的軍隊也前往基地門口，彷彿摩西過紅海一般輕鬆穿過洶湧的人群，基地士兵被帶頭的塞爾維亞軍官給訓斥，沒幾句話就不小心講出基地其實早就沒有戰鬥單位的資訊，其他塞爾維亞軍人則用輕賤的眼光看著穿著寒酸的荷蘭軍人們，並不時面帶輕蔑笑容。

 

　　電影緩慢卻有力的將空氣抽乾，使得觀眾也逐漸像是那些處在焦慮與擁擠空間的難民一樣感到窒息，攝影機輕輕一推，盡是人海，他們既不是維和部隊，亦非塞爾維亞部隊，只像是長了腿的紙箱，任人推擠、放置、壓扁且毫無聲音。

 

　　波斯尼亞導演潔絲米拉（Jasmila Žbanić）以一種相當克制的方式，盡可能透過阿依達之眼給我們演出了整件屠殺的來龍去脈，無論男人或是女人，無論老人或是小孩，數量是那麼多，處境卻又是那麼的卑微，人多就是力量？不，對於這些非武裝居民而言，人在真實戰爭中是如此渺小，以致於你看不到什麼英雄主義存在的可能。他們被不同軍隊呼來喚去，宛若畜群一般，在塞爾維亞軍隊逐步掌控整個聯合國基地後，有的甚至被偷偷帶到郊外去處決，不服從是死，服從也是死，然而人們總是選擇服從，因為死亡的恐懼以及生存的希望是如此有效的用來控制人心。

 

　　而這讓他們更容易被殺害。

 

　　隸屬維和部隊的荷蘭軍在前來的塞爾維亞軍隊前簡直像是童子軍，他們確實比較講理，然而在戰爭之中理卻一無所用，於是士兵將自己沉浸在無盡的文書工作上，或者諷刺的將自己關在戰情分析室要拒阿依達於外。然而其實整個基地早已沒有可以作戰的軍人，只剩下行政人員，他們都知道這裡已無希望，因為聯合國的電話總是打不通，支援總是不會來，他們只想回荷蘭，回到他們的祖國。

 

　　但他們絕不會告訴那些在外頭守候的人們：「你們已經被放棄了。」

 

 

　　所有在這場屠殺行動中駭人聽聞的事情都沒有被直接呈現出來，比如姆拉迪奇其實有默許甚至鼓勵士兵強暴當地婦女，甚至士兵還不只強暴婦女，連孕婦、男童、女童，亦不放過，無論是先姦後殺、或是殺了再姦亦或邊姦邊殺，甚至也有拿著槍要哥哥在眾人面前強暴妹妹供眾人取樂的狀況出現。人類的惡是如此充滿創意且深不見底，以致於虛構作品作者怎麼思考都無法想像的惡行真實發生在世界上，也使得諷刺塞爾維亞這塊悲情土地的《一部塞爾維亞電影》那樣的作品在歷史面前像是兒童繪本。

 

　　別擔心，本片裡沒有上述那些影像而，只有阿依達懷疑那些乍看要來協助居民撤離當地的巴士，她始終不相信那些巴士真的會安全的抵達終點，無論將軍姆拉迪奇如何承諾，或者在飢渴的人們面前如何大方的提供麵包與飲水，她都充滿著不安，因為總有蛛絲馬跡告訴她這一切有不對勁。

 

　　這些聳人聽聞的事件都被排除於視野之外，因為我們跟阿依達一同前行，阿依達是個明確的在當下者，她當然不可能知道事後進行調查出來的結果，我們看的到的是阿依達試圖抓住當下各種機會，救下自己丈夫還有兒子們的性命，甚至不惜順從基地長官，翻譯他的話，一同說出欺騙人們的話語。在睡夢中，她想起過去與丈夫還有兒子的快樂時光，正是這些時光支持著她向那些握有權力的男人們盡可能爭取一切，無論是要把丈夫拉近聯合國當地居民代表，或者要荷蘭軍隊把自己家人的名字放入撤退名單上，又或者是在最後階段帶著丈夫和兒子尋找一個基地內可躲藏的空間……比起片中許多放棄掙扎，陷入絕望的男人，她是如此堅毅因為她知道自己根本沒時間消沈。

 

　　然而在排除了眾多血腥與獵奇畫面後，導演還是跳脫阿依達的視角，以一場令人震撼的戲，讓我們知道那些包括阿依達的兩個兒子與丈夫的男人們，上巴士後去了哪。車停在一座學校，男人們從車上被趕下來，被槍指著抱頭被趕到禮堂去。禮堂外，孩子們正在玩耍，彷彿這裡沒有戰事。

 

　　「接下來，你們將看到真正的電影。」

 

　　對著抱頭跪在禮堂的男人們，士兵關上大門前笑著說，禮堂裡布幕是關上的，隨著門的關上，現場陷入死寂，有什麼東西要來了，布幕後面有什麼？

 

　　在須臾過後，布幕仍然沒有被揭起，也沒有投影機投出任何影像，倒是白色的牆壁上方的透氣孔，打破沉默，探出一支支黑色的槍頭。

 

　　外頭本來嬉戲的小孩們通通被嚇跑，在聲響停止後，一切再度回歸沉默。

 

　　觀眾什麼都沒有看到，但觀眾所聽到的卻告訴了我們一切。

 

　　阿依達的焦慮與緊張從不是什麼歇斯底里，而從一開始就是正確的直覺。

 

 

　　說到底國際是一種幻覺，良心是一種奢侈，辦一千次徵文比賽或者製一千張圖文宣傳，都無法扭轉武力不足而被啃蝕殆盡的結局，幽魂無法把人帶到海牙審判，屍體無法出面指證屠殺罪行，人們始終能夠信任的，只有手中的槍，還有具有共同信仰與國族認同的同胞。

 

　　「沒有了祖國，你什麼都不是。」這句話是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的名言，然而套用在本片人們的命運卻毫無不當，聯合國拋棄他們，荷蘭軍拋棄他們，剩下的人們毫無軍事能力亦沒有領袖帶領，基本只是一盤散沙，只能放低姿態，冀希望於征服者們的慈悲。

 

　　沒有祖國的人們是一盤散沙，而一盤散沙意味著任何強權都可以隨意擺佈他們，如同指揮官的沙盤推演，只有一個強權可以制止另一個強權，如同只有征服者可以制止另一個征服者。

 

　　然而征服者的慈悲永遠是首先面向自己的部下，然後是自己的子民，最後才是外來者，難民是失去祖國的人，這意味著任何有祖國為後盾的人都可以輕易從他們身上剝奪一切。

 

　　因此有的車會安全抵達安全區域，有的車則會徹底消失於世，隨塞爾維亞軍隊心情而定。

 

　　多年以後的阿依達到了學校任教，在成果發表會上，看著孩子們的眼神裡沒有恨，即便這裡頭有她仇人的孩子，那是當初帶隊進入基地的塞爾維亞軍官，現在他和妻子在台下笑著看著他們的小孩，像個一般的溫馨家庭，就像阿依達曾經擁有的那樣。他們現在所居住的正是當初阿依達與家人們居住的家，那裡有他們殘存的生存痕跡，並會隨時間徹底消滅。

 

　　2017年，姆拉迪奇在海牙法庭被判處終身監禁，然而在2018年，塞族共和國議會表決要廢除14年前的國際調查報告，因為他們不認為有死那麼多人。

 

　　真正的死亡是，連死亡的事實都被殺死。

 

 

電影資訊

《阿依達的救援行動》（Quo vadis, Aida?）－Jasmila Žbanić，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