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墮胎、性別平等與政府預算優先次序等重要的性別問題，女性和男性的觀點可能有所不同。然而，令人驚訝的是生理性別在這方面的平均差異通常很小，不少女性選擇支持有利於男性的社會和政治立場，但也有許多男性支持有利於女性的立場。

　　墮胎被視為女性問題，因為它侵犯了女性的身體自主權與生育權，而「支持墮胎」政策讓女性能夠選擇控制自己的生育，自由決定她們未來的生活。因此，女性比男性更支持墮胎政策似乎很合理。但如果理由不是因為宗教信仰，還是有部分女性反對墮胎，是否支持墮胎的立場遠超出生理性別那麼簡單。

　　蓋洛普（Gallup）於2018年至2020年在美國進行的民調發現，49％的男性和46％的女性自詡為「反墮胎人士」，而支持墮胎的男性和女性也觀察到類似差距，分別為46％和48％。在性別平等、性騷擾、醫療保險和教育相關的其他政策上，儘管兩性對這些議題的看法不同，但平均起來差異也很小——只有5％左右。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演化生態學教授羅伯・布魯克斯（Rob Brooks）試圖用「血親群體利益」的觀點釐清這種「悖論」，證明「如果女性擁有更多男性近親，那麼她更可能反對墮胎，理由是潛意識想保護自己近親的DNA傳遞」。同樣的，當男性獲知有重要的女性血親存在（特別是女兒）時，他們更容易主張性別平等。性別群體內部的社會和政治觀點的差異比想像中還要大。雖然人們普遍認為這是因為每個人的經歷不同，但布魯克斯的研究發現，人們不僅因為自身性別的利益而選擇立場，也會受到自己的血親性別影響改變看法。

　　一系列的研究表明，孩子的性別能影響父母的看法：例如育有女兒的男性執行長所領導的公司，往往實施更性別平等的公司政策、更可能任命女性高層或與女性合夥人合作，對公司績效也有正面影響；另一方面，育有兒子（而非女兒）的男性執行長所領導的公司，他們給員工的薪水福利不但沒那麼慷慨，反而給自己的薪水更多。

　　類似模式也能在政治領域看見。在美國，育有女兒的議員比育有兒子的議員更可能投票贊成「支持女性」的法案。在美國和加拿大，育有女兒的父母比育有兒子的父母更支持性別平等。

　　有時，這種影響在後代還未出生就已經顯現出來。一項研究發現，兒子出生讓父母的投票意向右傾，而女兒出生則讓父母的投票意向左傾。另一項研究發現，當父母從產前超音波得知孩子性別時，就已經開始產生影響。

　　1992年發表的研究發現，人們對墮胎的態度取決於自己有多少處於「有意外懷孕風險」年齡層的女性親屬，當年齡介於15至50歲的女性親屬越多，他們就越可能支持墮胎政策；反過來也是，當有越多處於生育年齡的男性親屬時，就越可能支持反墮胎政策。

　　這項研究啟發我們思考性別問題是否不僅取決於個體自身的性別，還取決於其他家庭成員的性別組成。人類跟其他動物一樣，通常更偏袒對自己近親有利的選擇。

　　布魯克斯的研究團隊提出了一個新的衡量標準「性別健康利益」，這不僅看一個人有多少不同性別的遺傳親屬，還要看他們之間的親緣關係有多近，以及還有生育年齡還有多久。有更多年輕女性近親（如女兒和姐妹）的人偏向支持女性，而有更多年輕男性近親（兄弟、兒子或孫子）的人則偏向男性。

　　馬勒克・富拉蒂（Maleke Fourati）在新南威爾士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收集了突尼斯人對戴面紗習俗態度的資料（尤其是強制戴面紗），這為布魯克斯的性別健康利益量表提供了早期測試的數據。正如預測的那樣，男性比女性更傾向支持強制戴面紗，但是兒子比較多的女性更可能自願戴面紗，而且認為其他女性也應該戴面紗。這些母親之所以採取這種立場，很可能因為這是對兒子（而不是媳婦）有利的政策。

　　在研究模型中，社會和政治態度的性別差異在成年期表現得最為明顯，那時一個人的生理性別對自身產生很大的影響。然而，隨著一個人生育能力減弱，他們現有的後代與其他親戚產生了更大的影響力。由於多數人的男性親屬和女性親屬趨近於相等，這意味著立場會朝著中心轉移。

　　這項研究當然有幾分道理，它存在著幾乎所有生物學對人類行為詮釋的基本假設：「人會為了傳遞自身、或與自身相近的DNA而做出任何事。」不過，形成社會和政治態度的利益糾葛從來都不容易追蹤，中間還有很多因素也會產生影響。該研究提出了一個有意思的觀點，生理性別不同並非一定存在分歧，有些人因為其他因素（家庭、教育或經歷等等）使他們的價值觀更傾向於支持異性，而不是維護自身性別的利益。

參考報導：Conversation